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在小区门口被要求测体温。过了两天,我们就被彻底封在家里。那段时间,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世人处境的险恶,这让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同时我又想到,那些应该得救的人,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没能留下来,是不是自己的罪也很大?!这些感受都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那段时间,我白天吃饭没胃口,晚上常常在半夜里醒来,睡不着。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在学法、发正念上调整自己,同时整理一些真相资料,上网发邮件。其间,给还没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几个外地熟人打了真相电话。
在我决定用自己的实名手机讲三退时,我的怕心上来了,一种无形的物质压着我。过了几天之后,我想灾难近在眼前,没有三退的人随时都在危险当中。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完第一个电话后,想不到一下子变的轻松起来,那种让我难过了几天的物质一下被师父拿掉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那几通电话我并没有连续打,是在自己心态比较稳的时候分几次打完的。虽然这次电话打的不多,但改变了我的一个观念:以前我不想让自己遭迫害的原因,是害怕让自己去承受痛苦,害怕自己的方方面面受到损失。而现在自己否定迫害的基点是为他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劫难之前多救一些人。
在小区解封后,進出不但要扫健康码,初期外出还限制时间。那时在大门口,街道、社区、物业、保安一帮人员,守着一个小侧门,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出去讲真相。第一次外出时,我骑车跟在一个电动自行车后面,也没有人问我,顺势我就出来了。当时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眼泪差点就要流下来了:“谢谢师父!原来大法弟子可以不扫码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我骑车走了好几站,一路上看到空旷的街面依然冷冷清清,偶尔遇到的人,都是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在一个药店门口,我跟一个买药的中年男子讲了真相,他痛快的退了党。我又告诉他,如果他家人同意,可以写在一元的纸币上退,也起作用,他很感激。
然后我去找同修,我相信自己能很顺利的進入同修的小区。果然,到了小区门口,正好有辆汽车要進去,我就跟着進去了。我和同修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高兴的聊了一阵,然后约好第二天出去讲真相。
从同修家出来,我以为自己出小区没问题。没想到在大门口,一个高大的小伙子拦住了我,让我扫码。我说自己不是这个小区的人。他说:“不管你是哪个小区的人,走这个门就要扫码,这是规定。”我只好拿出手机,他一看,就说:“你手机都没上电池,你是从哪里進来的呀?”我说:“我就是从你这進来的。”他一听就说:“那你走吧,不用扫了。”我就出来了。
小伙子这一拦我,我警觉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念着:“大法弟子不扫码,大法弟子不扫码。”到我家小区门口时,真是还没有人问我,我就直接回家了。
以后進出小区时,我就提前在心里默念几遍这句话。虽然每次都能顺利通过,但因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件事,我越来越感到心不稳,一要出门,就开始担心被扫码。
境随心转。果然,一天我回小区的时候,被一个保安追着大声喊:“扫码!扫码!”一连两天都是这样。第一次,我没理他,骑车直接就進去了。第二次,守在里面的那个女孩跟我讲:“你不用扫码,把健康码给我看看就行了。”我也就过去了。
这两件事发生后,我认为是一种干扰,所以再出门就念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1]然后心里再想:“大法弟子不扫码。”
但随后我意识到,自己不愿意扫码的背后,其实也有一颗心,而这个心是跟许多负面思维联系着的。比如:担心自己進出留下了记录;担心总在那个时间段开机打电话,被注意有规律的外出时间,等等。说穿了,就是个怕心,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对旧势力的承认。
我放下这个怕扫码的心,自己主动扫了几次,这反而让我有了一个平常心,变的放松起来。思想也变的简单:随其自然,能不扫就不扫,有人让我扫,我就扫。也不再每次進出门都背口诀,也没有担心这、担心那的想法。神奇的是,大门从此对我畅通起来,再也没遇到有人强要我扫码的事。
有一段时间,疫情有反复,本地不断传来复阳和无症状感染的消息,门卫管理松了一段时间又紧张了。我進出小区时,查前面的人,查后面的人,从没有人问我,我也没什么想法。
疫情的发生,使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鼓励、点化。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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