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1年3月7日发表）
黑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高国兰遭迫害经历
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高国兰，女，家住对面城乡长丰村，一九九七年有幸修炼法轮功，遵循李洪志师尊的真善忍做人，家庭和睦了，她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家人的幸福。”
九九年七二零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及创始人进行血腥镇压，炼功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乡村干部经常上家骚扰。
九九年八月节那天，对面城乡派出所职员刘成来到高国兰家说让她和两位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去一趟，职员李志成自编做笔录，强迫她们摁手印。二零零零年春耕期间的一个夜晚，只听外面有人敲门，把家里老小吓的不知所措，丈夫无奈把门开开，闯进来的是司法书记孙继华 职员李志成等人，他们跟丈夫说，你妻子是炼法轮功的，赶紧起来跟我们到乡里去一趟，明天就让她回来。就这样三更半夜把高国兰骗到了乡种子站的空房里，失去人身自由 ，上厕所得看管人允许，靠家人送饭，最无耻的是 把男女关在一个屋里 。一个农妇只因信仰真善忍，在春忙季节，被关在这里二十多天，丈夫用房照做抵押才让回家。
回到家后，她越想越不对，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日 依法进京上访，到了天安门正是降旗的时候，高呼“法轮大法好”话音未落，就被恶警连踢带打押上了警车，送到附近看守所，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下，恶警把棉袄扒下，将双手背铐在外面的铁柱子上冻半宿，然后把又带到屋里将双手背后铐上，逼她双手攥着电棍电，就听那电棍啪啪的响声，然后电腿的两侧和腿的腋窝，后将她反铐打耳光，非人折磨后送到双城驻京办。
 酷刑示意图：电击酷刑 |
对面城乡刘德坤和长丰村刘成江的前妻说将她们接回家，没料到竟然送到了双城看守所非法拘留，到看守所将她们腰带抽出，到走廊不让穿鞋，一个个光着脚走进监号，恐怖极了，三、四十人睡的是板铺，都得立肩不能翻身，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喝的是没有油的白菜汤，有时听到法轮功学员被打的惨叫声。
高国兰只因说句真话，却被关进牢狱里，在这期间村恶党书记刘成江 与村民刘广全、于长志、陈增富 到她家非法要二千元钱说进京上访罚款，这时丈夫没在家，村民刘某某把他找回家，丈夫与村书记刘成江说：“明天行不，我得去借。”刘成江说：“没钱就拉你家玉米棒子（他们已把玉米棒子堆旁的雪除尽准备好装车）。”丈夫急忙东挪西借将二千元钱交给了村书记刘成江，没有票据，后又要五百元钱说是接回家的费用，在狱里非人生活十三天。腊月初六村书记刘成江与刘成宝将法轮功学员们从狱里接到乡政府 受到司法书记孙继华的谩骂后回家，刚一进大门，看见十岁的儿子正在外面扫雪，迎接妈妈的回来。就这样一家得到团聚。
腊月二十三的晚上，又听到外面咣咣敲门声，把孩子吓得哭 ，闯进屋里十多个人，有孙继华、李志成、范东军、李井泉等人。高国兰女儿哭着说，“不许抓我妈妈”，他们不分说强行把高国兰带到乡政府非法关押。在这里上厕所得看管人允许，有时受到看管人的谩骂，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打，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双城看守所。当时她七十多岁的母亲，因老人正月初五过生日，亲朋好友姐妹们来她家看老人，女儿不在家，老人心情如何？
二零零三年的一个晚上，司法书记孙继华与村上高国庄等人再次非法闯入高国兰家，把柜箱翻个遍，最后把影碟机非法拿走。二零零四年春天孙继华等人再次又非法闯入高国兰家，将过年贴的真相福字门对撕掉。
黑龙江双城市万隆乡李艳芬受迫害事实
我叫李艳芬，女，五十九岁，是黑龙江省双城市万隆乡（原对面成乡）幼儿园的园长。因坚修法轮大法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就被无辜开除工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到黑龙江省信访办和省政府上访，在省政府对面请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这时来了一帮警察，把我们拳打脚踢强行推到一辆大客车上，把我们拉到双城市公安局院内，录像，逼着我们报出姓名、住址，然后把我们送到双城市第三小学教室，办了两个小时的洗脑班，不许再上访，不许再炼功，后又把我们送回原对面成乡政府训斥一顿，不许炼功，然后才让回家。
回到家以后乡政府派刘洪良（现此人已遭恶报，出车祸而瘫痪）到村支部，把法轮功学员都找到大队，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又派村里的李彦堂天天到法轮功学员家监视不许出门，晚上都监视，所谓的监控，使法轮功学员失去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六日，大队的盖兴发、校长盖兴才和教育办主任张术林三人连续找我签名。要求写不进京，不炼功的保证书，并用我丈夫的工作、我家的房子和口粮田做抵押。尤其当时的教育办主任张术林，把我叫到教育办逼迫我写辞职书，怕我进京连累他，所以各单位的领导在中共的株连政策下都怕丢饭碗子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迫害。同时又把我丈夫叫到教育办，张术林威胁我说，如果你要进京就连你丈夫的工作（中学教师）也给撤了。我丈夫听了马上大发雷霆，指着我的名字说：李艳芬你要走，你就走，你给我写一份离婚书，你走我不管。
领导要辞职书，丈夫要离婚书，使我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这时乡政府的党委书记王信和乡政府的一些负责人，赵福良、孙吉华、田春来、等全部都来到教育办，把我带到我家里，把母亲和三妹妹还有我老舅都找到我家，让他们劝我签名写所谓的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乡党委书记对我说：如果再不签名就得把你送走，当时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就哭了。
这时我家三间半房子屋里人已经满了，有中学领导，教育办领导，还有我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他们都劝我让我签名，我说为什么让我签名写保证书？我一没做坏事，二没犯法。炼不炼功是我的自由，进京不进京也是我的自由，进京也就是找个说理的地方，为什么打压法轮功，法轮大法教人心向善，做一个好人有什么不好，字我是不能签，保证书我也不能写，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就让我妹妹给我找衣服，让我穿好衣服送我走。
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乡政府（原想把我送到双城，但是双城不要我，让乡政府自行处理），并让幼儿园两名教师看管我。当天夜里又抓来七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天把我和七名法轮功学员扔到种子站，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一间大空屋子里面。由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看管着我们。没有自由的关押，也不给饭吃。睡在水泥地上。没有被褥，家里给送饭就吃点，不送就饿着。
乡政府主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孙继华、田春来、赵福良等时不时的就来骂我们一顿。有时乡干部喝酒，酒后就到我们这里寻开心，耍笑我们，侮辱我们的人格。最能侮辱我们的是孙占才、孔祥如，他俩值班时，把男女法轮功学员（三男五女）关在一房间里，把便桶放在屋里，把门反锁上，不许上厕所，不许外出，失去人身自由，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精神受到了极度的摧残，不签名，不写保证书就不放人。面对无理的对待，由于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是不写保证书。关押到五十五天的时候，乡政府干部找教育办的干部，由教育办主任找我丈夫，他俩把我送到单位，让我照常上班。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六日，我踏上去北京的列车，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十二月七日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被警察拖上了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押半天。又送到北京市平谷区看守所，先到政审科开始提审，提审人员让我说出姓名，地址。我不说，政审科和科长就用宽大的皮带猛抽我的脸，左右打个不停，打完后把那人累得直喘，问我到底说不说，不说我还用别的刑具，我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刑具，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屋里也不能说。就这样他一看威胁不住我，就把我送到看守所十四号房间里，我在牢房里绝食到第四天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所里的车，把我和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位男性法轮功学员往密云县里的大山里送，到半山腰司机就让我们三人下车，要把我们三人扔到大山中，经过我们三个人说了许多好话，被司机勒索二百元钱，这才把我们三人拉出大山，扔到大山边。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和家乡的五名同修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在天安门前高高地举起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天安门的警察连踢带打同时还用电棍击打。当时把我打昏在地，拖上警车送到北京市门头沟看守所，晚上五点左右提审让我说出姓名地址，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我都没说，然后警察就强迫我们撅着不许动，不许上厕所，五至六个小时，头顶着地。当时真的有点支持不住，有要昏死的感觉，到半夜一点多钟把我们送进二百八十号房间，我再一次遭到摧残和迫害，我们绝食以示抗议，可暴徒们利用所谓的“对生命负责的人道灌食”对我们实施更残酷的迫害，对我们所有绝食的法轮功学员都进行灌食，两名恶警两名彪形大汉把我们仰面朝天地绑在大椅子腿上，两名恶警压住我的身体，两名彪形大汉进行灌食。当时把我呛得昏了过去，不管恶警怎样野蛮折磨都无法动摇我的正信。这样我绝食了八天后放出。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坐上了回家列车。到家之后，乡政府干部听说我回来了，就到我家，问我是否到北京去了，还是到亲属串门去了，如果去北京，就把你的工作拿掉，如果没去就上班，这时师父的法就响在我的耳边，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到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去了，我又向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又说你不应该拿掉我的工作，我是一个好人，我到天安门正法，也不是做坏事，邪党书记王信说：现在就停止你的工作，明天就不允许你上班，就这样我被开除工作（幼儿园园长）一直到现在没让上班。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我乡一夜之间把我们法轮功学员又都抓进了乡政府，进行洗脑迫害，当天夜里我没在家，派出所所长和乡政府领导带领七、八个人翻墙闯入屋内，每人各堵一个门，恐怕人跑掉，所有房间搜查一遍没找到人。
第二天乡政府书记王信和乡长赵福良硬逼着我丈夫交人，我丈夫是中学教师，如果不交人就撤他中学教师的职，并撤他所在中学校长的职。丈夫怕连累他和中学校长，找到我之后一定让我回乡政府，我说我也没犯法就算是犯法了，他们不也把我罚了吗？不也把我工作开除了吗？为什么还要关押我呢？不论我怎么解释都不行，最后他在乡政府的高压下，眼含着泪水对我说，你快去乡政府吧，我实在没有办法。看着丈夫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想：我是一个修炼的人，首先要对别人着想，我进京几次不报姓名、住址的主要原因也是为当地领导着想的。我跟丈夫回到家中，带上行装由丈夫把我送进了乡政府的大食堂里，全乡的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
在合家欢乐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全乡法轮功学员都和家里的亲人分离，被关押在乡政府遭受着迫害。所谓的执法人员孙继华、赵福良经常骂我们的师父和法轮功学员。正月初七这一天乡政府干部李井泉和李秀全把我们法轮功学员组织到一起，强行让我们看天安门自焚伪案，我们一看就说这都是假的，都是胡编乱造的，纯属陷害法轮功。这绝对不是真的，法轮功学员决不能到天安门自焚，我们坚决不再看下去，他俩就强迫我们看，并侮辱我们师父和法轮功学员。强行给我们洗脑，想让我们通过看天安门自焚伪案，放弃修炼。刘洪良经常提审我们，强行转化，谁要想回家就得签字，否则就不让回家。我坚决不写“保证书”要求无罪释放，我又一次绝食。我绝食到第六天，也就是关押我到五十四天的时候，乡政府干部让我丈夫把我接回家中。
几次迫害我和家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被开除工作，丈夫提出离婚、卖房卖地，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差点儿家破人亡。
被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组织胁迫参与迫害我的相关单位个人：
乡政府：王信、赵福良、孙继华、田春来、李井泉、李秀全、刘洪良、孙占坤、
派出所：范东君、李志成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董文彦等人被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榆树乡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劫持到榆树派出所，进行一天的所谓学习和教育，强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白玉清、白焕礼、刘士杰、吴秀芹、赵富岩、董文彦、邢立华同其夫李宝、富景贤的老伴、韩金辉、范玉春及其妻子孙绍梅、曹显海等人。当时榆树乡的派出所所长是赵宇翔，而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是派出所的民警韩树波，还有吴振兴等人。在派出所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办班一天，后把这些法轮功学员每人罚二千元释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在榆树乡的法轮功学员董文彦为避免迫害搬迁到新宾县永陵镇去居住之时，榆树乡派出所依然同永陵派出所勾结对其进行迫害。
那是二零零二年的五月间，当时董文彦在永陵镇车站对面的理发店时，被永陵派出所的恶警曹思信、王海伟等五人绑架，并欺骗董文彦到其家看看，当时董文彦在永陵购买了一房屋。恶警把董文彦带着到其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去非法抄家，在董文彦的家中翻到一些法轮功的传单和大法书籍，遂将董文彦带到永陵派出所，戴上手铐，追问法轮功资料的由来。下午，永陵派出所的所长郭华伟看到董文彦说，你这是大案，得送走判刑，后来就将董文彦送到新宾县看守所非法拘留。
董文彦被送到新宾县看守所之后，当时看守所里还非法关押着李明延（下夹河人）等几个法轮功学员。董文彦在看守所被迫害三十多天后，被释放。又被永陵政府、派出所及新宾县的政法委勒索一万多元。
善恶到头终有报，而对善良的迫害必遭天谴。二零零五年七月间，原榆树派出所的所长赵宇翔，因心脏病而遭恶报死亡，年仅四十一岁。而永陵派出所的所长郭华伟，因勾结黑社会，在二零零八年四月间被非法逮捕，后被判刑二年，开除公职，遭了恶报。
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崔连清受迫害事实
黑龙江七台河市居民崔连清修炼法轮功，提高道德境界，却遭中共警察迫害，曾被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以下是她自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叫崔连清，女，五十六岁。我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后，多年不愈的肾炎、胃痉挛、偏头痛等病都好了。也知道怎么做人了，和婆婆及我单位同事的关系也融洽了，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
一九九九年恶党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编造谎言，无中生有，污蔑我师父，污蔑大法。作为亲身受益的人，我们就应该用我们的良知、良心去说句公道话：炼法轮功对国家、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在同年十一月中旬进京上访。我本想，政府不了解情况，我们去反映一下真实情况。谁知道中共邪党不让说话，在天安门广场把我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然后又劫持到七台河驻京办事处。我单位人接回本地后，又把我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三天。
二零零零年六月一天晚上，国安局科长陈举带领十多个人突然闯入我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十多本，又到我们另外住处非法抄家。同时绑架了我儿子（同修），安全局的警察非法传讯我二次，并威胁恐吓我说出谁与儿子联系了就放儿子。亲友传信也说全市都找遍了，不知儿子关押在哪里。我爱儿子，从小到大都没让他吃过苦，我多想他能早一分钟从牢笼出来呀，但我不能出卖良知，不能让别的母亲再承受痛苦，我哭了一天。安全局一警察对我拍桌子叫嚣：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特务机关。我当时心里既难过又害怕，但是我坚信一点：我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大法是伟大的，我信仰大法更没错。第二天安全局陈举非法传讯我，说想要拘留我。我说：你拘留我，我不签字，我没犯法。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由于中共警察企图迫害我，我被迫流离失所。在这期间，桃东派出所、新富派出所、桃北派出所，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四次。
二零零五年桃北派出所警察到我家骚扰，威胁不让我出去讲真相，否则就要如何如何。还有一次桃北派出所警察王洪涛指使治安员到我家非法要我按手印。
关于湖北郑玉玲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补充
湖北省赤壁市商业局法轮功学员郑玉玲，在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仅仅一个月后，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被迫害致死，中共恶党人员不准其家属举行葬礼、强迫家属将订好的酒席退掉。下面是她生前被迫害的一点情况。
二零零九年八月，湖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郑玉玲，她一来就是被单独隔离，有一次，她被打得大半个脸都是黑的。警察将她转到洗脑班（湖北省六一零洗脑班就在该劳教所旁边，实际该劳教所就是戒毒所）继续迫害，后来又被转回来，仍被隔离。听说她在洗脑班揭露该劳教所的打人罪恶。每天去食堂路过此门口时，看到她总是站在门后边。有一天中午，气氛紧张，将所有的门都关上，不允许任何人出去。从那以后再没有看到此她。当时包夹（警察雇用的打手）郑玉玲的吸毒人员有：李维维（盗窃加吸毒），覃红（从武汉劳教所调来）曹智秀（同音）后来又加上胡小红，大队长是汪勤。
郑义明被吉林德惠市公安局和新惠派出所迫害的经过
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郑义明分别于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二年两次被当地恶警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正月，郑义明进京为法轮功鸣冤，在北京信访办门口被北京市公安局绑架，送到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由德惠市公安局政保科警察接回，非法关押在德惠拘留所。不到半个月就被德惠市公安局送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五日，郑义明正在德惠市二商店自家租的柜台卖货，就因为说一个“炼”字，被德惠市新惠派出所警察魏保川和外号叫“祥子”的片警，和另一名警察（姓名不详）强行绑架，然后又到郑义明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多本，然后又拼凑捏造材料，将郑义明非法劳教三年，强行送到九台劳教所，并强逼郑义明签字。
郑义明在九台劳教所郑义明被迫超负荷劳动，被迫害出心脏病，走路艰难，扶着墙走路，曾经昏过去多次。二零零五年三月九台劳教所才把重病缠身的郑义明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