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做师父的弟子

二十五岁那年，我的身体和精神处于极度衰弱的时候，幸遇法轮大法，当我看到“真、善、忍”三个字内心一震，层层层层心房的门被震开了，那种灵魂深处震撼的感觉不可言表。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十二年过去了，特别是八年的正法路上，多少风风雨雨、生死关头都没有改变我的心，那颗对师对法坚如磐石的心；也改变不了我的心境，得法后那种安稳而幸福的感觉。虽然我没有见过师父，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位伟大的师父，何所惧也。

一、师父的加持让我闯过了一难又一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迫害开始，空气中弥漫了血腥和恐怖。家人非常害怕，要我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恶毒谎言放弃修炼；「六一零」胁迫公安三天两头到我单位“了解情况”，逼迫我交书，写保证；在公共场所炼功随时都会被绑架。

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大法清白、师父清白。因为迫害指令来自于北京中共中央，只有到北京信访办反映真实情况，事情才有可能发生转机。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诚心的说服家人，要到北京上访。大法洪大的慈悲感化了固执而害怕的丈夫，他居然答应了并多拿些吃的食物让我带着。当我跨出家门的时候，我觉的一身轻飘飘的，我悟到放下名、利、情时，身体很舒服。

一同修的妻子举报了我们，我们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遭到当地公安的绑架。因为修炼大法，外表柔弱的我一身正气，走到哪真相讲到哪，看守所里的犯人很照顾我，我没有象其他犯人一样遭受殴打。

晚上我照样起来炼功，老鼠穿梭不停、叽叽喳喳的叫，时而跑过来啃我的脚趾头；值班的干警厉声的呵斥；巡逻的小武警用枪来吓唬我。我平静的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受益于大法的，我有锻炼身体的权利，大法是被冤枉的。

二十天后，另二位被公安勒索了四千和五千元钱，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了，公安也胁迫我家人拿钱来，否则不放人。我悟到：我没有犯法，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正的，应该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符合贿赂、黑箱交易这种败坏的理？我跟师父说希望家人知道我的心意，不能纵容他们犯罪，敲诈好人的钱来迫害好人。公安不甘心，提审时，唆使我打电话要钱，我智慧的揭穿公安的阴谋，告诉家人不要担心我。

第三十一天，我被释放，在看守所办公室，公安要我在所谓的“取保候审”单上签名，我说：“如果是拿钱买的，我不回去。”回头拿着被盖准备往回走。周围的人都很着急，丈夫踢了我一脚说，不是这样的。回家的路上，丈夫掏出存折和满口袋的钱告诉我，这一天是怎样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的，如果还不放我，就准备花钱了，别人被放出去的时候象飞一样，而我却……。我笑了，深深体悟如果我们走的正，师父会帮我们。

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长假，我们六人坐汽车绕道终于到了北京。我们打听信访办的地址，可是信访办的牌子都摘了，卖杂货的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抓法轮功，一车又一车，两边街道排的很长。三天过去了，有三人支持不住回家了，我们三人一致认为到北京来就是要证实大法。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人们悠闲的游览，交谈，休息……我闭上眼睛，盘上双腿，仿佛一切都凝固了，只剩下美妙而殊胜的神通加持法。两个警察把我架起丢進警车，周围围满了游客，继而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在广场前门派出所我见到了很多大法弟子，然后一波一波被各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带走了。我拒绝回答姓名和地址，我来的目地是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归还我们炼功的自由。我不希望家人和单位受到无辜牵连。凶神恶煞的警察给我上“背铐”（背宝剑似的一种残忍的手铐方法）。还要我仰起头，马步站桩站好。恶警用脚踏在我的大腿上，不停的摇晃着我的双臂，越摇手铐越卡紧；时不时对着我的胸部左一拳，右一拳。门外進来的一恶警咬牙切齿的给我一个“飞毛腿”，另一个点一支烟塞在我鼻孔里。我无怨无恨，始终保持修炼者慈悲的胸襟。烟熏的我眼泪直冒，剧烈的疼痛使我头昏目眩，大汗淋漓。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心想哪怕手铐松一点点都好。我心里一遍遍的念着，“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我不觉的疼痛了，身体飘飘渺渺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的时候，手铐已经被打开，一个善良的警察要我不停的活动五个手指，不然会残废的。后来左手大拇指三，四个月才完全恢复知觉。第三天，恶警又准备用刑，一丝后怕的感觉在我心里闪过，警察大概知道我是湖南的，因为我的同伴已经说了。（后来悟到我还是希望自己吃苦解了这次魔难，没有意识到迫害本来不应该存在。）

我第二次被非法投進市看守所，两间女号关了十三位大法学员。我们默写，背诵《转法轮》、《精進要旨》和《洪吟》，大部份犯人和我们一起炼功。一个月后突然传来丈夫要求离婚的起诉书，回忆和丈夫在一起的往事种种，凄切和忧郁就会萦绕在心头，而且这种物质经常向我袭来，欲罢不能。一天师父的一段讲法浮现脑海，是呀，我还在留恋过去美好生活，心里想着它。

我坦然的走向法庭，讲述着我是如何用“真、善、忍”的准则对待家人，对待工作、对待社会的。如果丈夫要离婚，都是因为家人无法承受这场迫害造成的，而我是不可能放弃修炼的。在场的人转变了态度，露出钦佩、亲切的笑容。法庭没有判我们离婚，六十六天后我被无罪释放，但单位因为我坚持修炼受到了牵连，无理开除了我的工作。

回来后，我又开始向各级政府部门写信，向世人寄真相资料。一次，我在十字路口邮筒投放了七、八封信，被蹲坑的恶警注意了，市政保股公安怀疑是我，因为我曾经向市委书记写真相信，市委书记下令要安全局调查过。晚上，他们又非法来抄家并把我绑架到政保股办公室提审，我觉的不能这样被非法扣押，深夜三点左右，我从二楼窗口空调铁架攀援到电线上，再跳下来跑到同修家告诉这些情况，然后坐火车到了广州一老年同修家。

我们大量的寄真相信，每天都是上百封。老年同修怕收信人因为各种原因收不到信，造成真相资料的损失，故而坚持要留自己的地址。当向公安局、公安厅、政法委寄信的时候，我悟到这样太危险了，可是同修不听劝告。

我只好到另一同修那里，当晚我们接到了师父的新经文，第二天上午，我返回来送新经文，看到老年同修不停的折叠资料、贴邮票，我忍不住又来帮忙。一个小时后，来了十多个警察非法抄家，我们都被带走。提审时，我用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大法的美好，请他们释放老年同修。一个月后警察找不到任何迫害我的所谓证据，只有当作没有身份证的“三无人员”遣送。

我被遣送到广州收容所中转站，收容所的饭菜质量很差，每天两次十分钟的吃饭、放风时间。我们发现了一间靠边的小屋子里非法关押着七、八个大法学员，还有一个不到九岁的男孩，当时已经十一月份，还穿着夏天的短袖衣衫，原来她们都是到京上访拒绝告诉地址、姓名的，已经三个多月不准洗澡、刷牙，不准离开小屋半步。

我争分夺秒为她们默写经文，利用放风时间告诉她们外面正法的形势。第三天，我要被遣送到下一站。上午，我没有吃饭就跑到那里，看着她们亲切而坚毅的样子，告诉她们师父又出来给我们讲法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头一句是：“久违了！”我哽咽着，久久吐不出这三个字，泪如雨下。

点名的集合铃响了，我还没有说完；第三遍铃响了，我脱下身上的薄毛衣塞给她们，急速冲下来。咆哮的女警当着一百来人的面发疯似的暴打我，我的嘴角鲜血直流，左手小指被打折，半年时间才恢复正常。

从收容所保出来，因为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我回到了家里。丈夫执意要离婚，我不忍心家人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因为办离婚到原单位开证明，暴露了我的行踪，当单位纪委书记向前夫打电话确认我所在地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但是我没有离开，只是希望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公安又来非法抄家了，我第四次被绑架到看守所。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越来越多，我们写信向上级领导呼吁，要求无罪释放。他们除了要我们放弃信仰之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临近新年了，我们被迫绝食抗议，他们采取野蛮的灌食，有一个同修被灌到肺里去了。

邪恶越来越猖狂，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一场骇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了人们更大的仇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劳教。看守所只剩下我一个了。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劳教所，这里当时非法关押了五、六百大法学员，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看守所，然而乐观的心态使我无所畏惧。我们天天面临着监视、洗脑、虐待、体罚、手铐、电棒……无休止的车轮战术，每天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有许多学员迷茫了，相信了邪恶的谎言。在最善和最恶的交锋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坚修的大法弟子，她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共同开创环境，讲清真相，传递经文，炼功，发正念，太多太多的事情，可歌可泣啊！在此我不便一一述说。我只想略举两例在魔难中师父是如何呵护弟子的。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送到“转化队”，队里一、两百人都是写了“三书”，被所谓“转化”的。每个房间安插一个坚修者，恶警伙同被“转化”的邪悟者采用各种手段对付坚修者，如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面壁，罚蹲，摔人，剁头，“趴蛇皮”……并宣讲各种要转化的言论，形形色色，没完没了。每转化一个学员哭声一片，掌声不断，唱卡拉OK，高喊《同一首歌》，那种感觉就象唐僧進了妖魔洞。

第八天，她们强迫我原地不动站着，一群人围着我瘙痒，剁什么狐狸头、猪精脚，并用恶毒的语言挖苦、讽刺我，我心中默念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正压百邪”（《转法轮》），“法正乾坤”。我用力挣脱，她们无法得逞。我想：这样凶险的环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但是天地为证，今生我如果背弃师门遭天打雷劈。此念一出，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好象坐在鸡蛋壳里，一动都不能动了。她们害怕了，以为我被整疯了，用手在我眼前使劲的晃，我连眼球都不动了。

定了三个来小时，我想上厕所，抬腿就往外走，她们只有傻傻的跟着。此后她们不敢对我施暴，把我撂在最后一个房间，不准我接触其他学员，怕我帮助同修识破谎言，清醒过来。二十天后我被转到“严管队”。

师父新经文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大法坚不可摧》），我们悟到不应该被非法关押，但是如何彻底否定邪恶还是模糊，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采取绝食抗争。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们在“生产队”的三位同修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七天后，我被强行抬到医务室输液，我想象自己神的一面起来正法就力大无比，邪医把我手脚成“大字形”绑在床上或把我手脚铐在长排木凳上都不能得逞，我不断的拔掉针头，大声揭露恶警手段毒辣，揭露邪医在吊瓶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冬眠灵”和“冬眠一号”使大法弟子变的痴痴呆呆的卑鄙行为。

几天后，邪恶按住我强行灌食，十多个人摁住头、嘴、手，脚、肩膀、胸部、肚子，用削尖的竹筒使劲撬牙关，撬的满头大汗还是不开。队长魔性大发，叫来两个男特警，有一个不参与，另一个发狠的撬了三次也不开，连摁住我的吸毒犯人都不忍心看下去，眼含着泪侧过身。

队长大声训斥，要她们紧紧的压住我。人性全无的特警恶狠狠的说：“我就不信撬不开。”我紧紧咬住牙关，只想着：挺住，挺住，战胜邪恶！牙关没松，可是下颌三颗牙齿被连根拔起来，两颗掉在外面，另一颗和着食物、鲜血灌到胃里。上颌有两颗牙齿也差一点拔掉。出了事故，从上到下的邪恶一边装着和善的面孔道歉，稳住我，一边把我隔离，掩盖罪恶。

我中了邪恶的奸计，二十天后停止了绝食，等我稳定下来，它们又露出狰狞的面孔。象以往一样，虽然大法弟子一直抵制被非法奴役，但还是要和其他劳教人员到生产车间，直到晚上十一时。我开始不配合上车间，她们抬着我去，我就一路高呼：“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到车间大声背《洪吟》，吟唱《普度》、《济世》曲调，我声情并茂的讲述“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其它对大法的恶意造谣；讲述她们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四百人的生产车间一片肃然，很多人在流泪，很多人暗暗竖起大拇指。三天后，我们不用上车间，在寝室可以随意学法、炼功、发正念。

二零零三年三月，邪恶再也关不住我了，近一年后，我终于脱离了魔窟。

二，全力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本地「六一零」要求单位把我接回送到“洗脑班”，单位每天支付九十元的昂贵费用，一个月就是二千七百元。一贯的事实使单位领导看到其实他们跟我一样是受害者，而我在哪里都是讲清真相，揭露邪恶。

二十天后，他们联系我农村的父母，用小车送我回老家，年迈的父母燃放着鞭炮，办了四桌酒席迎接我，为坐牢的女儿办酒席，这在当地是闻所未闻。顺理成章我给席上所有的亲戚送去大法的福音。

在老家一段时间，该讲的真相差不多了，也帮助了一些放弃者树立信心，妈妈、弟弟、弟媳都相继走入修炼之路。我悟到应该给单位领导、同事讲真相了，因为旧势力实施迫害的口号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失”，开除工作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恢复工作，但基点要摆在不是为了恢复工作而恢复工作，而是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世人头脑中邪恶的因素清除了，其它方面也就“无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学法〉）了。

讲真相真是打开一切的金钥匙，事情進展的有些眉目了，而且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主任把中共实施迫害的秘密文件拿给我看，帮我出谋划策。单位上下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几个回合，单位最高领导表态：只要市「六一零」同意，我们就好交待。

我实在不愿意到那里去，转念一想，这不是近距离发正念的好机会吗？出乎意料，我顺利拿到了“同意”字样的证明，单位也很快给我办理了恢复工作的手续，发下岗工资。二零零四年底，单位全部工龄买断，我拿到将近三万元的买断工资。“衣食住行”有了保障，做“三件事”也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

我租了一套房子，做了半年的保险工作，后来跑建材业务，然后又去任教，工作非常自由，除了维持自己简朴的生活外，其它的时间都用在救人上。我把这种看似平凡而又神圣的职责贯穿到我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

发资料，贴不干胶，写真相标语，寄信，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护身符，有外地同修跟我办事一回，感慨的说：“你们这里讲真相公开化了。”《九评》出来后，我开始劝“三退”。

在二零零五年，除个别外，我知道的亲戚基本上都劝退了，碰上的有缘人我会采用各种方法打开他们的心结，很少遇到难以劝退的，而且我劝退大部份世人愿意用真名。我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没有观念和怕，世人是很乐于接受真相的。师父肯定真相币的作用后，我用出去的钱几乎都写了真相信息；连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在外面做真相。有同修借用师父的话：“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转法轮》），我理解这是师父讲法时告诉这样一个理。但是为了“得到”才“付出”，总有一点不纯的因素。我认为这是做弟子的本份，就好象太阳光普照大地一样，那样自然而然，不求回报。

因为同修的信任，我还担任协调资料点、传递资料，收集材料，撰写稿件的工作。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地一重要上网、资料点被破坏，主要协调人被非法判刑，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事情繁杂，找我的同修多，学法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执着心涌上来――干事心、着急心、争辩心、妒嫉心、怕被冤枉的心等等，和同修也有过各种矛盾和冲突，我相信大法象一炉钢水，这些木头渣儿终究会熔化掉的。

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以前认为要恢复家庭（现在的认识有所改变）。因为邪恶造谣说：你们不要家庭，不要孩子。很多熟人，朋友也说：学大法失去家庭，还要遭受那么多的魔难，我做不到。他们对大法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对弱者的同情，而不是升起敬佩之心。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和另一遭受离婚迫害的同修组织了新家，我们在师父面前约定：结婚的目地不是为了过常人生活，而是要互相帮助、更好的配合做“三件事”。

由于资料点的任务过于繁重，邪恶方方面面的干扰很大，资料点遍地开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懂技术的大法弟子又少，所以我下定决心加入進来。利用婚假，我和丈夫跑到广州买来了电脑，一拖五的刻录机等设备。丈夫懂得电脑的基础知识，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拼音基础扎实，以前学过打字，刻录机也知道使用，这样我们互相补充，资料点马上运转起来。

我们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发邮件，编辑、制作光盘母碟。因为丈夫有固定工作，制作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身上，有一段时间，周末两天就要赶制二千张资料，每个星期还要刻碟，打文章、打大量的“三退”名单发表，还要协调些事情。我忙的没有时间学法、炼功。身体累，心也累，同修不理解就更累。

还是要让更多的同修参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把刻录、打印资料交给愿意做的同修，因为这些技术容易掌握，只是做的时候花点时间。我就做一些难度大，技术性强的事情。

我学电脑的过程很神奇，我并不花时间掌握很多技术，而是当大法需要做什么的时候，发挥自己的特长，试探着做，慢慢摸索一下就自然会了，实在难住了就请师父加持。我学会编辑经文，《明慧周报》地方版、本地小册子、不干胶、真相护身符都是这样的，当然如果写作水平，美学概念有基础就容易些。但是做这些事情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美好、光明、纯正、感动人。

想要说的事情太多。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荣幸，再苦再累也幸福。请师父放心！我会放下执着和观念，稳步走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