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相救度有缘人

原来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九九一年过大年后，我被查出患了膀胱癌。丈夫听到医生说是癌症，当时就昏倒在医生办公室里，这一消息如五雷轰顶。从此全家人失去了欢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在化疗期间，我更是痛不欲生，全身疼痛难忍，吃不進饭，通宵难眠。后来又患上了风湿，类风湿病。在炎热的夏季都要穿上厚厚的外套。手用了冷水就又痒又痛。后来又得了颈椎、腰椎骨质增生，颈椎不能转动，昏眩、呕吐，眼眶胀痛。后来又得了糖尿病、胃病、肠炎等多种疾病。这怎么治呀！每天大把大把吃药也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严重。

一九九六年十月，更大的灾难再一次降临，我的膀胱癌复发并转移。第二次手术后化疗，血尿不止，腹痛直不起腰，整天蹲在厕所起不来，家里人又送我住進了医院，我想，癌症复发并转移，死路一条，拒绝治疗，这样生不如死，又拖累家人，下决心轻生。可又怎么死呀！丈夫一直陪在身边，说是由不得我。这简直就是求生不能，求死无路呀！我怨老天不公。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时，我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参加了集体炼功，学法，得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当时被书中的很多法理迷住了，原来生活中许许多多不得其解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像我这样多病的身体是业力造成的。人生的真谛是返本归真。我仿佛感觉这就是自己从小就向往的上天当神仙的一条路。

从得法后，我学法炼功都很精進，从不看电视，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我从不放过一次集体学法炼功的机会。当炼到第五天时，师父开始给我调整身体，僵直的脖子能够转动了，头不昏了，不呕吐了，精神好了，心情愉快了。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呀！我立即把这一奇迹告诉了我的家人、朋友。他们都为我高兴，并鼓励我好好炼功。

以后我的修炼状态非常好，很多神奇的东西我都能感受到，梦中经常看到师父关心我，鼓励我。炼功二十天我得到了法轮。以后每一次比较大的消业中，我都能感受到一个大法轮在头顶、腰间转动，全身还有很多小法轮，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全身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轻松了，精神特别好，身体轻飘飘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和原来比简直判若两人。认识我的人都说不象个病人，很多人都在传说我炼法轮功把癌症都炼好了，不了解我的人说你真坚强，把癌症都战胜了。我说哪是我战胜了癌症，是师父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借机会讲真相，洪法，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面对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共产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每天电视上不间断滚动式的谎言宣传，毒害着全国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挑起众生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退缩了，还有些学法不深的学员把书交了，烧了，不炼了。当时我怕心也很重，也交了几本书，虽然我没有怀疑师父和大法，明知道恶党宣传是谎言，是欺骗，但总感觉这巨大的压力使人无法摆脱。我后悔不该糊涂的将师父的讲法交了，这是对师父最大的不敬，我在家里痛哭了一场。这也是没学好法，把人的一面看得太重，这是严重为私的表现，造成自己犯这么大的错误。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和几个同修去北京天安门护法，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名便衣抓住不放，他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说你无权问我，我不会回答你的。我这个人生来就胆小，不善言辞。看到广场上警察、武警、便衣戒备森严，又产生了怕心，不敢回答便衣的问题。回来后我反复问自己，你这是证实法吗？连一句法轮大法好都不敢回答，真后悔，惭愧。于是我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当时法理不清，认为坐牢才是最好的证实法。于同年八月，我又和几位同修去天安门证实法。到了天安门广场，警察问“干什么的”，我说“炼法轮功的，来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警车把我们拉到前门派出所，那时我一点怕心也没有，向警察讲了很多法轮大法好的事例，也讲了法轮功在我身上的神奇体现，电视上讲的是谎言，是欺骗。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二、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被冤枉。三、还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他们以为我是领头的，派出所十几位警察（包括他们的领导）都轮番来向我软硬兼施、威胁、恐吓、诱骗。说要给我录像，把我转到别的拘留所，我毫不动心，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一边反复背《洪吟》里的〈威德〉，既然来了就没有想回去。他们让喝水，不让上厕所。反复问我姓名、住址，许诺说了就让走。我说姓名、住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就行了，姓名、住址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不能说，师父教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我一旦说出来就会连累很多人。他们默不作声，并在走廊里说，炼法轮功的人都这么会说，明知道是四川人，就是不承认。我一同去的同修，就我和另一位同修没挨打，其余的几位同修不同程度的都遭到毒打。当天晚上九点左右，警察将我放了，并说你觉得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炼。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讲真相，先是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就是送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标语。资料点供应不上，我们自己就动手写。几乎天天我们都出去贴标语。我们贴满了大街小巷，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树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给贴上了，到处都可见到我们贴的标语。后来派出所派了很多人监视、跟踪、蹲坑，派人撕标语，晚上打起电灯撕标语。刚贴上就撕了，我们就改贴楼道里。几年来我们不间断用不同的方式证实法，讲真相，贴标语，送真相资料，邮寄信件，用真相纸币，劝三退。我们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有时贴出去的标语能贴很长时间。公园也是我们经常讲真相的地方。公安分局的人经常传出话来，要抓人，要抄家。我们就加强发正念。

二零零二年我在一次接送真相资料时不慎被蹲坑的恶人发现，他们就七、八个人监视我、跟踪我，有时就蹲在我家楼下，还拿手机对准我们拍照，有时也真是搞得人胆胆突突的，毛发都竖起来了。我有一位同修好搭档，几年来，每次都是我们一起出去，每次出去都要发正念，边走边发正念，一直到安全到家。恶人没办法，就经常打电话骚扰我，特别是二零零四年六月，我丈夫（常人）病逝后，我一个人在家，恶人在午夜十二点左右上门骚扰，我就在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二零零四年五月我们地区有几位同修被绑架，派出所公安科也到家里找过我，当时我不在家，公安分局就通知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我接到电话没多想就到单位去了。书记对我说，上边通知的，说我集资，在搞法轮功的宣传。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坦然面对。我说谁集资，师父从不向我们要一分钱。搞宣传，我说的是实话，我们是在救人，我也讲了炼法轮功后自己的身心变化。书记威胁说，当他面还在宣传，这样下去对我儿子、媳妇没好处。我说：修炼是我个人的事，这是我的信仰，能得到这么好的法是我的缘份，这跟我的儿子、媳妇没有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法轮功迟早是要平反的，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说完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发现没人监视、跟踪我了，打电话干扰，上门骚扰的事也没了。几年来单位领导也没再找过我，但我经常还是对他们发正念。

原来面对面讲真相很困难，熟人好讲，陌生人就很难开口，如果某天出去讲不通，这一天我就再也不想讲真相了。我觉得这也是执著，执著于效果。有一天我买菜给一位女士讲真相，劝三退，她告诉我她以前听人说过，没在意，今天听我讲，明白了，就三退了。还给她当官的婆婆也退了，我告诉她必须本人同意才生效，她说她婆婆到单位去退党，单位经理和几位领导到家里来做工作，不让退。我买鸡蛋的一路上也讲了六个人，其中有四人三退了，有一位也告诉我听人讲过。通过这两件事，我不再执著于效果了，今天没讲通，没劝退，可能明天别的同修讲通了，劝退了。以后讲真相，劝三退就顺利多了。

在接送孙子上学、回家的路上，自由市场买菜时，如有有缘人，决不错过机会。我一周买菜可用去二十张真相币。有时也把真相资料送到有缘人手中，一次碰到老俩口买菜，搭上话后上问他们听说三退吗？他说没听说过，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送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回家看。过了两天又遇到他们，交给我一份他们全家十二人的三退名单。

二零零七年，我外地一位亲戚，说他儿子到电视台工作，待遇不错，问他是干什么的，说是搞电脑的，我想可能是专门跟法轮功作对的，拦网的。我就专程回老家一问，果真如此。我就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多看明慧网，多了解法轮功，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并劝他三退，他都乐意答应了。

还有一位家住东北的亲戚，他儿子是镇长（现在是恶党书记），二零零七年十一期间回四川老家看望老人，我也专程回老家讲真相，他们全家人看到我都很高兴，说看到我的身体就相信法轮功好，就放心了。我劝他们三退，他说看过《九评》，写得很好，很真实，很快就乐意三退了。还叫我教他父母炼功，他说他工作太忙，不然他都要炼。他父母就不好讲了，一连讲了几天才同意三退。这次回老家把当地的三名邪党党员，几名团员，一些少先队员给退了。还有两名几十年不见面的外地老同学，今年三月份来时，我知道他们中一位是副处级，退休后在社区当邪党支部书记；另一位是科级。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了三退，叫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保护你社区的大法弟子会得福报。他们答应了，也三退了。

在这几年的证实法，救度众生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九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看起来平平凡凡。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有过喜悦，有过心酸，但我将一如既往的做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我觉得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很不容易的，不时要面对孤独寂寞、被恶人骚扰时的恐惧、家人不理解造成的矛盾、常人的举报谩骂等。但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还是顶着这巨大的压力走过来了。以后还要抓紧时间抢救更多的众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