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授：专业机构和人士需共同行动制止活摘器官
 图1：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Wendy Rogers）在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论坛上从道德责任的角度，阐述了专业机构及人士应采取多项行动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视频截图） |
中共对活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
罗杰斯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应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她说：“中国共产党对活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是中国共产党批准了对受害者群体的迫害，并允许在中国发展工业规模的器官移植。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中共应该负责、应该停手。”
她说，正如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所指出的那样，受害者正被强行摘取的是我们人类同胞的器官。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享有与所有人一样的基本权利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人类同胞，我们有责任对他们的困境做出反应。
专业机构和人士制止活摘器官的两个前提：认知和权力
她认为有两个条件可以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起责任：认知和权力。她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首先是认知，有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必须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强制器官摘取。第二个是这些组织和专业人员必须有权采取能够制止活摘器官的行动。”
她认为，首先是认知这个条件得到满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应该重点关注中国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对于这些与移植相关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能再有任何故意视而不见的借口。这些侵犯人权的信息引人注目且语焉既详。‘人民法庭’对活摘证据进行了独立而详尽的审查，并确认中共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事实。这一发现已被广泛宣传。任何从事医学移植的专业人员，都不再有理由声称他们对活摘器官一无所知。”
她认为的第二个条件是权力，即可以要求移植专业人员和机构对不采取行动者追责。“如果他们确实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那么我们需要明确这些机构所拥有的权力类型。不是直接的（单独）行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独自迫使中共停手，而是专业人士和机构一起行动，可以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他们可以声明自己已获知中国（中共）正在做的这件事，并表明世界其它地方不容忍这种行为。”
采取多种行动、共同制止活摘暴行
罗杰斯谈到，专业人员和机构应采取许多具体行动来承担这项责任。移植专业人士应请求或要求其专业组织针对中国制定有效且强制执行的转型政策：禁止中国的移植医生成为会员；禁止中国的移植医生参加或出席会议；并强烈建议不让机构自己的成员前往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器官移植活动。
“否则，如果继续象往常一样与中国进行教育和研究交流，就相当于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所涉人员没有道德方面的顾虑。任何规范化的专业互动都会为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提供隐含的道义支持和认可。因此应该停止这类研究和交流。”
她建议，移植专业人士应采取的其它措施包括：告知患者器官交易与在国外以器官游客身份购买器官的关系，及其危险的性质；游说议会批准和执行《欧洲委员会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Council of Europe：Conven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human organs）。
她认为：“应该提高公众对器官贩运以及跨国解决方案需求的认识。”
由于移植专业人士通常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多年的经验，所以移植机构应该建立程序来检查他们与中国的所有研究和教育合作，并停止涉及中国移植医学的任何研究。
移植期刊应禁止出版所有与中国移植相关的研究文章，将中国的移植医生排除在编辑委员会之外，并向读者解释采取此类行动的原因。
她强调，这些行动的任何单项都不能阻止中国（中共）活摘器官。但是这些行动集合起来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世界其它地方不会容忍这种暴行。移植专业中的人有采取行动的道德责任，他们具备必要的认知和能力站出来发声。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应该让他们为自己的沉默负责。
罗杰斯因二零一九年揭露在中国器官移植研究中的伦理失误而被提名为《自然》杂志的十位重要人物之一。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中观看了纪录片《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之后，罗杰斯开始关注移植伦理议题。二零一六年她担任非营利组织“终止中国活摘滥用器官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简称ETAC）主席。罗杰斯带领的团队深入检视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出版的研究论文，并在二零一九年二月发表调查报告，她相信，该报告将遏止“强制性器官移植”。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来自二十五个国家、一百一十七个组织、十二所大学、七个媒体的组织、跨十个时区的代表，其中包括全球四十多位政府官员，参加了制止活摘器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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