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北安谢淑琴自述多年被骚扰、迫害的经历
下面是谢淑琴自述这些年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送给别人一本《转法轮》书，被本地长水河农场警察刘卫锋发现。随后，我就被非法抄家，参与抄家的有杨文革等多个警察。他们抢走了大法师父的法像、所有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真相资料、真相光碟、护身符、影碟机等。柜子锁被撬坏，还有其它家具被损毁。半夜，又来家抄了两遍，连仓房也不放过，家里被他们翻的乱七八糟，我的身份证也被寇（冠）江波给劫走了。
他们把我和未修炼大法的丈夫劫持到公安局审讯。杨文革写好所谓“保证书”，让我放弃修炼，威胁要判我，逼迫我在他写的保证书上签字。十岁的小女儿一个人被丢在家里，吓的直哭。小女儿自从遭受那次惊吓后，高中也念不下去了。没办法，到外省她姐姐那里去打工谋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寇（冠）江波听说我要出门，又来家里骚扰，拿一张纸逼我签字。我说：“大女儿生小孩，作为母亲，我必须要去。”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在贵阳，我因讲真相，被贵阳市小河矿山派出所绑架。他们抢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播放机。当天夜里，把我劫持到小河戒毒所拘留七天。
大女儿把我接回家没几天，半夜，小河兴隆花园片警杨国军等二人，到我大女儿家敲门，女儿打开门，他们让我到兴隆居委会去一趟，我问：“什么事？大半夜的。”我被他们二人带到居委会办公室，看到家乡黑龙江长水河农场警察寇（冠）江波、赵姓二人，还有兴隆居委会的一男一女。过了一会儿，兴隆片警杨国军领着寇江波、赵姓二人带我到贵阳火车站旁边的旅店。他们买了八点多钟的火车票。我六点多钟从旅店走脱，从此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十月中旬，我出去讲真相，被贵阳三江派出所绑架。又把我绑架到小河戒毒所，非法拘留十天后，被劫持到中八劳教所迫害两年。
在中八劳教所，那些吸毒犯在大队长顾兴英、指导员伍霞、袁芳等指使下，对我罚站、不让睡觉、不让洗澡；我经常遭到吸毒犯的谩骂；强迫看造假的光碟和书；用谎言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写放弃修炼的三书、五书等；天天强逼写认识。中八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
二零一一年十月中旬，我结束了两年的冤狱。家乡警察孙福成、卢小霞来到贵州省中八女子劳教所。第二天，两个女儿陪我和他们一同坐车到了北京车站。孙福成给我地在北京驻京办的警察张大伟打电话，他见到我就破口大骂，他三人把我劫持回家乡。
回到家，从小监狱出来又如同进了大监狱。当地警察、社区人员不断上门骚扰。
二零一二年春天，我和丈夫回老家探亲，孙福成也跟踪去老家骚扰。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日上午八点多钟，长水河农场公安局孟范廷和刘姓警察到我家，堵在门口，说局长找我有事，让我和他们到公安局去一趟。我不想去，他们欺骗我说几分钟就回来，他们就用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到公安局后，以孟范廷为首的四个警察和两个年轻女子（可能是医院的护士），马上把我弄到公安局地下室，关严门，他们六个人强行拽我胳膊和手在一张纸上按指纹、全手掌纹，我都没看清纸上写的是什么。
我不配合他们的非法讯问，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楼上楼下的把我弄到地下室两次。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救度众生！”然后，他们就强行给我采血，我不配合，他们六个人就强行拉我的左手，用针在手指上采血。最后，他们把我弄到局长办公室。被他们折腾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让我回家。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上午八点，长水河农场公安局四个警察又敲门骚扰，我没给开门。他们下楼后，孟范廷给我丈夫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我丈夫告诉他们在家，他们就走了。
六月二日上午八点多钟，他们又来我家骚扰，四个警察都穿着警服，一个叫杨晓东，一个叫孟范廷，一个姓刘的警察右肩扛着录像仪闪着灯，最后进来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手拿着摄像机。我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他们看着我，没吱声。我随后就进了里屋，把门一关，隔着门给他们讲真相：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作为人民警察在执法犯法，你们在骚扰我家庭的正常生活。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都遭恶报了，希望你们看清形势，弃恶扬善，不要给自己留下污点，不要做替罪羊。也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你们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他们走了。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六点五十分，一个姓刘的警察又来敲门，胸前带着闪着灯的录像仪。他让我签什么字，我回他：“这字我不签，这对你们不好。”并劝他不要替江泽民卖命了，快“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还没讲完，他就走了。
二零一八年，我和丈夫来贵阳女儿家，孙福成打电话到贵阳骚扰。
二零一九年五月，我来到女儿家带孩子。九月十八日上午，女儿接到孙福成的骚扰电话。当天晚上，贵阳市兴隆居委会的两个女性工作人员就来敲门，又是偷拍，又是登记身份证，还心虚的说：“请别多心，我们是挨户查问，你是某某的母亲吧？”这给我和女儿一家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