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爱梅家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水木丹华小区。薛爱梅祖籍山东烟台,年近五十,被绑架前在某公司做财务工作。她单纯朴实、善良敦厚,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打压开始前,她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回国后为了让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她发资料被绑架迫害,从此再没有能踏上美国完成学业。从三十岁开始,薛爱梅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累计被非法关押迫害九年六个月,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阴暗潮湿的囚牢中被关押迫害。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晚,自称来自深圳公交派出所的七、八个警察没有出示搜查证,擅自闯入,非法抄家,抢劫走了薛爱梅的整套大法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连同她的银行卡、信用卡、身份证、驾驶证等,还逼她说出银行卡密码,也没给她扣押清单。
据说绑架原因是:当天早上,薛爱梅在深圳八十一路公交车上发了一本《疫情周刊》给乘客,被不明真相的乘客举报,警察看公交车监控录像(深圳每辆公交车内被安装有近十个摄像头)查到薛爱梅的个人信息,当晚就实施了绑架、抄家迫害。
六月十三日晚,薛爱梅和黄亚丽被劫持到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薛爱梅抵制迫害、拒绝回答非法审讯,被强行按手印,晚上被强制坐铁椅子时,拉扯中撞伤了她的大腿。七月十八日,薛爱梅被深圳市公安局非法逮捕。
九月八日,薛爱梅、黄亚丽、盛丽、赵也岚和谭俊华五位法轮功学员(四女一男)被同车劫持到南山区看守所继续迫害,他们原来都被非法关押在宝安区看守所。
薛爱梅是单身,与父母一同生活,八十三岁的父亲多病卧床,在她这次被绑架迫害前不久就全身瘫痪了(不知现在如何),全靠她和八十岁的母亲照顾,老母亲根本搬不动高大的父亲,现在只能让唯一的弟弟放下工作、从老家赶来照顾两位可怜的老人。
都说庚子年多灾难,薛爱梅发放法轮功资料,做的正是救人积功德的大好事,真心希望参与迫害薛爱梅的公检法人员放下偏见,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再助邪党作孽了,不要把薛爱梅这么善良的人第四次送进监狱。谁没有父母儿女?枪口抬高一寸,给自己积德也是给你的祖上和子孙积德!
薛爱梅诉述遭受的迫害
从三十岁开始,薛爱梅被绑架迫害三次,累计九年六个月。第一次被迫害:非法劳教两年三个月(在深圳福田区看守所和广东三水省妇教所);第二次被迫害:非法劳教三年、关押洗脑班三个月;第三次被迫害:非法判刑四年(广东省女子监狱)。
以下来自薛爱梅以前自述第二次遭劳教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回到山东父母家,面对来自家人、亲朋好友、社会以及公安警察的压力,我的精神压力太大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全身各个关节都冒凉风,不敢触碰一点稍微凉一点的东西,记忆力衰退,身体沉重像坠着千斤石头,一天什么都不干却疲惫不堪,还伴随着失眠。压力大的让我无心学法炼功,就听从母亲的安排去医院检查,啥也没查出来。我妈让我吃中成药、草药、跑步、洗桑拿,我一一照办,但身体还是往坏处发展不见起色。二零零三年过完大年我回到深圳,头几个月身体的状况还是很差,我曾经难受的几次从楼顶往下看,心想跳下去就了结了。可是我知道,大法不允许杀生,师父说过自杀也是有罪的。如果我真跳下去,政府的媒体就会说我是炼功炼死了,所以不能那样做。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开始从新学法炼功,身体逐渐康复了。
就在我身体好转之际,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又被绑架了,被关押在深圳南山第一看守所。这次绑架我们的是深圳蛇口招商派出所,伙同深圳南山610人员,我还记得其中两个人的名字,付占生和赵辉。付占生满口污言秽语,一个人怎么能说出那么肮脏的话!听说他上过大学,让我不敢相信。他拿抹布堵我的嘴,挥拳打在我胸口上。警察抢走了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刻录机,还有十几个电子书和U盘,很多资料和书籍;同时还有一万四千元现金。当时我们不承认非法逮捕,拒绝在清单上签字,警察也没有给我们清单。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另两位同修被非法判刑三年,法院没有判决没收现金,我曾经去找过赵辉,他以威胁的口气拒不归还,也没有收据,至今未还。
在深圳南山第一看守所关押了四十多天,我没吃他们一口饭没喝他们一口水。南山看守所的警察安排医生给我灌食,期间没有看守所的警察对我进行打骂,一个女警很同情的对我说,我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遭罪,希望你能早点出去。四十多天后,南山“六一零”的人把我送进了三水妇女劳教所,怕劳教所不收,他们也不告诉劳教所我在绝食。劳教所的警察直接把我关到黑教室—专门转化学员的地方。原本是上课用的教室,窗户都用厚布封的严严实实,里面看不到外面,白天也得开着灯。五个警察和两个吸毒犯轮番对着我一个人,教室里挂满污蔑大法的字画,晚上睡觉时地上铺一块床板,床板周围围着那些恐怖的宣传板,让我睡在它们中间。
因为我继续绝食,劳教所的警察以为我刚刚开始绝食,也没给我灌食。一个星期后把我带到劳教所的医护室,医生插错了管,食没灌进去,鲜血从鼻子嘴里哗哗往外流。看着我人不行了,把我送到三水市医院住院。住院期间,劳教所的警察把我母亲从山东烟台叫到广东三水,坐火车风尘仆仆千里奔波。警察让母亲去付医院费用,看着头发花白的母亲背转身,解开腰带拿出小心翼翼藏在腰间的现金,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母亲说住在小旅馆里有点远,跟警察商量在病房里加张床陪着我。医院里噪音不断,母亲根本不能睡着。不忍心母亲这样遭罪,我答应吃饭回去坐牢。
又回到那个黑教室。警察开始给我洗脑,母亲也在旁边。我指着警察放映的自焚画面,给母亲讲那些骗人的地方。警察生气了,叫来大队长骂我。因为我不象劳教犯那样报告上厕所,她们就不让我上。一个下午母亲都在旁边看着。母亲住在墙外警察的宿舍里,母亲本来就有心脏病,不让我上厕所,母亲很无奈又心疼我,晚上心脏病就发作了。一个女警察去给她送蚊香,看到母亲脸色不对劲,连夜母亲就住进了医院。
因为不转化,警察把我从所谓单独关押的攻坚组调到其他大队,让我进车间参加劳动。我声明不给劳教所干活,一段时间之后,警察说因为我不劳动就不能洗澡,这样我又开始绝食反迫害,持续了大概四个月。期间我的母亲又被从山东叫过来,2003年6月底的那几天是气温最高的时候,长途的颠簸、身心的折磨,母亲跟我说着话就晕倒了,被送进医院。
绝食结束后,警察也不让我干活了,也不找我转化了。每天我就被关在宿舍房间里,有两个包夹跟着。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我又被华富街道办和派出所的人从劳教所接出来直接关到深圳西丽洗脑班。在洗脑班关了三个月,在那里我才听说九评、劝三退的事,误以为是参与政治,就转化了,心中却有些不安,因为这些都是洗脑班里的工作人员讲的,被关押几年,外面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出来后我找到《九评》这本书,开始时不敢相信共产党干的那些坏事都是真的,从小就被教育它是多么多么伟大,让我们热爱它,而且从来都是把爱党排在爱国的前面。于是就去问人是不是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问一件是真的,问一件又是真的……我知道自己被骗了,而且是从小被骗到大。
自从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的承受与付出谁能算得清?给家中亲人造成的痛苦谁又能算得清?我母亲是纯朴善良的农妇,不善言辞。她说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她跟我说:下辈子我再也不想当人了。全国那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各种迫害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各级政府部门牵扯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多少?多少人的良知被这场邪恶的迫害所吞噬?多少原本可以通过学炼法轮功重获健康的人失去了宝贵的机缘?!多少善良的人还在被那些谎言毒害着?!所有的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迫害元凶江泽民造成的,祸国殃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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