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区做起
我们这个小区,只留了一个進出口,片警、居委会、物业和保安公司联合守卫,每班六、七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勤。每家发一张通行证,两天只允许一人次出去采购食品,回来还要测体温、实名登记。
我深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救人的使者。这个时候,绝不能放松自己。武汉疫情传播以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小区也在搞封闭管理,对市民搞洗脑宣传,警车也在造声势,社区组织一些人员设岗检查、巡逻。
我不被他们干扰,先从我们小区做起。我自己打印不干胶,不干胶的内容也很全面:逃大劫三退,天佑中华,天灭中共。诚念九字真言避瘟疫,退党团队者保平安,而且还有三退热线号码,用真名、小名、化名均可。我想这不干胶只要张贴出去,人们记在脑中,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生命就有救了。九字真言护身符、退党不干胶真的太好了!
希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远离瘟疫,躲过此劫,得到法轮大法的洪恩救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自控、自封,束缚在家里混同于常人。我们不妨戴上口罩,携带九字真言护身符、退党不干胶等资料,走出家门。
能讲一个是一个
使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尽自己的能力,抓紧时间多救人吧!我们不要与人靠的太近,人家害怕传染,会躲的远远的,这些我们要考虑。虽然我没有同修讲的多,但我也在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疫情中,能讲一个是一个,能明白一个就救了一个,就多一个人的平安,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得救。只要能接触到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时间允许就多讲,时间少就少讲,一定要把九字真言告诉他们。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各地管控越来越严,進出小区凭出入证而且限定次数,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准入内。我们就应该运用我们的正念、神通、或求师父帮助。我就有过体会,我想出去讲真相,而且我心里认定我必须出去。结果到了出入口,六、七个看门人,跟没看见我似的,回来也只是象征性的测个体温。基本上是想出去,就能出去。
向内找去怕心
走出家门,我首先要发正念。一开始,我对摄像头的监控是没有概念的。后来同修们谈论的多了,又加上马路上、小区里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并且我楼下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家门口,我也就注意摄像头了。现在疫情来了,别的小区進不去了,路上行人也戴着口罩行色匆匆。而无论辅道还是小马路上也到处都装满了摄像头,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有的地方正反两个方向都有。
有一天,发完早六点正念,天还没有大亮,我带着不干胶贴出去了。贴完两栋楼之后,在出门口时,不小心摔倒在地。脚当时就感觉很痛,我从地上爬起来,心想没事,我有师父管。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内找,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偶然的,我找到自己有怕心。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立刻不停的发正念。我背着师父的法:“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 修炼人 装着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1]。“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2]
我知道这是迫害,我忍着剧痛回到家里。脚肿的很高,穿鞋费劲,不敢着地。丈夫问我:“脚怎么啦?去医院看一看吧。”我说:“没事,过两天就好了。”这时,女儿打电话来,让我去她家,给外孙女洗澡。接电话时,我想说脚崴了,不能去了。转念一想,不对,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去了女儿家,没跟她们说。第二天,弟媳来我家说:“我妈脚也崴了,去医院看,医生说骨质增生。”我说:“我没事,我有师父管。”我心想: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在行动上我也不承认它。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脚就基本上能正常走路了。
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环境的变化,使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新的考验,但是对修炼人的要求却不会变,而且要求更高,救人更紧迫。于是我迅速作出了调整。同修没来取资料,我就出去发。如果该做的事什么都不做了,那我们怎么救人?怎么兑现誓约?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管常人怎么封闭,大法弟子总有自己的路走。我审视自己的动机有没有不纯的地方,同时正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我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允许干扰,谁干扰谁是罪,必须彻底清除。
现在不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吗?我想大家都要抓紧时间救可贵的世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少给自己留些遗憾。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怕啥〉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