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刘坤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刘坤女士诉述她的经历：
我叫刘坤，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修炼法轮大法二十二年。 一九九八年我和妈妈从外地回老家过年，一位老邻居给我们送来一本法轮功书《转法轮》，我妈看完书，跟我说：这本书太好了，你抓紧时间看。然后她自己就去找炼功点开始炼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看完《转法轮》后，赶紧把其他的大法书都请回来，一口气看完，一九九八年四月份我也和妈妈一起开始修炼了。
在修炼前，我由于做过好几个“流产”，导致习惯性流产，一直没有孩子，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上楼上一半就上不去了，骑车上坡得下来推上去，躺在床上腰疼的不敢翻身，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那时我才二十多岁，终日与病痛为伴。
修炼大法后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我在炼功点上正在炼第二套功法的头顶抱轮，出现头晕、迷糊、恶心症状，浑身大汗，当时我想：老毛病又上来了，想停下来，这时“不要动”三个字出现我脑海里，我咬着牙坚持，突然感觉自己定住动不了了，头上的大法轮转的很快，发出“呼呼”的声音，身体轻飘飘的舒服极了。从那一天起我身上的病痛不翼而飞，什么病都没有了，所有的病痛全好了！
修炼前我脾气火暴，丈夫说话爱带脏字，已经成口头语了，我给他规定和我说话不许带脏字。有一次他忘了，说话时带了个脏字，我上去就给他了个大嘴巴。三个大姑姐一个比一个厉害，最厉害的二大姑姐最后说：“都说我厉害，这小九比我厉害多了。”
修大法后，我严格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善心对待家里每个人，不争不斗。原来我们家是我管钱，修炼后交给了丈夫管，婆婆家人看我身体好了，脾气性格也越来越好，都很支持我修炼。那时我和妈妈在大法中修炼，感觉到每天都很幸福、很充实。
进京说句公道话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最后和平解决。过后我听妈妈说有同修去北京了，是因为别有用心的人诬蔑大法，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反映情况。妈妈六月份去俄罗斯洪法，临走告诉我：如果大法再遭到诬蔑，一定要站出来维护法。我记在了心里。
九九年“七·二零”前一天晚上，我听说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我没有丝毫犹疑，给正在熟睡的丈夫写了个字条，告诉他我去北京了，就和同修一起打车往高速走。走到高速路口，看到堵在那里很多车，有警察和便衣在询查。这时有警察走过来，我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把窗户摇下来，警察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去省城哈尔滨太阳岛一个旅游景点。他说为什么这么晚去，我说和亲戚约好明天一早在那会面，所以赶时间。警察又指指同修问我们什么关系，我说一个是妈妈，一个是朋友一起去玩。我还和他们调侃说“这是干什么呀？抓逃犯吗”？他们笑着对我说：“别多问！赶快走吧！”（后来知道很多同修被堵在高速了）到省城也有警察拦车，也同样顺利过去了。我们赶到火车站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应该有很多同修，也有很多便衣警察。我们在广场找了一个空地坐下来休息一会，这时有几个人在广场中间站了一排，我急忙拉着那两个同修跑过去一看，是几位同修正在背《论语》，我们赶忙站在第二排和同修们一起背《论语》，也就两分钟左右，有七、八排的同修站出来，一排十多位。
这时远处很多警察和载着真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的警车呼啸而来，把我们团团围住，连打带骂的往警车上拽。我们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让警察轻易把我们带走，我们胳膊挽着胳膊坐在地上。武警强行把我们拽开扔到警车上，有的男同修被打的满身是血，地上留下许多血渍。
警察把我们先带到广场派出所，登记后又把我们拉到丰台体育场。能装两万多人的丰台体育场当天装的满满的，有当兵的、有当官的、有商人、有大学生，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还有怀里抱着的婴儿。大家坐在地上互相双手合十，互相微笑。我们在烈日下曝晒，不让喝水，当天温度在40多度，没有任何人出现问题。下午四、五点左右，警察把我们所有的人按各省分成几部份，用专列把我们送走，东北三省的送到了锦州，火车一停，我看到下面一排持枪的武警和肩上扛着四颗星的警察，如临大敌一样的来防范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我们被带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各省派来大客车来接人。我们坐了一宿车，第二天，到了黑龙江省省政府，省政府的人让我们回当地市公安局报到。西安分局政保科（后改为国保科）大队长法勇男去市局把我们区的七个同修带到分局，把我们一顿骂，晚上我回到了家。
那时丈夫让我在大法和婚姻中选一个，我和他说：“因为你，我做了好几个流产，杀生太多造了大业，导致我年纪轻轻的得了一身重病。修炼大法后身体全好了，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再说了，就是一个医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被造谣诬陷被打压，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呀！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大法。”看着我坚定的眼神，丈夫没再说话。
大法被诬蔑，师父被诽谤，同修被迫害，为了让政府知道法轮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法，九月份我和妈妈还有十多位有同样想法的同修一起去了北京。一路上有警察询问，我们都化险为夷。后来觉得大家在一起人太多，就分开了。因为不能住旅店，我和妈妈就拿塑料布铺在不妨碍别人的马路边上睡觉，饿了就随便买点吃的。
大概三天后，我与妈妈在天安门被当地警察绑架到黑龙江省驻京办事处，警察给我和妈妈戴上手铐，铐在床腿上，我们只好坐在水泥地上。牡丹江市公安局来人把我们绑架回当地看守所，抢走了妈妈带的一万元钱，后来只要回了三千多。看守所里的被子黑的锃亮，监舍四处漏风，吃的窝窝头能把脑袋打个包，喝的白菜汤碗底都是泥。
酷刑迫害
从看守所回家后，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十八位法轮功学员在妈妈家被绑架，来绑架我们的是牡丹江市公安局政保科大队长法勇男，带着一位朴姓警察和我们区片警曹小东等。近一万元钱（有同修的）被他们抢走，有的同修被打。那一次妈妈被非法劳教三年。丈夫托人逼迫我写了“保证书”（保证不炼功），把我接回了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份妈妈被劳教所的警察强迫洗脑，放弃了修炼，提前回来了。 后来经过学法，妈妈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
十月末的一天，我到温村粘贴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干胶，粘到派出所时，一只大手一下抓住我的脖领子，把我拽到派出所屋里。他们把我兜子里还剩下的几张不干胶翻了出去，然后把我带到审讯室，扣到“老虎椅”上。
 老虎椅 |
我开始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为什么遭到迫害，参与迫害的人会遭到报应，所以法轮功学员才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他们听了以后又提一些问题，我都给他们在我的认识上解答了。他们说我是大学生，我解释说我是高中毕业。他们还坚持说我是大学生。他们慢慢散去后，有一个警察进来询问我是哪的，我没有告诉他，这时牡丹江公安分局政保科大队长进来了，他一看是我气的够呛，一转身走了。 我一看不好，他肯定要去我家抄家抢劫。这时屋里就剩下了一个年轻警察（他也听了真相）我就和他说：让他帮我往家里打个电话，就说我有事了，政保科队长来了就行。他答应了。我妈接到电话赶快收拾了一下东西，这时派出所来电话了，我妈接完电话就从家走了。后来知道我妈刚走派出所的人就去了，敲门后看没人，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让他回来打开门，把家里的剩下的有关大法的东西全部抢走。
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我看到人就讲真相，到了晚上有个当官的让警察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给我上绳（一种酷刑）。两、三个警察上来，把我手背铐到身后拿绳子把我捆起来往上吊，并用力打我后背，我没有怕，也没有记恨，我还在和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作恶。大概近一个小时，那个当官的让他们停下来，对我说：看你小小年龄还挺有钢。他们把我送回审讯室，轮番看着我，不让我睡觉，谁看着我，我就和谁进一步的讲清真相。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那个帮我打电话的警察过来看我，他把我从老虎凳上放出来，让我上趟厕所，和我说可能要把我送走。我一想可能要把我送看守所。我上完厕所，他看我手脖子都肿了，就给我铐了一个手，让我休息一会。他就出去了。我想办法把桌子上的钥匙一点一点的够过来，把手铐打开，从老虎凳上下来。我把身上的可以两面穿的衣服翻过来穿另一面的颜色，用钥匙把审讯室铁门打开大步走出去。往外走时，走廊两边有几个办公室门都是打开的，听到他们说话声，就这样我走出公安局。到车站我坐上了开往牡丹江的客车。
从此以后我和妈妈流离失所了。我与几个同修住在同修租的一个房子里。大概一个星期后，一个同修被警察跟踪，在一个大家经常去的房子，有十三位同修被绑架，其中有妈妈。后来知道是牡丹江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李副和西安分局政保科大队长法勇男，带着姓朴的警察还有片警曹小东等警察去那个房子埋伏，绑架了这些同修。
二零零二年一月初，我与一位男同修在租的房子里被绑架，我到公安局后看到几个警察正在打男同修。我大声制止，他们找到一些真相资料还有大法书，把有师父的照片的书丢到地上踩，我就扑上去护住。当时“610”主管李长清（已遭报死亡）、李高阳，牡丹江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局长李副进来看到我高兴够呛，因为我一直流离失所在外面，他们没有抓到我。他们把我们带到爱民分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给我扣上背铐，让一个年轻警察看着我，剩下的全出去了。这个小警察又累又困（连续三、四天到处绑架法轮功学员），他睡着后，我从办公室走出来下楼，马上到一楼时和一个警察擦肩而过（他姓刘，是个很邪恶的打手）。我走到一楼，他从后面追了上来，又把我绑架到一个小办公室，给我脚扣上大铁盘恶狠狠对我说：“你不用装，看看怎么收拾你”。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大点的办公室，把我扣到老虎椅上，谁看着我，我就和谁讲真相。
第二天晚上，他们把男同修带了进来，同修被他们迫害的很厉害，脸肿的很大，头肿的很大。他们让我从老虎椅上下来把男同修扣上，男同修因为一直被迫害，没睡觉很困。他们不让他睡觉，就给同修灌芥末油，把师父法像拿来放到同修头上让他顶着，同修一打盹师父法像就掉下来。我看着心里很难受，流着泪和他们讲：“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的危险出来讲真相，是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要慈悲、要救人，和世人讲清真相，使世人明真相免于被淘汰，你们却这样对待他，把法像拿来我顶着让他睡一会吧。”看着我们的两个警察听完后让同修睡觉了。
第三天，那几个恶警开始对我进行迫害，他们把我扣在老虎椅上，把我双手从背后铐上，用电线通过手铐传遍我全身，我浑身像针扎一样，我大声喊：“警察打人了”。他们用抹布塞到我嘴里，我顶出去了，反复几次，我不停的喊。这时有人敲门了，他们停下来了恶狠狠的说：“晚上再弄你”。晚上他们又对我上电刑和五马分尸（几个人拽胳膊腿往外拽），身体撕裂般的痛。他们让我说出都有谁参与了，我不配合他们，嘴里喊着：胳膊断了。他们折腾迫害我一阵就停了下来。把我换个地方关押，给局长开车的司机警察和我说让我拿5000元钱，到时候放我走。我同意了。
爱民分局乔平带着陈亮等恶警不断的绑架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很严重，拳打脚踢、灌辣椒水、芥末油、戴太空帽（几个塑料袋套住头）、电刑、五马分尸等等酷刑。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那段时间空气里都充满着邪恶因素，那次有五十位左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近三十来人被非法判刑。第十天他们把我提回去，那些警察知道了都跑过来看我。看管男同修的警察也跑出来和我说话。男同修趁机从窗户跳出去跑了。警察局顿时乱套了，他们跑出去找没找到，回来和我说：“就你当刘胡兰，他们都是蒲志高，出卖你，出卖你们同修”。我回答他们说：“还不是被你们迫害的，有的都胡说了”。当时被他们扣上组织头的帽子是我们三人，男同修跑了；女同修因为她修炼前得的绝症“肌肉萎缩症”，修炼后好了，被绑架后不能炼功犯了病，保外就医回家了（后来他们又都被绑架）；就这样就剩我一个“头”了，所以不能放我，他们把我非法关押进了看守所。
把我说出来的同修看到我，有的掉下了眼泪。但我并不怨她们，我理解她们，在那个邪恶疯狂迫害的环境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承受是有限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大部份女同修都一起绝食了，前三天没有人理我们。第四天女狱警拿着粥进来开始劝，有一半的同修喝了。第五天一早上开始坐板，（盘腿坐在板铺上）我没有坐，到后面躺着去了。上午监舍门打开，所长带着男警察进来连打带拽的拉绝食同修去插鼻管灌食，我上去拽下几个同修。我后来被几个男警察抬出去了，他们用撬口器把嘴撬开给我灌食，我不配合往外用舌头顶，他们就用塑料管插到我鼻子里灌（右鼻孔被刺激的插出了骨刺，到现在还有）。那一天我们剩下了五、六个同修继续绝食。后来他们给我们灌咸盐水，把我们定位在铺板上不能动，用脚镣子铐在板铺上，晚上睡觉也没有铺盖，这时只有我们三个同修继续绝食，因为灌咸盐水很渴。（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吃饭喝水）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半个月后我鼻子灌不了食了，他们给我静脉注射。看守所医生对我喊：“刘坤，别看你家有人，放谁也不能放你”。又过了一个星期血管找不到了，注射不了了。他们害怕了赶快把我送到公安医院。通知我丈夫过去照看我，期间又有因为插播电视被迫害的同修的事牵连我，恶警去医院非法提审我，他们看我动不了就放弃了对我的迫害，在公安医院呆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们的事情是省里直接参与迫害，一部份同修被迫害批捕，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又被绑架到了看守所。
开庭那天，牡丹江全市各分局派出所调来近百个警察，我从监舍出来一看，楼下黑压压一片，来了二十多台车，前面是警车开道。当天从看守所通往爱民法院的路全部戒严。我坐进了第一台车，四个人押着我，我左面的就是最邪恶的刘警察，我看到他，劝他以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他恶狠狠的回应我一句（说的什么记不清了）。在法庭上我为我自己辩护，揭露警察刑讯逼供迫害真相，我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休庭时旁听的人还有警察都说我是老师或大学生，在开庭时那些牵连我的同修有当庭说是因为给他们上刑，他们才乱说的我。
那次我们一起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三十人，我是第二被告人，被非法判七年冤狱（第一被告是那个女同修被非法判十二年冤狱，最后一名被非法判冤狱五年）。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在监狱强制转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我们一行近二十名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还有其它地区送来了几位同修，我们二十多人被他们隔离开，各监区大队长、副大队长带男警察强制转化我们，我被吴、陶二位大队长还有一位年轻的男警察带到一个办公室，一进屋陶大队就厉声喊我，让我蹲下，我蹲下后她问我法轮功怎么好和一些事情，她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她拿起竹条子抽我，我蹲了一小会就坐地上了，她让我起来蹲着，我说蹲不住了。我浑身发抖（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发抖）。陶大队看看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病，是不是有心脏病，我说修炼之前全身都是病，修炼之后全都好了。晚上她们早早把我送回了新收监区（刚去的人都得到那个监区）。
那一晚有很多同修身上带着伤很晚才回来，还有没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又各自被带走，我还是坐在地上闭着眼。陶大队长一直问我和我说一些负面的话，我也一直不吱声，她气的偶尔举起东西打我两下。第三天晚上五点了，陶大队说我：“你这功炼的一问三不知，行，刘坤你给我炼下去，你不炼我都不高兴。”说完她就下班走了。就剩我和吴大队长，吴大队长出去一会，回来时给我带了她给我买的饭菜，大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炖的鸡肉，说：你今天在这吃完饭再回去吧！我边吃边和吴大队长聊天。我聊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怎么遭到了迫害等真相，吴大队长惊讶的说：“你这什么都知道，那为什么陶大队问你你不吱声呢？”我回答道：“因为她不是想了解法轮功，而是要抓我的漏洞想转化我。”吴大队长听完看着我笑了。吃完饭吴大队把我送回新收监区。
新收监区大队长叫王亚丽，副大队叫陶娜娜（都很邪恶），她们把我们七个没转化的人的头剃的像狗啃的似的，非常难看，让我们背监规纪律。我不背，王大队长就狠狠打我嘴巴子。白天他们让我们在太阳下曝晒、走步。晚上我们铺一个被子在地上睡。在新收呆了一个月，把我们分到各监区，我被分到九监区严管队，当时监区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有陆续来的），没转化的六个，杨大队长在大会上公开叫嚣：“要把‘法轮功’在九监区铲除”。
早上我们要随着他们到车间去，我们没转化的几人坐在小板凳上，剩下的干活。她们把我们这几个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罚蹲，一蹲一天，我蹲一会就坐地上。她们还三、四天不让我们睡觉。有一天杨大队把我叫去对我说，插播电视是破坏公共设施，这样对吗？我问她：“何以对何以不对，如果你开着车前面是悬崖，你不知道在往前跑就得掉下去，有生命危险，一个人拿钉子把你的车胎扎坏了，损坏了你的车子却救了你的命，你说他对不对？”她一愣说：“你挺顽固啊”，打了我一个嘴巴子让我回去了。
天渐渐冷了，她们让我们没转化的出去冻着，为了有点热量，我们几人排着队来回走步。我们在外面冻了三个月左右。那些被迫转化的同修看到我们坚定的信念，有一天集体声明重新走回修炼。她们的声明对杨大队长是一个重重的打击，全监狱都以她为转化法轮功的楷模，她这回可失败了，听说她因此哭了。我们也结束了在外面被冻的迫害，进到屋里。
二零零三年过完年，我们住的监舍维修，所有的人都搬到了车间住，监区大队长也换成郑杰大队长。我们一直没转化的几人在车间二楼监舍里坐在地上。重新走回修炼的同修也因为自己没有犯罪，不应参加奴役，一天早上开工时她们都不出去干活了，也和我们一起坐在地上。上午郑大队带着警察张春华还有一些男警察过来往车间对同修又打又拽，我们上去阻止，有一部份同修被他们强行带出去，有的直接从楼梯拽到楼下，头撞击在楼梯上咚咚的响。
关小号迫害
她们把我当组织者关进“小号”，张警察带我去的路上，我和她讲真相，希望她能善待法轮功学员。小号是在地下的一个不大的小屋，外面是一个长走廊，她们把我背铐在小号的铺板上，过了一会有两位同修被带进来。她们把我和一个同修背靠背扣一起。另一位同修单独铐在铺板上，她因为胳膊短被抻的很疼。我趁上厕所的时候和警察说把我俩扣一起，这样我可以背着她点能减轻她的痛苦，警察答应了。这时小号大队长王亚力（新调过来的）进来把警察一顿骂，还把我和原来的同修扣一起，并且把我的袜子扒下来给我直接戴上了死刑犯的铁镣子。
因为没有袜子隔凉，我的皮肤直接接触铁环，我出去的时候脚肿的穿不了鞋。我们晚上睡觉背铐也不给摘掉，我们不能正常睡觉，只能侧躺着。每天都很痛苦，我尽量弯腰让她靠着我能舒服一点，我还把身体尽量扭到能用腿让单独铐着的那个同修靠在我的腿上能缓解她的痛苦。王亚丽大队长在监控看到了，就把我单独关进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小号。看管我们的警察、犯人都穿着棉袄棉裤棉军大衣，却让我穿着绒衣绒裤冻着。小号里每天喝的是苞米面水。因为那里太冷了，晚上经常冻醒。大概二十四天左右把我们放了出去。
反迫害
二零零三年秋天我开始写申诉，写完再帮同修写。我们在车间坐在水泥地上九个月。后来我们搬回宿舍楼住，狱警安排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四个犯人监控我们，其中一个是贴身监控，就是除了晚上睡觉其它时间都在一起，警察用得分（减刑需要得分）来威胁犯人。
二零零四年夏天的一天，监区来了一位年轻警察寇丽丽，尽显流氓土匪样，总是找茬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天我正在抄法，被她发现了，她从我手里把法抢去，我往回夺的时候碰到她右肩，她气急败坏的喊我“袭警”。我大声说：“我是拿回你抢我的东西，不要给我扣帽子。”她把我拽到二楼办公室，关上门打我嘴巴子，我把门拽开大喊：“警察打人了，法轮大法好！”她急忙把门关上并扣上，把警察服脱下来又过来打我，我坐地上把腿盘上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几天后同修写了揭露上告信投进了狱长信箱，寇警察被摘掉警衔，三个月查看。
二零零五年监区让一个姓纪的杀人犯来看管我们，她为了多得分减刑，不让我们闭眼睛、不许我们互相说话、不许我们互相走动，表现的非常邪恶。我闭着眼睛发正念，她过来呵斥我让我睁开眼睛，我不配合她，她就让我当时的联保拿针扎我，我联保不扎，她就把我们俩弄到办公室门口去，我把腿盘起来坐在凳子上，她们让联保把我坐的凳子撤掉。联保把我凳子撤掉后，我一下掉到地上坐着，她们又拿来桶凉水，从上到下浇下来，当时是冬天我的棉袄棉裤都湿透了，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把我抬到一楼办公室，对我软硬兼施。她们说要把我关到“小号”去，我说：“正好，进了小号可以见到狱长，我正好把这些事都好好和狱长说一说。”她们便没有再迫害我。
有一次我们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狱警用强制灌食来迫害我们，让我们站着插鼻管（一般都是躺着插），我鼻子还有骨刺就不好插，她们还有意的来回抽插，刺激的我鼻涕眼泪一起流，因为是冬天我的棉袄前大襟湿了一大片，那次有四、五位同修被灌食。
离婚
二零零五年七、八月份间，丈夫来信说因为三观不一样要求和我离婚。过了两天他来见我，我问他我们的财产有多少，他说什么都没有了。我说那我妈妈这三年多的二套房子的房费哪？他告诉我说二零零二年我父亲去世了，他把钱花了。我和他说：“你今天来和我离婚就像拿刀捅我一样，你为了说明这个钱的去向，又把我父亲去世的事告诉我，就是又往我伤口上撒盐，如果你能不现在告诉我而事后告诉我，我能佩服你的为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去世，我姐从北京回来（我和我妈妈都在黑窝被迫害）和他商量不要告诉我，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姐拿的。再次见到他，是他领着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的人过来，跟我说了一些法律程序，我和前夫说：“今天走到这一步，和你谈什么都不好使了，我们的财产你一分没给我，我妈妈的二套房子三年多的房费也得有三万多元钱，你不能白挥霍，还一万元钱。”他一听急了说没有钱，我笑笑说：“打欠条也行，你想不想离婚，想离就打条，要不你就转身走。”他犹豫片刻，给我打了欠条，我给他签了字。并和他说这一万元就是让他知道一个道理，有些事做了要负责的，他走时和我说：“咱家人让我带一句话给你，是我们对不起你。”
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学员要“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多少法轮大法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被酷刑迫害、关押、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多少恩爱夫妻被强迫离婚，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鲜活的生命被迫害致残、致死。我所经历的只是冰山一角，从中国亿万修炼“真、善、忍”的善良人被推向对立面的那一刻，法轮功学员就被中共列为了末等公民，被随意的宰割、残杀。
二零零七年秋，又一轮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始了，监狱成立两个专门做转化的监区，各监区挑人送过去，各监区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严管。一个监舍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有两个犯人看着。没几天就把我送到转化监区十三监区。前一星期她们用伪善对待我，一星期后开始采取强制手段，白天做在小凳子上每天放污蔑大法的电视和广播。我闭眼不听。她们给我们制造的感觉是如果不转化以后会永远这样。每天都有同修被强制转化。一个星期后我离开了那里，在十三监区呆了一个半月，我被送到五监区。
二零零九年大年三十我离开了黑龙江女子监狱，结束了七年不堪回首、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我和姐姐一起回家过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