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女子监狱暴行：强行抽血、暴力转化
下面是周艳女士诉述她的经历：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左右，片警张迎军和一名不知姓名的民警闯入我家说让我去参加所谓座谈会，实际他们把我带到新成立的洗脑班，到那一看，同我一样被欺骗的大法学员已经有二十多人，随后又有同修被陆续骗进来，共计有四十多人，都被关在两个大屋子里。上午十点多钟，610的头目李振彪和黄树祥等人，对我们每个人进行所谓的谈话，并让我们每个人签字（不炼功的保证）。凡是签字不炼的，在五点至八点钟，让家人领回家。没有签字的就继续关押，声称给这些人办班（洗脑班），直到转化为止。
四月十七日，我和另外六、七位同修被转押到建三江七星农场拘留所关押。他们对我审问，做笔录，当时参加调查我的是创业农场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河和610副主任黄树祥。
六月上旬，又将我转押到建三江农管局前进农场拘留所关押，进行隔离审讯。审讯时刘长河用恐吓、威胁、吼叫的方式对待我，书记员不知叫什么名。在被非法关押的十九天中，共提审我三次。十九天当中每顿饭一个馒头和一块榨菜，还有一碗凉水。前进农场拘留所的所长强迫给我采指纹，按十个手指印，并让我参加菜地的劳动（当时的所长的名字记不清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我被强行戴上手铐，推上车，转押到建三江管局看守所，并强行让我在批捕书上签字，还给我录像。
在看守所被关押时，警察强迫我参加劳动，开始我跟着去，后来我就不参加了，犯人头对我大喊大叫，我跟她讲我没有罪，不要劳动改造。她就把干警找来，干警给所里领导打电话。他们让干警把我带回所里，并说：“以后别让她干了。”从那以后什么劳动我也不参加了。在看守所期间，检察院人员非法提审我两次。当时我记得一个叫白易波，还有叫范维克的也参加了，另外几名不知姓名。
十一月底，他们对我进行非法开庭，有张雪峰等人，在看守所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子。法庭座无虚席，是他们事先布置好了的，由各单位指定人员来参加开庭，故意虚张声势，制造邪恶的气氛，并录像开庭过程，并在建三江新闻播放，攻击大法，欺骗世人。
法庭的主审法官和审判员是袁鹏飞、范维克、张雪峰、于桂华，还有610办公室的主要成员，当时没有法院的院长王晓辉，结果没有当庭宣布，另日在看守所冤判我三年刑期。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午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晚上将我和几个要投到监狱的刑事犯，给我和他们一样都戴上脚镣，押送上火车。在火车上，我一口水没喝，一口东西也没有吃，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感觉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当时押送的是看守所的政委赵永华和所长张源宗的侄子张某（名字忘记了）。下午才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因为起诉书和判决书上的日期和我的出生日期不一致，黑龙江女监不收。这时赵永和找我，叫我改出生日期，我拒绝。赵永华又去办公室和他们谈，大约一个多小时，不知赵永华和他们搞什么交易，到了下班之前监狱才同意接收了。就这样他们运用手段，把我关进了黑龙江女子监狱。
集训队在二楼，大约有一百多人在里面面。我走到门口，有人将我拦住，把我带的东西交给犯人。上来几个犯人，搜身的搜身，翻东西的翻东西，连成卷的手纸都从头抖到尾打开看。然后让我把裤子退到脚下，连内裤也要退下来，来回做下蹲动作，当着众人的面，使我身心备受屈辱。紧接着就开始找我到办公室谈话，让我写“四书”。当时我说，我没有写过，不会写。那狱警马上说：“我说，你写。”当时我有私心，不写怕不让见家人。因我带的用品在火车上叫人拿走了，身上有钱也用不上，就按照她说的做了，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上邪恶的当了，第二天我就写声明，并告诉那个狱警：“我不能做违心的事，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你让我写的‘四书’作废。”
我在集训队共计呆了十五天，都是用刑事犯看着我，寸步不离，去厕所她们都站在那看着，真是邪恶。
我被调到打包队（九监区），到了那里，也是用四、五个犯人看着我的衣食住行，并要求我参加劳动（犯人的劳役），还不许我们接见家人，原因是家人来看我们，我们必须得说监狱给犯人规定的报告词，让我们自己承认是犯人。不说就不让见，由此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见不着家人，狱警还借此事来离间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关系，对来看望的家人说：“你们不要来看她了，她们炼的都没有亲情了。”记得有一个叫董林贵的同修，为同修见不着家人去和九监区大队长郑杰谈，结果狱警把董林贵关进小号。被九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有六十多人，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大概是二零零三年十月底，我丈夫来看我，狱警杨华问我说不说报告词。我说不说。当时很多犯人在车间，都抢着、喊着对我说：“你快说报告。”她们非常着急让我见到亲人。这时，监区副政委何某某，她说：“不报告就不能见。”我马上说：“那是我的亲人我得见，不让见那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强加给我的迫害。我今天非要见，你们用这种手段挑拨我和家人的关系，让所有的人仇视我们没有亲情……”我当时用很大的声音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她一看我在揭露他们的迫害手段，转身就走了。另一个杨姓狱警过来说：“不能见。”也转身就上二楼车间了。我也随着上了二楼，当着在场犯人的面揭露她们的邪恶迫害，最后在我执意坚持不报告还要见到自己亲人的情况下，解体了这场迫害。从这次当众揭露她们的迫害后，所有同修家人来会见，都不逼我们报告了，而且对犯人的报告词也变了，不是报告政府了，而是报告警官了。
打包队长郑杰，政委是颜玉华。干警：张春华、贾文军、刘畅、王建、寇丽丽、杨华等人。她们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经常制造事端，殴打、关押（小号）法轮功学员，关押小号最长的三、四个月也不放回监区。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法轮功学员悟到我们不应该承认邪恶强加给我们的犯人身份，不再接受奴役干活。贾文军和刘畅将我们集中起来到室外阴冷处罚站，体罚我们。体罚了两天，又把我们领到运动场上走步，我们不配合，不走。她们就叫我们回监室码坐，让犯人看着我们。让犯人给我们读污蔑大法的文章，我们上她们手中抢，要给撕掉。她们吓的不敢再读了。还天天给我们读监规，我们也不听，就是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因素。
有一次，我们听到她们要来抓几个同修关小号，我们就站在一起将同修围在中间。打包队长郑杰，政委颜玉华领着狱警（还有其它队的狱警），冲进监舍，连拽带打，把我们打散。当时我被打到床底下了，等我从床下出来时，他们将三个同修，其中有王玉卓，用绳子捆的结结实实，把她们关进小号，我记得关了一个多月。为逼我们出工干活，第二天又来了一大帮监狱派来的狱警，他们手中拿着木棍，嘴里骂着脏话。当时我们就默默的发正念，静静的看着他们。有狱警用木棒在程巧云的头上敲了三下，同修们都没有动心，还是静静的发正念，他们一看不行就走了。这样我们在师尊的加持下，整体配合正念解体了这次迫害。
后来又让我们坐小凳子，监区头目领一帮人来到监室，口中骂着脏话，我们发正念正视它们。他们叫犯人把我们的小凳抢走，然后让我们直接坐在地上。明真相对大法有正念的犯人，给我们做了一些小垫子，支持我们反迫害。在我们集体上厕所时，那些看我们的犯人趁机将垫子全部收走了，她们就是逼我们出工被奴役，我们坚持反迫害就直接坐在瓷砖的地上了。我们在地上坐了七个月的时间，每天长达十四至十六个小时。郑杰和监区主要头目规定我们不许去超市购物，两个人吃一个人的饭，把每顿剩饭倒进厕所，也不给我们吃。许多明真相的善良人都气不公，有的就多打一些饭，在没人看见时，就往我们饭盒里放。经过七个月的反迫害，她们不再让我们干活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中旬，监狱又发动新的迫害，就是组织转化队，把他们认为可转化的和不能转化的分开，进行大面积的调动。把我调到二队，继续监管迫害。因为打包队将列入转化队，把他们认为不能转化的，分别转入其它监区。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不出工的法轮功学员在监室里发正念，二队的大队长崔红梅和其他狱警邓宇等对她们进行殴打，疯狂迫害。我们在车间静坐的法轮功学员也站出来反迫害（出工不干活），返回到监室同她们一起形成整体反迫害，声援被殴打的法轮功学员，并强烈要求见监狱的驻检（检察院设在监狱的监管人员）。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下，检察院来人了。我们派去了代表，反映了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这种事在监狱中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情。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的这几天，说是对在押人员进行抽血化验，其实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来的。当时我问了几个长刑期的犯人，以前给你们体检过吗？她们说：从来都没有过。当时我就觉的奇怪，为什么现在监狱要这样做，是不是外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了。
还有的同修认为是不是检查咱们身体都健康是证实法呀？因为在别的监区专门抽法轮功学员的血，不抽犯人的。最后大家交流不配合他们。监区大队长和狱警让犯人四、五个人分别抓住一个法轮功学员按在地上强行抽血，当时车间和监室乱成一片。当时我对监管我的犯人说：“我不会让任何人给我抽血的，你们几位更不能强迫我，我是不会配合的。”当犯人医生商晓梅来到我面前时，我大声呵斥道：“你不配跟我说话，你走远点，你不知道你灌食，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吗？你做了多少坏事，你是罪上加罪。”我把棉衣扣子撕开，告诉她：“今天你要给抽血，我就撞死在这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看我的所谓的“五联保”犯人，看我真是豁出去了，赶快说：“她有心脏病，我们可不敢动她。她要出了事，我们可得负责任。”商晓梅一看事情不妙，就说了一句：“明天再说吧。”这样，在师尊的护佑下，我正念闯过一关。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我终于离开了那个人间地狱。当地“610”办公室派袁清尧和张永生去监狱所谓的“接人”。我刚出监狱的大门，我女儿和丈夫就过来接我，他们是开车来的。可是袁清尧、张永生把他们挡过去，让我上他们的出租车。我不上，他们就挟持我必须上他们的车。我丈夫胆小，一看不行，说：“上就上吧。”这样我被拉到汽车站，坐下午十二点五十分的车，到建三江已经是晚八点多了。进建三江的第一站他们就让我下车，我不下。因为我还没到家，他俩人硬是将我拽下来，他们准备好的车在下面等着，我不上他们的车，他们强行将我推上车，给我送到洗脑班去了。到了那，我不下车，他们把我拽下来，把我抓住抬到洗脑班屋里，把门关上。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二天上午，来了三个邪悟的人，做转化的，被我呵斥走了。第三天早上上班时，我要见负责人。张永生来了，我告诉他：“你们做违法的事，而且是知法犯法，我有权告你们。”他说：“给你们家人打电话，家里无人接。”我说：“你找我家人干什么，又不是我家人叫你把我关在这里的，你给我送回去就行了。”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下午一点多钟，我儿子开车把我接回家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当时我在外地，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我丈夫一个人在家，他不修炼。听我丈夫说：“前几天有三、四辆警车，将我家前后围住，六、七个警察在我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个遍，什么都没有翻着。给我丈夫气得心脏病犯了，一夜都没有合眼，吃了好几次救心丸。当时闯进我家搜查的人员有：郭玉忠，还有袁清尧等人，其他人名字记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