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优秀人才的重重苦难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94）
老伴刘建华，一九五四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毕业，系重庆市税务学校高级讲师，国家教委中专数学课程组五名成员之一，一九八八年国家教委委托他主编全国中专工科数学实验教材共四本，一九九四年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他主编了全国税务系统（财经类）中专数学教材两本。刘建华是很受同事和学生敬重的老教师。
女婿张全良，一九八八年四川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中煤集团重庆煤炭设计院电脑工程师兼科技英语翻译，曾获重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优秀硬件设计二等奖。
女儿刘之兰，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是重庆市大渡口区地税局主任科员，不贪不赌更不吃、拿、卡、要，当她回到她曾管辖过的企业会计部门时，手下的会计高兴地说：“刘老师，是你呀！太好了！” 因为秉公工作，在2000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中，她查补的税款占了全所查补额的一半。
顾志仪（顾志毅）一九九二年修炼法轮功后，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全不翼而飞，人也变得豁达开朗，走路象年轻人一样轻快；是原重庆市法轮大法义务辅导总站站长。大女儿刘之梅的精神分裂症好了很多，后来在正常上班了。
刘之兰说：“看到母亲的变化，我、丈夫、父亲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大法的净化下，父亲的脑血管硬化（三天两头发病）没吃一颗药即痊愈，丈夫戒掉了多年的烟瘾，我吃了许多中药未见好转的内分泌失调也奇迹般的在修炼一个月后消失了。更为神奇的是，久病的姐姐在大法纯净场的影响下，病情也明显减轻，药量减少了一半多。”“修炼后，我们一家更是将“真善忍”的原则落实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历史图片：1998年重庆沙坪坝区绿色广场（现三峡广场）法轮功学员周末集体炼功 |
自中共江泽民团伙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顾志仪一家人遭受多次绑架、非法判刑、劳教迫害。顾志毅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二零零零年遭枉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刘建华因精神受到重创，从二零零零年起一直瘫痪在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在老伴再次被绑架后不久含冤而逝。大女儿刘之梅当时已好了、一直在正常上班，在每次家人被六一零恐吓、威胁，绑架后病就加重，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生活完全丧失自理。
女婿张全良二零零零年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教育大队遭受“五马分尸”、“饥饿疗法”、“喝辣椒水、洗衣粉水”、“针刺眼睛火烧头发”、“打手脚心”、“坐老虎凳”、“坐钉子板凳”、“野蛮灌食”、“冷冻热渴”、“抽脚筋”、“倒拖”、“电击”等数十种酷刑折磨，无数次昏死过去，右耳失聪，语言功能失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脑子受到严重摧残，经常头昏，易激动。
女儿刘之兰被迫长期流离失所，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多。张全良和刘之兰的儿子果果，刚满一岁就开始承受迫害。一次，孩子在姥姥不在跟前时依偎在一位常来看他的阿姨怀中，将小脸贴在阿姨脸上说：“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
一、顾志仪遭非法判刑 老伴刘建华瘫痪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凌晨四点，顾志仪到炼功点炼功，在大门口外被重庆市公安局一处一科的李志伟带领一批警察绑架到重庆市看守所关押，并抄了家，把大量的书、相片、存折（经多次索取后方归还）、现金一千多元、磁盘等全部抄走价值上万元，家里翻得乱七八糟。
当时家里只有她老伴刘建华和大女儿刘之梅，刘之梅原来得过精神分裂症，当时已好了、一直在正常上班，在母亲被绑架后她的病复发了、在家里乱砸东西乱叫。刘建华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急得吃不下饭，脑子也不清楚了，多次跌倒在卫生间和家里地上。
在家人要求警方出具抓捕手续的情况下，当天下午市公安局一处科长李志伟带来了一份公章盖得模糊不清（只有外面的圆圈能看清）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来，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
经几次转押，顾志仪后来被劫持到了重庆石板坡看守所（此看守所专关重犯、要犯，此后曾关押过多名大法学员）非法关押，到二零零零年九月释放，被剥夺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人身自由，期间退休工资被全部取消。
期间，重庆610一直处心积虑地搜罗栽赃 “罪证”。一九九九年十月，市公安局一处一个姓贺的处长（此人后来还多次来过顾志仪家骚扰和威胁），带两人到设计院找张全良，带来一堆从母亲家中抄去的废旧3寸软盘，关上房门后拍桌子砸板凳，凶狠地逼迫张全良承认是加密的，想搜集指控顾志仪的“罪证”。张全良正告他们：我们修炼光明正大，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们怀疑可以找专家解密，何必采取这种恐吓威胁手段？中午，他们胁迫煤炭设计院请吃请喝，期间张全良劝他们做人要讲良心，贺竟然反问：“良心几块钱一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构陷顾志仪，指控的所谓“罪名”是：“围攻报社”“到宗教场所弘法”“组织集体炼功”。法庭内外布满警察、便衣，一副如临大敌的阵势。重庆市各大媒体也大肆渲染，并试图制造“公开审理“的假相。
在庭审过程中，律师、顾志仪本人甚至是控方证人《重庆晚报》社的保卫科长欧阳敏拿出当时的工作记录本，都以事实证明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洪法及向报社反映情况的过程中都是秩序井然，根本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问题，令检察官满脸尴尬。眼看案子审不下去了，下午开庭不久，法官突然宣布休庭十分钟。此后法庭上就只听见检察官长篇大论地背诵官方的×教言论，再不给律师发言的机会。后来得知，渝中区法院一名副院长对两名辩护律师进行了威胁，因为替法轮功学员辩护，两名常人律师差点被吊销律师执照，律师当庭呈交的书面答辩词也被所在的瑞正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和市司法局拿回改得面目全非。后来一名律师被迫离开重庆瑞正律师事务所。
顾志仪被非法关押后，其丈夫刘建华的身体更加衰弱，经常摔倒在地上，大小便常常拉在裤子中，身体急剧恶化，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六日，刘出现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家人多次向市委、市府、政法委、公安局、法院等反映，要求让顾志仪到医院看护；刘也提出希望见顾最后一面，邪党人员竟不让。十九日凌晨，刘出现呼吸衰竭，医院下病危通知书。二十日，家人再次向法院提出“取保”申请，未果。
七月二十一日半夜，大坪石油路派出所全然不顾危重病人需家属全天二十四小时照料，强行将在医院照顾岳父的张全良绑架（在其的再三要求下，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打电话通知妻子刘之兰），所谓的理由还是“扰乱社会秩序”。起因是劳累一天的张全良在病房外的树荫下盘腿休息（急诊室无处休息）被重医保安绑架。当重庆煤炭设计院领导询问原因时，石油路派出所治安室恶警还造谣说：“他半夜两点纠集重医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张全良说，“我当晚因医院病房内无处休息，且自己身体十分疲惫，大约半夜二点多钟，抽空在医院一树下盘腿坐着休息时，被重医附一院保安发现后，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二话不说，就把我绑架到重庆渝中区石油路派出所，又被押送到重庆渝中区李子坝拘留所拘留15天。没想到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一位高级讲师，却在他病危抢救期间身边一个亲人都不给留，等到我从拘留所回家时，老人已经瘫痪了。”
二零零零年九月四日下午，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以“组织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判顾志仪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顾志仪回家后仍多次遭到当地公安、“六一零”人员上门、跟踪等骚扰。家门口常停有警车，出门还常有便衣跟踪。顾志仪说：“后来我丈夫病倒了，呼吸都停止了，经医院抢救虽然能呼吸了但再也站不起来了。此后一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苦不堪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传来西山坪劳教所正在疯狂残害法轮功学员，许多人生命垂危的消息。顾志仪撇下瘫痪在床的老伴和无人照顾的小孙子，只身前往劳教所探望。当恶警李其伟要求她做转化工作遭到严正拒绝后，李就强行赶她出门，眼看千辛万苦才来一趟却又不能相见，顾志仪悲愤地朝劳教所里大声喊：“全良，妈看你来了！妈一直得不到你的消息，你怎么样了？妈担心你呀！”恶警见状，惊恐万分，急忙叫吸毒劳教犯把顾志仪强行抬出去。在抓扯下，顾志仪手臂被抓得青一道白一道，带去的苹果撒落一地，顾志仪痛斥他们的违法行为。这时张全良在里面大声喊：“妈，你回去，将真象讲给世人！”只听见里外都是邪恶疯狂的叫喊打骂声，后来李其伟叫来西山坪派出所的恶警强行将顾志仪带走。
顾志仪说：“小女儿和女婿不在家的近六年时间里，我这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要照顾瘫痪的丈夫、得精神分裂症的大女儿、年幼的小外孙，还担心被迫害的小女儿和女婿，不仅整天很劳累还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小女儿和女婿被绑架到洗脑班，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第二天就病危，而洗脑班拒不放人。我丈夫不久就两眼含泪，含冤去世。他是活活被江泽民害死的。”
二、女婿张全良在劳教所被酷刑折磨致几乎残废、生活不能自理
在“打死算自杀”“精神上摧垮、肉体上消灭，经济上卡断”的所谓转化政策下，张全良被开除公职、没收住所，先后被非法拘留三次、刑拘两次，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劳改五年，遭受过刑讯逼供、暴力殴打、辱骂、吊铐、上大挂、电刑、罚站、坐老虎凳、水牢、多种人格侮辱、绝食抗议与野蛮灌食、关小间、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不准喝水、吃大小便、灌辣椒水、灌食盐、坐钉子板凳、夹指骨、敲脚筋、踩指骨、烧眉毛、饥饿冷冻、夏天蒙被子、冬天穿水衣、抓住头往墙上撞、固定姿势的持续下蹲（站/坐）直到精神崩溃致疯狂或昏迷或休克。
张全良诉述被绑架、非法劳教三年迫害的情况：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我就被原重庆煤炭设计院成立的610小组监控，小组成员由院党委书记、院人事处长、院保卫处长和计划处处长兼任，并时常被找去谈话。当年八月评定高级工程师时我的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全优，领导要求我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书面保证，这样就可以给我评上高工。被我当场否定，于是取消了我的评定资格。
我们夫妇俩曾多次到重庆市委、公安局、信访局，渝中区人大、法院等处反映实际情况，希望将完全无罪的岳母放回家，他们都往上层推。没办法，二零零零年六月五日，我利用周末到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没想到材料递上去，就被信访办通知重庆驻京办接人，收走我的所有钱物，由原煤炭设计院保卫处长和重庆渝中区石油路一姓贺的警察（男、部队营级干部、30多岁）把我绑架回重庆李子坝看守所关了15天，还要我自己交拘留所的生活费。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八日，我在家照顾瘫痪的岳父，得到要把我绑架到大渡口区政法委办的法制学习班、强制不准修炼法轮功的消息。我只有离家出走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把照顾老人、病人、孩子的一大摊子事留给了妻子。一个月后岳母放回家、可是不到30天，9月30日中午，我的妻子刘之兰接到单位电话通知，要她下午到派出所去，很明显要绑架她到洗脑班强制不准炼功，她也只有离家出走了。当时家中儿子才一岁多，岳父和姨姐刘之梅生活都不能自理。岳母是一位快70岁的老人，当时公安局一处的贺处长和警察李志伟、户籍刘毅、居委会书记主任还经常来家里骚扰。家中老小怎么生活呀，我们夫妇俩在外流离失所，有家难回。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于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我又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和警察拦住后直接问地址和姓名，根本不问上访的内容和问题。于是我就没说。就这样被押往天安门广场的地下室关押；晚上八点多钟又被押上车开往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关押；然后又先后转移到北京建国门派出所、北京东城区看守所、河北省石家庄防暴大队、河北行唐县公安局关押审讯。
在河北行唐县公安局内，有一老一少警察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拷打，把我一直铐在一个铁椅子上，先是抱来一捆竹竿两人轮流的打我的脚、腿、臀部，竹竿打烂完后，改为电棒电，两根电棒都坏了，又搬来手摇电话机，用电线将我手脚绕住后电，后来电话机也坏了。这俩警察也累坏了。半夜两点多钟左右，把我押出去吃饭后，再押回来继续审问。当年轻的警察有事出去了，年老的警察善意又着急的对我说：你再不说，明天你就永远从这个社会上消失了，再说也没用了，共产党再也不会把你当人看了，你人很好，有文化又聪明，你现在说了，至少还能活吧，你是文化人，你自己去想嘛！要知道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关满了人，共产党的手段你是知道的。我当时马上明白，他们是要把我们这些不说地址姓名的人就此“消声灭迹”。因此我说了，然后转到河北行唐县看守所关押。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重庆石油路派出所的一贺姓警察和重庆煤设院保卫处长把我押回重庆大渡区看守所关押。30天后，有两警察来要我写“再也不到北京去”的保证，我说凭那一条文规定？我不写。又过了12天后，一警察拿一张单子要我必须签字，说是去一个好地方，并要我签字后再看内容。签完字后，我才发现是被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被押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教育大队一中队转化。劳教所警察公开说共产党对付你们不转化的法轮功，政策是“精神上打垮，肉体上消灭，经济上卡断”“打死白打，劳教所还得赔你80元的火化费”。在劳教所警察龙仕舜、田馨、田晓海领导下，以及肖建铭、刘华、李其伟、刘本忠、王成、李中全等授意下吸毒劳教犯王建鹏、李晓波、沈阳、张振川、刘洪光、陈刚、李洪飞、何卫东、夏先科等对我拳打脚踢、电棍电是家常便饭，更残忍的是夏天长时间坐钉子板凳，臀部烂得流脓血、几个毒犯轮流按着我不准起来。用火烧我的眉毛，用竹签刺穿了我的右耳鼓膜、导致我右耳失聪。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绝食抗议劳教所农业大队故意谋杀重庆江津法轮功学员李泽涛致死，绝食3天后，晚上开始给我强制灌食，几个帮教按住手、脚和头，劳教所警察指挥帮教们把很粗的管子插进我的鼻孔，插得很费劲，我一下昏迷过去了，他说，你们给他插进气管了，他立即就把管子给我拉出来了，然后他来给我往食管里插管子，插进去后，又故意抽出来再插，我拼死挣扎，人快从椅子上滚到地上，几个按住我的帮教赶紧更加使力的按住我。最后他们终于把管子插进我的胃了，开始给我灌食，灌啥呢？他们有的说灌盐巴、有的建议灌稀饭，最后给我灌的是他们给与我一起绝食抗议的其他法轮功学员灌食留下的，还有一点温度的奶粉。灌完食后，我早已奄奄一息，也不知是谁一下把管子从我胃里拉了出来，痛的我眼泪猛流，这样连续灌了3天。这样每次灌完食，鼻子里都会呛出血，一身流下的眼泪、血、鼻涕、奶粉、稀饭，帮教们都看不下去，回到监舍后赶紧安慰我：“这哪是人干的哦，这个××的兽医！（指警察陈剑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仕舜、田馨、田晓海、肖建铭等上午从其它中队挑选了60多名吸毒劳教（多次劳改、劳教人员）、近40名警察和一名所谓的医生陈剑平到该队，中午又从中挑选了20多名身强体壮的吸毒劳教作为打手（他们称为“执法队”）。这伙人在警察食堂一顿酒足饭饱后，从下午两点开始，在龙仕舜、刘华的指挥下，从2舍到14舍依次逐个将法轮功学员拖到操场上暴打。在这个过程中，刘华指挥四个打手从舍房将法轮功学员逐个押出，高定、李宗权、陈剑平等在旁作打压记录。
我被4个彪形大汉押到操场，首先被强迫在刘华面前跪下，问服不？我摇头。立刻被他旁边早已准备就绪的打手们一拥而上，将我按倒趴在地上，脱下我的鞋和袜子，将袜子塞进我的口中，并用鞋子猛力抽打我的脸，有的猛踢、猛踩我的身体（要达到他们的所谓打遍、打够、打痛的目标），大概我全脸肿胀并奄奄一息，不能动弹后。刘华才一声令下：“拖下去！把下一个押上来，快！”接着，按住我脚的两个彪形大汉抓起我的脚就往早已安排好的严管监舍飞跑，我的脸和脚在地上摩擦得血肉模糊，而另两个负责押我出监舍的彪形大汉还在后面收拾塞在我嘴里的袜子和抽打我脸留在地上的鞋。拖回监舍后，早已在监舍安排好的另外19个专门对我施行酷刑的服刑人员，立即将我按在小凳子上，施行下一个刑法。即使这样，他们的酷刑办法也会不久就用完，然后警察们就每天把领头的两个叫出去开会、学习和交流其它的酷刑方法，还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和学习历史上的酷刑方法。就这样他们一个刑法接一个刑法的对我实施，直到我被扶着出狱的那一天。
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教育大队，两年多每餐只给吃一勺饭、叫50粒。用竹签夹手、吊打、灌辣椒水洗衣粉水，坐钉子板凳，抽脚筋，踩脚趾，夹手指，倒拖，饥饿，不准睡觉，不准大小便，棒打、火烧眉毛、钻耳朵、堵嘴巴、卡喉咙、用针刺手指、烧眉毛、扯头发等等，身体上的伤痕和血肉模糊的情形连我自己都惨不忍睹，行刑的人都害怕。这里只是略举两种。
整整三年，各种迫害我的酷刑几乎没断过。不承受酷刑了就意味着已经死亡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出狱后我已几乎残废。坐着全身痛的发抖，筋骨断了两根，头疼得很厉害，大小便失禁，语言功能失调，记忆功能减退，生活不能自理，也已无法工作。
（张全良的妻子在另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中写道：经过炼功和学法，张全良四个月后才慢慢恢复语言功能。去单位宿舍拿他的私人物品，可已被单位全部弄丢。找到单位领导，要求他们归还私人物品和恢复工作时，单位领导先是推脱，后竟说不认识他，再后来就威胁要喊派出所警察来抓他。当我丈夫拿相关文件给他们看时，他们不看，并放出话说：“你可以跟单位打官司，我们不怕。”）
三、张全良在监狱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无数次死去活来
张全良诉述遭五年冤狱迫害的情况：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我在街上行走，被重庆市610劫持到上清寺派出所，后被押到渝中区国保支队地下室，被重庆渝中区610的6人刑讯逼供10天，其间被连续吊铐6天6夜，昏死过去后又用脚把我踢醒，接着将四个高音喇叭放在我的身体周围连续播放污言秽语40多个小时、声音大的使我脑袋疼得都要爆裂了。
十二月十六日把我转移到重庆李子坝看守所继续迫害，看守所繁重的折纸盒劳动任务几乎一天只能睡4个多小时，完不成任务就是坐老虎凳和重型脚镣，看守所的目的就是不能让关押的人有自己的思考和意识，以便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人员叫你签字你就签，叫你怎样说你就怎样说。
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重庆市渝中区法院36法庭，非法开庭审理。当时法院调集了大量法警，法庭内外布满警察、便衣。法庭内除我的妻子一人，其他都是公检法人员及国安便衣特务。庭审中，我当庭揭露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法官文跃说：“要有证据”，我伸出胳膊指着手臂上的伤痕问“这算不算证据？”法官尴尬不语。就这样重庆渝中区610操纵下，法院秘密判我五年徒刑，李子坝看守所也配合严密封锁消息，将我的家信截留，我的家属、律师9月底才得知判刑的情况。我本人上诉到五中院，法院不顾事实，维持原判。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押送永川监狱关押。在永川监狱十一监区（原二监区十三分监区），在永川监狱副监狱长王东、教育科张龙剑、王晗威、原二监区分管法轮功的副监区长石永均、十三分监区王强、付本平（后调永川监狱总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八人机构中）、石德兵、张猛（现在永川监狱十监区）等人的直接操控下，劳改犯张敬波（重庆璧山人）、方茂禄等人对我大打出手，他们公开在犯人中叫嚣，“打法轮功（学员）没有事，干部准许打，打死白打”。张敬波在监区其他服刑人员中也是公开讲：是监狱领导叫我们打他的。
在监狱，我被单独关在顶楼角落的一间牢房里，由犯人方茂禄、张敬波、熊正刚专门对我实施各种酷刑。在这里我遭受过刑讯逼供、暴力殴打、辱骂、冷冻、水牢，各种暴打和人格侮辱，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不准喝水、吃大小便、灌辣椒水、灌食盐、夹指骨、敲脚筋、踩指骨、不准睡觉、饥饿、夏天蒙被子、冬天穿水衣、不准换姿势的连续下蹲、站、坐直到精神崩溃致疯狂或昏迷或休克，多种类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略举两种。
分监区长王强指点“要加强学习”， 张敬波等人就连续一个多星期不准我睡觉，强迫通宵“学习”，偶尔睡上一、两小时觉，还要求写欠条（指睡了觉）。王晗威找我“谈”一次话，随后我就被毒打十多天。王晗威问“身上有伤没有？（指表面）”答“没有”，就暗示继续整。长期饿饭后又突然一次强迫吃很多饭、吃不下就专打胃。后来他们自己对我实施酷刑也感觉很没意思了。就干脆强迫我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站立、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蹲着、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坐着，睡着了或倒地了在春秋季就是一顿暴打，在秋冬季就是泼冷水，全身不知脱去多少层皮。
冬天到来时，就开始坐水牢，刚开始找来一个大的垃圾桶，灌满水后，站在水中，人倒后，水桶就翻了，满屋都是水。后来就改为往身上泼冷水，然后打开窗户吹冷风冻你、往地上和被子上不断泼水，就这样一直蹲在地上，身体稍有动弹就是一顿暴打，三天三夜后，双脚几乎泡烂完，我就不断倒地，他们暴打累了，才准躺在床上，但是被子全是被冷水泡着的，我也照样睡了2个小时。然后就改为坐刑（连续不睡觉不准上厕所的坐），小便用馒头蘸着吃干，不准吃饭，7天解一次大便，就这样直到晕死或被逼疯狂后，才稍休息一下，又换一种酷刑。
张全良遭过无数次的连续几个月的站立、连续几个月的蹲着、冬天长时间泡在冷水中、强迫喝尿吃大便等各种形式的残酷迫害，各种毒打折磨使他遍体鳞伤，无数次的死去活来使他精神几乎崩溃，生活无法自理。他被放回家四年多，仍不时有短暂的精神恍惚和狂躁，手脚也时常疼痛，大小便失控脑子还不清楚，做事经常出事，身体也很弱、怕冷。
张全良诉述三年劳教、五年冤狱折磨说：“近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施暴者对我进行的各种下流侮辱性做法让我无法回忆和启齿，精神和身体折磨无数次耗尽，反复的死去活来，致使身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摧残。至今，我仍不时有短暂的精神恍惚和狂躁，大小便失控，手脚疼痛，做事时常错乱。”
“在我备受各种酷刑折磨，随时在疯狂、昏迷或休克中不断反复的同时，我的家人同时承受着同样的痛苦与煎熬，时光如水流过，而如刀刻般印进亲人记忆中的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忧心与胆颤心惊。”
四、女儿刘之兰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当时的新山村税务所所长就在上面的安排下找刘之兰谈话，劝她放弃修炼，说身为公务员如果跟政府做对，迟早要丢饭碗。刘之兰跟他谈了修炼的亲身体会，讲明我们不是跟政府做对，恰恰相反，如果修炼的人多了，对政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并指出他们的行为与1999年6月14日各党报刊登的《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对部份法轮功学员上访问题的答复》的相关精神相违背。该所长听后不置可否，其表情就是“你连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都搞不懂？”
同年七月二十日后，局领导在610胁迫下多次找刘之兰谈话，以开除公职相威胁逼迫她放弃修炼“真善忍”，被她严正拒绝。八月初，市公安局一处到单位逼迫单位领导把刘之兰叫到局办公室，采取威逼欺诈的方式逼她承认参加学员聚会、组织集体炼功。从此单位有专人监视刘之兰，外出有便衣跟踪。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单位领导又打电话通知刘之兰和丈夫下午去新山村派出所，当时重庆正在大肆抓捕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此前大渡口区公安局一科恶警赖国华等人已多次以所谓的“传讯”要刘之兰承认发放了大法真相资料。
刘之兰说：“为抵制邪恶的洗脑迫害，仅与母亲团聚了二十天，我不得已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此后三年多，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六十多岁的母亲身上。母亲被重庆公安关押迫害一年多后，身体大不如前，被重庆公安关押迫害得双手不断的颤抖。在这种情况下，一人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女儿和两岁的小外孙（丈夫、外孙的指甲都只能请人帮助修理），并牵挂流离失所的小女儿和在劳教所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的女婿，而且还要面对警察不断上门骚扰。我们一个好好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
在刘之兰流离失所后，所在单位重庆大渡口区地税局局长陈策，怕影响他的官职，在中共的连带政策压力下，将刘之兰匆匆“开除”。重庆、福建公安局曾多次到刘之兰母亲及亲戚家中骚扰、搜查，企图将她绑架。刘之兰的所有私人银行存款全被重庆公安非法查封。重庆大渡口区地税局领导还在全体员工中宣布，要求发现刘之兰行踪后立即报告，说是将她交给公安机关后他们就没事了。
刘之兰说：“我母亲、丈夫到我税务局宿舍家中时（全产权房），门卫拒绝放行，受谎言蒙骗的人事科长覃元为了表示对局长的忠诚，更是追到家中强行要求‘登记’‘写保证’（也说不出到底要我们保证哪样）。一次在门卫处曾引来几十人围观，众多税务局干部深知我的为人，但迫于局长的态度也是敢怒不敢言。当我家人质问为何干涉进入自家门时，他们答不上来，只说是局党委研究决定。作为执法机关的税务局，局党委知法犯法，可以公然做出违宪决定，粗暴干涉公民自由进出家门。如果不是江泽民及邪恶610公然违宪背后撑腰，他们何至如此有恃无恐？”
刘之兰多年来一直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到合川市小沔镇讲真相时，被恶人报警绑架，三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关押到重庆女子劳教所，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回家。期间遭到关小间、灌食、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长时间站军姿、下蹲等迫害。
她丈夫张全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从监狱回到家中，因遭受多年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无法正常工作。家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全靠刘之兰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上午七点四十分左右，刘之兰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刚走到重庆市税务学校教工宿舍门口，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一辆轿车上的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六一零恶徒截住，试图绑架她到洗脑班。刘之兰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得到消息的家人随即赶到，并大声向过往群众揭露全家为做好人所遭受的迫害。在刘之兰和家人的正念抵制下，绑架未能得逞。
当时现场有大量群众围观，大家纷纷谴责恶徒的绑架行为，说“太不象话！街道的人还干这种事”；熟悉刘之兰一家的重庆税校的教职员工家属更是纷纷摇头叹息。中共六一零人员在群众的一片鄙视和谴责的目光下自知无理悄然溜走。有不少好心人提醒刘之兰和她家人要注意提防这群邪恶之徒再次行恶，他们说：我们将来有一天都为你们作证；有的说 “如果再绑架，你要大声喊”。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早上八点钟，由大渡口区政法委书记阎亚宁、区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余建军决定，由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杨长勇带领一批610的人，开了几辆汽车停在小区大门口内，早上张全良和妻子上班经过大门口时，就强行把他俩分别绑架在两辆车上押送重庆九龙坡区中梁山上刘一手火锅厂的职工宿舍的标牌为802的房间。在这里有个来自大渡口区医院的护士常来给张全良量血压什么的，有两个偷着喝酒又抱怨不准他们使用手机和随便外出的负责观察张全良一举一动的帮教，有来自大渡口区九宫庙一小学的退休校长，有快要退休的大渡口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还有一个大渡口法院的50多岁的人负责给张全良制定转化手段和方式方法。
在这个地方，他们的流氓做派显露无遗，反正你不达到他们要求的写点什么或说点什么是不会放你回家的。每天强迫看谩骂法轮功创始人的各种录像，并谩骂他坚持不转化。张全良说：“他们绑架我到这里来，由此给我带来的社会和家庭损失和破坏，以及他们内心干坏事和流氓做法的羞耻，都强迫让我认识是因我不配合他们谩骂和诬陷他人造成的。还不断反复只准他们说教的这样式的法制学习教育。”他们说，“你看嘛，你看你家被搞成啥样了，工作没了，身体遭了，家里孩子老人没人管，你就忍心吗？” 张全良说都是你们给逼的。他们却说：“你思想真顽固，再不转化，就把你送到其它对你更不利的地方去转化（意思就是判刑关押到监狱）”。
就这样，张全良和妻子刘之兰被非法关押19天后才放回家。回家后才知，刘之兰的父亲由于他们被绑架第二天晚上急得昏死过去、抢救过来后身体已经不行了，他们回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夫妇俩打工的工作也失去了。
五、年幼儿子的遭遇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开始时，张全良与刘之兰的儿子刚满一岁就开始承受邪恶的迫害。先是邪恶之徒无故将深爱他的姥姥绑架；后来，邪党恶徒不断上门干扰，威胁，爸爸又被绑架两次。
两岁时，大渡口区邪恶之徒妄图绑架他的爸爸和妈妈到洗脑班，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的父母不得不离开他，并从此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父母被迫离开他一个月后，大渡口邪恶之徒又将在艰难岁月中照顾他一年多、将孩子视为亲人的阿姨李亚敏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孩子从此只能与刚从狱中出来的姥姥相依为命。
二零零四年，孩子该上小学了。根据他家具体情况，家人多次向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局、市教委、九龙坡区教委申诉，但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儿子户口所在地）仍无理拒绝接收张全良户口，致使孩子入学时被迫缴纳了6千元赞助费，而张全良与妻子早已被剥夺了经济收入，这对他们家真是雪上加霜。
迫害使张全良年幼的儿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十分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孩子曾跟姥姥说：“别人说我没有爸爸、妈妈。”一次，孩子在姥姥不在跟前时依偎在一位常来看他的法轮功女学员怀中，将小脸贴在阿姨脸上说：“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眼圈都红了。
寒来暑往，花开花落，张全良与刘之兰的儿子在期待父母出现中、在恶警对姥姥和家庭的不断骚扰中、在其他孩子的“你没有爸爸、妈妈”的嘲讽中，一天天的，度过了本不属于他的、满覆阴霾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