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
事例一:
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为方便对方阅读,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包括杰克。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客户过来投诉时,我理直气壮的告诉杰克: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朱迪。杰克查看了邮件,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
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挺震惊的,心想:“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多得罪人呀!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的抄送给大家?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会影响到她以后升职吗?她会不会记恨杰克?”果然,没多久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既没有人发给她,也没有她回复的邮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或者被降职或者被孤立了。没想到,一个月后她的邮件又出现了,和以前一样,还是处理同样的事务,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原来她是去结婚度蜜月了,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
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其实我看不到她的邮件时,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能知道她是去结婚了。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真是荒唐又可笑!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那肯定是猜不对的。
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
事例二:
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莉莉作为领导并不看好,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得到了认可。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就向莉莉请求直接跟莉莉的上级汇报,得到莉莉的批准后,他直接与决策层沟通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
事后杰克非常高兴的把他分别与莉莉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在他和莉莉的聊天记录中,莉莉说的很清楚,决策人确实和她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继续此项目。杰克对我说:“你看,我常常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
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莉莉自己不想做,也不想让手下人做,万一手下人做成了,就抢了她的风头了!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她,她肯定会很生气,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杰克怎么那么傻呢?”
这一念冒出来以后,我就觉的不对劲,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嫉心吗?这时我就警觉了。我仔细分析:
莉莉不看好这个项目,在我们大家面前,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她都是这样说的。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她并没有阻拦,而是客观的为公司的工作考虑,坦坦荡荡的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嫉心。
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心里是为公司着想,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
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是否得到领导赏识在法理上已经看的很淡了,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以为“妒嫉”、“拆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得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善、信任的关系了。
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在一、两百年以前,人类的魔性(负的一面)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名利心等各种人心,因为人在三界中,佛性和魔性同在;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就是时时处处争斗。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被视为无能和愚蠢。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师父一再的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我觉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