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法会|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九七年,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在听第一讲时,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上面却有个象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太在意。听完九讲,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邻居炼法轮功,她说我看到的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说我根基好,让我好好学。这样,七月份,我跟她去了学法点和炼功点,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除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特别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

晨炼时,早上起床费劲,神奇的是每到四点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气管就温和的“当、当、当”响起来,再不起,卧室的门就发出“咣!咣!咣”的响声,象有人踹门,我就吓的一下坐起来,再打电话给提录音机的辅导员。那以后,即使在流离失所时,早晨每天都有木鱼声响起,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起来炼功呢,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啊!

学法两个月时我出了一次车祸,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四针,锁骨骨折。不到一个月全好了,没影响工作。

患严重类风湿、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已濒临死亡的女儿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恢复了部份行动能力。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包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截了回来。我被带到公安局。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就感到无边悲凉,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的溶入了大法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

我前后遭六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离失所四年,从没说过一个不炼的“不”字。在艰难岁月中,作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不断的唤醒着众生的善念,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

一、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

第二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证实法的事,我们十八人遭绑架。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两位同修因拒签,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我拿过纸写上:“我不写保证书。”

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進门他就开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流着泪对他说:“你去我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吗?”我接着说:“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我花尽所有的钱,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结果炼法轮功炼好了。”

此时他一声没吭,最后如实的记录下我说的。但我还是被他送進看守所,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

到看守所第二天,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让我写所谓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就说:“我不管是谁不让炼法轮功,也不管江(恶首)说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是要坚持炼。”警察笑了,说:“你不写保证了,你写心得体会吧。”我把我为什么炼法轮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他看了说:“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

两个月后,我第三次被绑架。那次是A县警察干的。当时我正在和兼职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像,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过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万言书,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

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讲了万言书里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是把我送進了当地看守所。路上办案警察说,以前听说大法好,不知怎么好,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

关在看守所的四十多天中,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我就问一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的摔下去,痛苦的大声说:“别问我!”

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那天你女儿哭的很惨,说,叫你们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们年龄差不多,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我问:“留了吗?”他说:“留了。”

当时北京正开“两会”,我们征集了签名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计划将签名送“两会”。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

在日后因为营救一同修,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说:“谢谢!”他立刻明白了,说:“我没看见。”

关在看守所里时,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她从小窗户发现了我,喊:“某老师,是你呀!”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

第四次被绑架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放假期间。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从一日起,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我和警察面对面,但没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责任的呢,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就租大客车来、走着来,十月六日,达到高峰。

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上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累的喘不上气。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依维柯车上拽,我不上,他们把我拽倒,一顿乱棒子,把我头打的有一个半头大,肩、臀部都大面积瘀血变黑,奇怪,就是不觉的疼。

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推上车不知往什么地方送。我们打开车窗,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车上的武警不让,还要打人。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孩子,你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炼,中央不让炼,我们是和平上访,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这点你要清楚。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你不能对我们动手。”听我们一说,那些当兵的都一动不动的站那了。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

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事要出去,站岗的士兵说:“阿姨,你要说你是哪的,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

二、几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

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按例每学期开学时要召开全校大会。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校长提前找我说:“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大会结束时,他只说了一句“某老师因炼法轮功被抓了”,没作任何评论。

我第三次被绑架时,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门撬开,把《转法轮》拿走了。之后,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A地要人,和警察说:我们老师很好,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她,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警察不答应。校长说,哪天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还给了我一百元钱买生活用品。

我从A地转到本地看守所,又被关押了半个月,回来上班后,他把《转法轮》还给我,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打一壶开水,然后书记说:爱干啥干啥去吧。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

暑假之后,该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荣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

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三百元。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我是乘地铁回来的,没坐出租车,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你不要给他们。主任说:“我告诉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给啥,校长早就这样交待了。”

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八点多,那天挺冷的,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先到单位,公安处二十个警察都等候着呢,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交待审问的警察:“不准审,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后来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

从审讯室下楼一看,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书记都来了,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那时规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她说算我出差。

后来,听市国保大队长说:“你还没到家,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每次都打电话,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别的单位一听员工進京就开除,我就奇怪了,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

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

二零零五年,我去单位要工资,单位又换了校长,是位男校长。他把我流离失所三十九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厂书记、组织部长、学校校长、书记开会研究,决定给我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还非差那一点啊?”书记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呢。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

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我当时一穿小了,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我就转卖给她了,她穿了一次洗后也小了。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她刚工作,买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我忘了,她记住了。善能唤醒善。

三、要帮忙的学生们

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个警察说:“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一直对我很客气。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怀孕三个多月了,还被恶警灌凉水。我就找他说这事,他赶紧找人沟通,过了一会就把那位同修放了。

我从北京回来,被关進看守所。市国保大队长问我三个问题,一、炼不炼法轮功了;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三、法轮功是不是“×教”。我回答:一、永远炼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说:判你三年,我给你减一年。我说:这不可能!

回监室,牢头说:你绝食呀!

我五次被非法关押進看守所后,就给负责的狱警、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过后他告诉我说他看《转法轮》了。牢头也帮助我,有的还成为朋友,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

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狱医、所长、狱警一大帮冲進室内,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

很巧,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后勤主任、CT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其实我啥事也没有。

在我所住的病房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三、四天,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最后他问我:“老师,你认识我吗?”他说了名,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在公安医院戒毒,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他说:“老师,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我的心里五味俱全,说:“老师没事,谢谢!”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

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警卫队所有人,从队长到烧锅炉的都是我的学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来人看望,送东西,打开水等,都开绿灯。

一天上午,市“六一零”头子来了,背着手,一脸恶相,嘴里恶言恶语。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我一看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赶紧过来,一看是我,说:“老师是你呀!”我说:“想把老师送哪去?”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五十六天后,没写任何所谓“保证”,我回家了。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

四、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

第五次被绑架,我绝食十二天回家。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我流离失所两年多,二零零三年底,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進我家对门的房子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听说还悬赏五万元抓我,并抓了我女儿(同修)和不修炼的丈夫,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

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Q是师父在部队时的同事。Q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结果: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他非但没爬上去,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

我求师父:师父,Q如果和师父有缘,请您让Q做点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我问Q:“我的事在哪解决?”他说:“当然在家里解决。”Q拿出车票说:“票都买好了,要赶车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他一个劲的说:“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北京的那些人都说你好。”

返家途中,我问Q:“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他说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一旦相逢时,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他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说,我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时我十五岁。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弯腰,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

关老师是个好老师,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路成河沟子了。我们过不去,关老师把他的自行车放倒垫路,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我十八岁毕业了,参加工作组,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泪了。而那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不到四十岁就脑梗卧床了。

再后来,我教学,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不当老师了,当了教委主任。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我们两地分居,关老师知道了,问了我丈夫的驻地,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并主管教育。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并盖了他的图章,让我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这个城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在七四年多不容易!老师有八个孩子,他一个都不管,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他都没给办。当年我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

Q受触动了,沉思一下说:“我有一百分力,我一定用一百二十分力帮你。”后来听说Q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Q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

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警察如临大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和局长握手,然后我走到国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一帮人马审了四天,最后念记录,大家包括我都乐了,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把我送進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我被关在女监室,丈夫被关在男监室,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错,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然后心就平静下来,心里轻松了。

半个月后,Q来接我出去了。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结果他们的车到,我正好坐车离开。儿子也没事,回学校上课去了;女儿回家了。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国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在所谓“三长会”上,国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这个人不够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

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就回家了。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后来市国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说这个人好象是检察院的,以前没见过他,以后也没见过,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他纳闷:那是谁呢?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

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

二零零四年,我全家迁居外地。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听我讲清真相后得救了,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出此文,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 神叫我们大法子弟 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地”[1]。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五》〈传递〉

明慧网第十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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