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退休女工程师遭十多次非法关押迫害
以下是李炳南老人自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一、多病缠身 修大法获新生
我叫李炳南，是一名退休高级工程师。从小就体弱多病，如脑贫血、妇科病、骨质增生（胸椎、颈椎）、全身性风湿、萎缩性胃炎、横结肠下垂、皮肤病、湿疹。全身骨头、关节疼痛难忍，而且四肢和整个头部都是麻木的。尤其是脑贫血，经常是头昏脑胀，好似有一重物压顶，撞墙都感觉不痛，病容满面，天天显得无精打采，而且特别嗜睡。
由于病痛的折磨，我还去学了三种气功，不但没治好病，我的身体还每况愈下、心情烦躁不安，脾气大、易发火，见到不顺心的人或事就大动肝火，对家人也骂，拿全家人当出气筒。前夫曾对别人评价我：“脾气太怪了，爱发火。”
一九九六年新年期间，我在重庆兄弟家作客，看见书架上放着一本《法轮功（修订本）》，我便随手拿来一看，就觉得此书跟我看过的所有书不一样，深入浅出的道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令我折服，且看书时我的心显得特别的舒服，觉得李大师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本书是一本教人修心向善的书，讲的真是太好了，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一个晚上就把书看完了。次日又了看一遍，已经达到爱不释手了。
六月份兄弟给我寄了《转法轮》等三本书来，我更是喜上眉梢。看完《转法轮》书后，我的人生观也彻底改变了，通过学法炼功，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顽疾不药而愈，心情特别愉悦，性格变的温和、善解人意了，而且还主动承担家务。
二、请愿遭绑架、搜缴个人物品
自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打压，利用媒体大肆攻击、抹黑法轮功。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我和其他同修自发到独院街省政府请愿，想向政府相关领导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
当天下午从全省各地来了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地段很窄，大家就分坐在省委的对门的街沿上，没有人组织，政府也没有派人出面接待我们，学员们就静静的坐在那里等待。
后来看见有十几个警察出来，神情显得很紧张。二十多分钟后开始凶神恶煞的驱赶我们，用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奥林匹克体育场，按地区安排坐在水泥地、草地上，不让我们讲话、随便走动，上厕所都得向警察报告并需批准，还要跟着走。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放着诬蔑师父和法轮功的录音广播，对被抓来的学员进行洗脑宣传，大家的心里都很难受。
我被送到斌升街派出所，警察早已下班，就让值班警察给我登记姓名、住址。折腾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让我回家了。
次日八点多钟，斌升街居委会的彭主任（女、八十多岁）来到我家里，对我说：“国家把你们定为非法组织，你们不能炼了。”然后就把我珍藏在家里的大法书籍、法轮图、录音机以及与大法有关的所有音像制品全部抢走了。
三、向报社澄清事实 遭拘留
因《成都商务早报》刊登了一篇大概是说“建国以来的十大案件”的文章，作者将法轮功列为其中之一，并诬蔑法轮功是×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九九年十月一日，我和五名同修一起去报社讨说法，当时的报社负责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子，问我们是哪儿的？来干什么？我们只是向他们善意讲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叫他们向我们赔礼道歉，并在报纸相关位置上承认先前的文章是不实的报道。
这个负责人口里答应登出去，并叫等着，不让我们走。后来我们被绑架到东顺街派出所并遭到非法审问，叫我们在笔录上签字。当晚两点多钟我们被劫持到九如村治安拘留所，进去后就叫我们脱衣裤，对我们进行侮辱性搜身，只剩一件胸罩、内裤，然后将我们治安拘留十五天。
四、第一次上访 关铁笼、拘留
因江泽民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诬蔑法轮功是×教。听到这一消息，我们觉得太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因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而且身心受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和其他几位学员决定十月三十日自发到北京向政府说明我们的真实情况。
九月二十七日，我们从成都出发，在北京火车站下车时就被冲散了，后来我又遇到了两个女学员，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广场周围戒备森严，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们来到金水桥附近，一名军人问我们到哪里，你们是法轮功（学员）吗？我们承认了，他马上招呼不远处的便衣过来，叫我们上车。然后把我们拉到了天安门前门派出所，和其他各地几十名学员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然后就几个几个叫去非法审问，要求说出姓名、住址，随后送至北京附近奥林匹克体育场，在那里冻了七八个小时。
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被送到四川成都驻京办关了两天，期间还看见一个外省男子抓住一名年轻女学员的头发使劲撞墙。第三天由驻京办负责人史小进、斌升街办事处和斌升街派出所的人劫回成都，公安分局也来了人，我们遭到十几个人的非法审问，问我们多大年龄？为什么要去北京？什么时候去的？还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去证实法？叫我在笔录上签字，随后将我关进九如村拘留所拘留十五天，狱警还叫我们学习邪党党章，我们没有配合。
五、第二次上访 遭劳教、骚扰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和三名学员顺利到了北京。我们在广场升国旗的地方炼功，遭到北京便衣警察的绑架，并被关在大铁笼子里，后又送到成都驻京办事处，当晚又被斌升街道办事处黎强、派出所江警官将我们劫回成都再送到莲花村看守所关押三十七天，随后非法劳教一年半（所外执行）。
回家后，派出所的人叫我天天去报到，要我写思想汇报，去哪里或家里来了客人要去向他们报告。尽管如此，他们还随时到家里来骚扰，逢年过节或他们认为的所谓敏感日，就把我叫到派出所，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睡觉，每次至少关三天。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我和学员又去北京上访，又被关铁笼子。当晚由特警用火车皮将我们八十一名学员集体劫回成都。其中有一个叫黄敏的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回来不久就被“610”人员给迫害死了。这次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六、绑架、抄家、拘留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因同修被绑架牵扯到我，被斌升街派出所抄家，所有的书和资料被抢走，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底，斌升街派出所赵指导员与两个管内勤的警察将我和女儿任静弄到青城山一农家乐软禁，走后派出所就去抄家。约七天后又被劫回派出所，谁知早有公安局一科“610”组长冯久伟、陈××等四人等在那里，逼问我一些事情（由于年久已记不清），当时我没配合，最后将我们母女扣在留置室，后来女儿回家了。
我对他们说要回去洗个澡，拿点换洗衣服，可他们不让，第二天就把我送到蒲江县关押，后又转押到“大塘、鹤山、五星”三个派出所、四个派出所的留置室，大约非法关了四十八天。
七、教炼功被狱警毒打、背铐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因同修被绑架牵扯。为此，我被公安局“610”人员冯久伟等三名警察逼审七八个小时，最后又把我送到九如村拘留所关押十五天。
有天晚上约九点多钟，一个吸毒犯因为她相信法轮功的真相，身体受益，她很激动的对我说她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状态，主动要求学炼第一套功法。我很乐意教她，而且监室里十几个在押人员也跟着学炼。不料被两个年轻狱警突然开“火口门”看见，所有的在押人员都吓得一声不吭。一个狱警手指着我说：“你出来！”
我刚一岀监室的门，看见两狱警相距两米站定，也不说话，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见离我最近的狱警突然发出一重拳直对着我胸口打来，我被击得连连后退，还没站稳，那边的狱警又用重拳打回去，象踢足球一样把我打了几个来回，打的我晕头转向、骨头象散架似的，一直从走廊打到外面的大坝子。接着他们又狠狠的打我的肩膀和头部，打的“叭叭”直响，头被打木了，打完后就走了。
接着一个赖姓警察走过来骂我：“你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三个。你要教别人炼功，我们就把你铐起。”接着又用铐子将我双手反剪在后面的铁管子上进行背铐。
 酷刑演示：背铐 |
过了一会儿，一个好心的警察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嘛！就把你放了，好回去睡觉。有可能下一班的警察要把你弄去劳教。”我说自己没有错。在铁管子上铐了大约五十分钟，快到凌晨两点钟才被放回监室睡觉。
八、被迫流离失所，又遭关押、劳教
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我又去北京上访。在火车北站刚上车，就被一个铁路女警（四十多岁）拦截下来，并被带到火车站派出所，然后他们又通知了斌升街派出所的人来，把我送去拘留了十五天。
我被列为重点对象进行迫害，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打骚扰电话，他们又到我家门口来砸门，我没开，也没煮饭吃，怕弄出声音来知道我们在家。他们走后，我和女儿在晚上七点多钟就被迫离家、流离失所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我和几个同修因发真相资料和挂条幅被国安和九里堤派出所绑架，警察又去了租房抄家，抢走了所有的大法书、资料和条幅布料。我和其他同修被分开单独审问，逼我们说出姓名、地址，我没说。后梁所长亲自来问我传单是怎么回事？另一个警察见状开始诽谤师父，我听后心里十分难过，就回应了他一句。他立刻恼羞成怒，桌子一拍大声骂我：“你妈是XX”我说：“梁所长，他动辄就骂人。师父是我最尊敬的人，他竟敢当着我的面（骂人），是啥人？”有几个警察把骂人的警察拉了出去，他在外面气的暴跳如雷，如果不是其他警察拉住，他还想冲进来骂我。然后又换了一个警察来审问我：什么时候出来的？在哪里住？
过了很久都没看见女儿，心里很着急，有个警察对我讲女儿在那边抽搐。
大约十点多钟，我和女儿被送到莲花村看守所刑拘三十七天，后又送到宁夏街看守所关押。监室最多十五平米，却关了四十多个人，晚上每个人睡成“刀片状”，不敢上厕所，否则回来就没地方了。地面非常潮湿，湿布抹了就安铺，我睡了好几个月。白天每人坐只有二十公分左右高的塑料凳。就连检查组的人都说：“这个条件太差了，根本不符合（关押）规定，最多只能睡二十来个人。”几个月后我被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回家后丈夫告诉我：“你们走后，办事处主任王熙、派出所所长赵肃川和王所长三人到北京、前夫家、重庆老家到处去找。”赵肃川还说：上级指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找到。叫你和女儿回家住，没事儿。” 丈夫知道是个圈套，也没上当。
九、发资料遭绑架关押
大约是二零零二年的上半年，天刚蒙蒙亮，我只身一人到蜀都大道两旁的电话亭发放真相资料，被少城街道办蹲守、监控我的“610”人员李××跟踪，他们在后面捜走了所有的资料，并将我团团围住，说他们坐在车里一晚都没睡觉并叫我上车，我不上，撒腿就跑，他们紧随其后，累的气喘吁吁的都没撵上我。不料前面是个死胡同，我被二人绑架、抄家，然后关押到郫县看守所，刑拘三十多天。
十、遭冤判入狱、洗脑转化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到蜀都大道的邮政信箱投递真相信，被少城街道办僱用的低保户徐达标跟踪、拦截，将我带到栅子街居委会，社区警察将我送出了居委会。
回家不到五分钟，派出所、居委会、办事处综治办“610”人员等十多个人闯进来抄家，我被带到黄瓦街派出所留置室，晚上十点多钟又被送到郫县看守所，关押一年后被青羊区法院冤判四年。
二零零四年被劫持到省养马河女子监狱五监区关押迫害。入监后，狱警派了个杀人犯包夹，不准任何人与我说话，我不报数，不穿囚服，上厕所都跟着。十多天后让我到车间剪鞋邦线。
监狱“610”人员余治方找我谈了三次话，目的是想转化我。我说：“你如果了解（真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他一听马上就翻脸，用手使劲往桌子一拍，对我大发雷霆：“你是啥意思？我就是政府派来的，是吃这碗饭的，我就是做这个工作来的，不转化是不行的！”
后来又从六监区调来一个邓干事，罚我站坝子，另一个黄干事搜走了我手抄的《洪吟》，互监小徐捜走了我手抄的经文。后来被犹大周海、林丽欺骗转化，经常逼看诬蔑师父和大法的光碟，每月写思想汇报，四个多月后我写了“严正声明”及“三退声明”。
十一、在新津洗脑班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我与十多个同修在大丰镇讲真相，被大丰镇派出所绑架，后送到新都看守所刑拘三十天。
二零一零年五月，青羊区少城街道办综治办主任李双全及黄瓦街派出所汪所长以我不配合写保证书为由，把我强行绑架到成都新津洗脑班迫害。
洗脑班的一个所谓的科长鲍小牧（女、三十多岁）对我说：“上级有新规定，一年之内要把全国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完，一批批的都要来，不转化就送劳教！”他们把我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让两个包夹女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左右，不让我单独行动，电视里二十四小时都在放电视，而且将音量调到最大分贝，不让我出门，一日三餐都由包夹端进房间。
两包夹轮流看守，到楼上跳舞，却不让我眯眼，更不准我东张西望。鲍小牧进来对我威逼：“到这儿来不转化是不行的，转化了两三天就可以回去。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转化，就送劳教或监狱。”后又派里边的肖医生给我放“自焚事件”等洗脑录像。
鲍小牧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有一天鲍小牧和一个包夹强行拉住我的手在一张事先拟定的纸上按手印。我大声说：“强制的不算数！”她们见我转化不彻底也不放我。又以在我家里搜出真相币、电脑、打印机没交待清楚为由，对我进行超期羁押，还要我出卖同修。
有天晚上听见从楼上传来女同修痛苦的叫喊声，凄惨的声音持续了一个通宵。
九月份，我才脱离了魔窟。
十二、四次骚扰、经济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诉江后，受到金牛区政法委黄忠街道办、居委会的电话骚扰。
二零一六年我与女儿到青城山去旅游，遭到成都高新西区（红光镇）上高铁时，遭安检人员拦截、强行登记身份证，回家时又被登记。
二零一七年，在成都火车东站，遭到安检人员拦截、翻包、搜身。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遭到府南新区两警察的敲门骚扰。
五年不涨退休工资，至今未补发；二零零零年七月底在拘留期间缴伙食费九百元；给押送我的人员差旅费及补贴费四千五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