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常勇申诉被敷衍 成都市检察院拒立案
骆常勇的工作也因此冤判而被单位开除。他多次要求单位恢复工作，单位都以需“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后才能恢复工作”为由推脱至今。
骆常勇二零一四年冤狱获释后，每年都坚持申诉，均无回音。今年四月份再次申诉后，七月二十六日，骆常勇接到成都市检察院申控服务中心检察官黄勇的电话（028—87782731），称需了解一些情况，要他到服务中心去一趟。
七月三十一日他去后，黄勇并没有向他了解任何情况，而是直接拿出了七月二十四日就已经打印好的“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见成刑申审通[2018]1号）”告知“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而拒绝立案，并要求骆常勇签字。
骆常勇问黄勇：“你看过我的申诉状没有？”他没有回答，骆常勇指着申诉状上写着的“办案警察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日对骆常勇刑讯逼供了五天五夜，不准骆常勇睡觉，暴力殴打他，左大腿被打伤不能走路，两次送到医院去抢救和治疗。”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
这时黄勇问骆常勇：“庭审时当庭调查没有？”骆常勇回答：“庭审时我和律师都提出当庭调查，排除非法证据，我的律师当庭向审判长席孝富递交了我遭刑讯逼供的书面材料，审判长仍然拒绝调查。”此时，黄勇无语。
骆常勇又拿出二审法院（成都中院）裁定书，指着第六页读给黄勇听：“……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决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这里明显错误。
看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具体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不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作出的明显错误裁定，成都市检察院对此视而不见，却做出了“申诉理由不成立，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的决定。你们究竟看过骆常勇的申诉状没有？你们认真负责了吗？黄勇再次无语。
黄勇仍然要骆常勇签字，为了拿到该通知书作为证据，继续申诉，骆常勇签了字，并写了不服将继续申诉。宣布人写着“黄勇和陈杨”两人。黄勇办公室电话：028—87782731，服务中心电话：028—87782696。
另外，成都市检察院“不立案通知书”上把骆常勇的申诉理由只写了一条“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其他的理由只字不提。
实际上骆常勇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提出申诉的。
骆常勇认为对他的审判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一）（二）（三）（四）（五）项情形都有：“有新的证据”、“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从申诉状上可以看出，刑讯逼供获取的非法证据没有依法排除，反而成了逮捕、起诉和判决的所谓“证据”；所谓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等等。
最荒唐的是成都市中级法院裁定书上采用《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应改判或发回重审”却做出了该条法律第（一）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裁定。
然而，成都市检察院的黄勇、陈扬等审查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官们审查时，却如此“粗心”的视而不见，不知羞耻的做出了：“成都市中级法院的（2010）成刑终字第440号刑事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判处刑罚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申诉人骆常勇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之荒谬结论。
由此可见，成都市检察院审查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官们，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不作为和渎职，明显在包庇二审法院，再次致使申诉人受到伤害。已触犯《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刑法》第三百条、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第三百九十九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等。构成了诬陷罪、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包庇罪、滥用职权罪，这种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而今天，在强权和谎言下，法律已沦为实现江泽民个人意志的犯罪工具。在本案中，和其他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案子一样，从立案、起诉到审判，都是违法的，都是在蓄意陷害，因为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修炼法轮功，我们向世人讲清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都是公民的合法行为。而把本案当事人的这些合法行为当作犯罪证据，在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就把一个合法公民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法庭，并荒唐的以法律的名义判决有罪。
如今讲依法治国，“谁审理谁裁决，谁裁决谁负责”，“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和错案倒查问责制”、“有诉必理，有案必立”。黄勇、陈扬等成都市检察院审查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官们，如还不悬崖勒马，必将为此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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