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医生,不拿红包和回扣
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大陆,医疗行业腐败成风,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司空见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尊要求弟子要放下私心,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所以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收受病人红包,不拿药品回扣。
可在道德下滑的今天,病人不相信还有不收红包的医生,对不收红包的医生反而不信任、不放心,怕医生不认真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担心不能细心做手术。结果是拿红包正常,不拿红包反而不正常,让人叹息是非都颠倒了。
一次,我给一位病人做手术,家属执意要给红包,并说:“你不收,我们对你的手术不放心。”为了打消家属的顾虑,我暂且将红包收下。手术顺利结束后,在病人出院前,我将红包还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们修真、善、忍,希望他们能尊重我的信仰。病人夫妇把红包收回了,非常感动的说:“我们从未遇到像您这样一心为病人的医生。”
凡是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如此处理,时间久了,赢得了病人的信任。
我也从不拿药品回扣。有些药商不放心,怕我不用他们的药。一次,一个药商提着贵重的礼品来到我家,非要把礼品放在我家门口,让我收下,并说:“药品回扣,不拿白不拿。”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要回扣和礼品。如果你的药效果好,遇到合适的病人,我会用你们的药,请放心。”后来这位药商果真看到我不拿回扣照样用他的药。就这样,我与药商之间也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后来,药商们之间都在议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拿回扣的“特殊医生”,所以他们很尊敬我。我的同事也都知道我修大法,不拿回扣和红包,都很佩服我,但说:“我们做不到。”在当今社会,相信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医生才能做到不收红包,不拿回扣。
师尊说:“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1]在工作中,我就这样努力的遵照师尊的话去做。
医德提高 身心健康 医术提升
随着我修炼大法,道德水平不断的提高。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困扰我多年的顽疾——便秘,不治而愈,走路一身轻,每天精力充沛。经常是值夜班了,第二天还要看门诊,也不觉得累,连年轻医生都赶不上我。
一九九七年,我到青海帮助对口医院工作半年,在高原环境下,许多同去的医生都出现高原反应,头痛、失眠,我却什么反应都没有,与我同去的医生都见证了修大法的超常。
由于我在工作中看淡名利,处处为别人着想。我惊奇的发现,我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诊治水平,抢救病人的成功率和处理疑难病的能力很高。慕名而来的,同行介绍转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半天的门诊,我经常要看到下午两点以后才能下班。病人远道而来非常辛苦,我也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不限号,自己晚点下班也没关系。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医疗行业内变得小有名气。
妹妹在国外生活,在网上看到了我的信息,告诉我说:“你在网上是很有名的专家,病人对你的评价特别高,口碑特别好。”而这些我都不知道,也不看重,只是每天认认真真对待我的工作和我的病人。
师尊讲:“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2]
我知道,这是我修炼大法、提升医德后师尊给我开智开慧的结果。
迫害中坚守信仰和良知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诬陷和残酷打压,我家也遭受了迫害。丈夫是当地炼功点的辅导员,被视为“重点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被暴力洗脑,甚至被非法劳教。我也被单位隔离审查,并且三天两头被找去“谈话”,恐吓、威胁。我的家也多次被非法搜查和抄家。平时上班、出门就有人盯梢、跟踪,家里的电话也被单位强制限制使用。
在这样的压力和环境中,我仍然坚守信仰,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从未耽误一天工作,每天还尽职尽责,笑迎病人。周围的同事,许多并不知道我家的遭遇和我的处境。科室的老主任知道一些,对我说:“我真佩服你!”
退休后,因为我的名气,医院返聘我继续上班。丈夫从劳教所出来后,单位逼迫我给丈夫施加压力,让他放弃修炼,还威胁我,如果不配合他们,就不再返聘我。我断然拒绝了单位的无理要求和威胁,舍弃了一年十几万的返聘工资回到家。
我离开了工作四十多年的岗位,离开了我的病人。后来听人说,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到处询问我的情况,网上也有许多病人问:“这个好医生哪儿去了?”医院对外解释说,我退休了不来上班了。病人都感到十分惋惜。
修大法二十多年来,我身心受益。我坚守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坚持做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没有错。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动摇不了我按真、善、忍 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证实〉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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