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救众生
同修对那位律师都不熟悉，就听了我的建议，我们和律师很快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在见律师的前一天晚上，我负责打印出来同修托律师带给被关押同修的话和一些法律文件。我边打印，边想着同修的被迫害，想着怎样做更能帮助同修解体迫害，我就想到写控告信。因为前几年我的家人同修被绑架时，当时给家人同修请的律师就是一上来就写了控告信，对曝光邪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想到这儿，我就赶快以被关押同修的名义写了份控告信，打算第二天让律师带進看守所给同修签字。
第二天见到律师，签完合同后，律师就随我们一起去看守所见被关押同修，当时一同去的还有被关押同修的家属同修。本来我应该跟家属同修交流一下控告信的内容，可是我有了顾虑，当时那位家属同修是刚刚从新走回来修炼的，对我们做的一些事还不能理解，我担心她不同意我这样做。就在没和同修商量的情况下，我就悄悄的背着同修把控告信给了律师。
当天下午，律师進到看守所里见同修，我们在外边发正念。我看着表，大约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这次律师一定跟同修交流的很好，会见了这么长时间。下午四点多，律师从看守所出来了，满脸的不高兴。见到我就对我说：你给我的那些控告信，都叫警察没收了，警察还说要找我麻烦。律师很担心。我听了心里一惊，警察搜走控告信，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我哪里有问题了。但是看到律师和家属同修对我的埋怨，我想，不管怎样，警察那样做是非法的，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我就站在路边和律师据理力争，告诉律师控告是我们的权利，警察那样做是违法的，剥夺公民诉讼权。我又给律师举例子说明前几年我家人同修被迫害时，当时的律师如何在劳教所和劳教所警察抗争的，然后取得了复议权。律师后来不再指责我了，家属同修听后也理解了我的做法。可是，我感到我在什么地方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找到。
回来后，我和配合营救的同修做了交流，我发现在这件事上暴露了我很根本的执着。首先，我是在沿用前几年营救同修时的做法，但是现在是二零一六年，正法形势是不一样的，修炼不是套模式。还有，在写控告信时，我是带着争斗心的，重点没有放在怎样救度被毒害的公检法的众生上，而是带着一种证实自己做的对、指出对方做的错的争斗心。而且，我在写控告信、和律师去看守所的过程中，满脑子都在想怎样把同修救出来，没有想到、或者没有那么明确的想怎样在这过程中救度世人。在这种不符合大法的要求的心态下写出的控告信，就遇到了警察的干扰。想到这儿，我对律师也很愧疚，是我的原因导致他被威胁，也给他带来了压力。我在心里下决心以后的营救一定要理性，遇事和同修提前沟通。
虽然这样说，但真正做到还有距离。周围同修提出来要尽快了解到预审员的姓名和电话，便于寄真相信和海外同修打电话。我就跟律师提出需要见到预审员。现在的律师手里的案子都比较多，来一次不容易。隔了十来天，好不容易律师又来了，我们第二次去看守所。律师顺利的见到了被关押同修，但是还是见不到预审员，看守所的态度很不好，不告诉预审员姓名。这时，我跟律师说要向上级反映，律师就开始推脱了，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打电话，也不太愿意再坚持找预审员了。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和家属同修配合给分局的警察打电话，辗转的给看守所打电话，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得知了预审员姓什么。
那一天我感到很沮丧，我感到律师没有象我预期的那样主动，而且他不太想配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请的律师，他为什么不愿意配合我呢？返回的途中，我和同修交流，同修对我说：我们不能依赖律师，律师能得到预审员的信息更好，得不到，我们照样可以讲真相，我们可以把真相信寄给我们知道的所有的预审员，也一样能救人，只是如果能知道预审员的姓名，我们更有针对性。另一位同修给我提出，是我想捞人的心太重了，所以律师有这样的表现。听着同修的话，我没有说话。同修说的是对的。律师这样的表现，是我这里有问题。从我一听到同修的被迫害的那时起，我心里就没平静过，我没有冷静的在法上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而是一下子钻到以往的经验中，用经验指导着下一步该怎样怎样做，当在既定的时间里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时，就感到事情办不成了。这时候我忘记了一切是师父在掌握着。我钻進了人的事情当中了。我为什么会跟着事儿走，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捞人的心。我越有这颗心，邪恶就越钻空子，就干扰着律师不愿和我们配合。我想明白后，就对自己说：必须把捞人的想法去掉，我就是来救度被毒害的公检法众生的，同修有师父在看护，未来一定是美好的，那些参与迫害的世人才是最危险的、最需要救的。
第二天，我们再次和律师一同去看守所。这时，我看到律师时，心里已经没有了埋怨，很平静了。而律师也表现的和昨天截然相反，他主动的给预审处打电话，接电话的人也很客气，很快给律师联系上了预审员，预审员同意见律师了。我听后心里没有起欢喜心，我想我就是来救人的，见预审员也是为了救他。家属同修和律师進去见了预审员。家属同修的正念也越来越强，自己写了投诉信，也写了给预审员的信，把这两封信当面递交给了预审员。后来这两封信都附在了被关押同修的案卷里。
被关押同修被非法批捕了。由于客观原因，家属同修又聘请了一位律师。我和同修继续为营救被关押同修奔波。我们共同交流，找原因出在哪里，意识到我们需要提醒被关押同修他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给检察院寄真相信，整理出电话号码提供给海外同修拨打。这时，家属同修通过律师得到了被关押同修的案卷内容。我们几个应该参与的同修很快的看了案卷，里面有详细的公安构陷的材料、步骤和具体参与人。这非常有利于曝光邪恶讲真相。
很快，律师又到看守所见被关押同修，我们几个参与营救的同修一起去发正念。在看守所附近，我们遇到了另一位参与营救的同修，大家在交流过程中意识到，不能把眼睛盯在被关押同修的执着上，对同修要慈悲；而且对遇到的公检法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态在法上，对方就会有善的一面表现出来，我们还是需要用慈悲去唤醒这些受毒害重的众生。
在交流中同修提出，我们需要加大力度给检察院人员讲真相，尤其对负责案子的检察官。那位检察官是个年轻的女检察官，我承担起给她写真相信的任务。同修提醒我需要不断的给检察官写真相信，从大法洪传开始写，让她对大法有个清楚的了解，好救度她。
回家后，我思考着怎样给检察官写信，这时，我思想中想的多的就是怎样去救度检察院的世人，不再只想着捞人了。
通过侧面了解，那位女检察官以前参与过起诉同修，看来她是一个受恶党谎言欺骗很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只是简单的从法律和善恶有报上讲是不够的，她会为了利益而不相信。要想救她，就得启发她的善念。可是怎样讲呢？我心里还是没底，我觉的对这样的年轻人不好讲，她正处于工作、事业有一定成就的时候，一心想的都是怎样发展，怎么才能让她听進真相去呢？
我跟同修探讨怎样写真相信，有的同修说可以从明慧网上找文章，从各个方面找，比如祛病健身的、各种人生故事、还有“五一三”征文，里面都有很多好的文章。还有的同修提醒我明慧网上登的一篇《我和孩子经历的神话》，可以给检察官寄过去。对呀，那篇文章我也看过，也感到很感人。那位女检察官可能也有孩子了，那么她看这篇文章，她肯定能够理解那位母亲的选择，可以打消她的疑虑，那么她就能够正面看到大法带给人的神奇了。
很快，我把明慧上的文章摘下来，编辑到了真相信里，开头给检察官写道：我们因为某某案件的缘由，接上了这一缘份，真心地希望你读完此信，借这个时机也了解一下许许多多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为什么走進法轮功？尤其在大陆这种环境中，他们为什么坚持这一选择？这也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关系到人生选择的一件大事，请先暂时放下你的观点，走入这些修炼人的内心世界，看看他们是怎样想的。
寄完真相信，我感到我和女检察官沟通方面有了一点進步。下面再给她讲什么呢？我忽然想到，女检察官接受被关押同修的案子，她只是在例行公事的走程序，她对被关押同修并不了解。如果她能够多了解一些被关押同修的人生经历，可能就能够唤醒她的同情心，有助于她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寄出了写有详细内容的被关押同修人生经历的真相信，那是一段很适合世人看的人生历程，里面有同修经历的文革时期，有对事业追求的过程，有在人生迷茫中的思考和选择，也有同修被关在监狱、劳教所中经历的迫害和思考后的选择。相信女检察官看过信后，在她的思想中，对我们这些修炼人不会只当作她的工作对像，而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理智智慧的人群了。
同时，我把这些真相信也邮寄给了更多的检察官，希望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修炼人、了解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不再执着营救的结果，只是想着，案子到了哪一步，我们就到哪里去讲真相，相信有很多公检法的众生等着听真相，他们一定能够得救。
一天，家属同修传来消息，检察院把案子退回公安了。案子历经数月，终于在一定成度上阻止了邪恶的继续迫害，这是来源于师父的加持，也是同修无私配合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寄出的真相信在这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因为我知道有海外同修不断的在给公检法人员拨打电话，国内同修也持续的寄出了近千封的真相信，我所写的真相信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份。
现在案子还在继续。我对怎样走下面的路越来越清晰。在这个营救同修的配合中，我由开始的在人心带动下做事、捞人的状态，转变到用心和同修配合、写真相信去救度公检法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慈悲的师尊对我的点化和给我的修炼机会，我也非常感谢周围同修对我的宽容和不断提醒，我也对自己终于能够做到用心去救众生而感到高兴。
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能够做好救人的事，就需要心态时时在法上，理性的对待遇到的问题。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1]。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谢谢同修们！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理性〉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7/11/1/16624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