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劳教所酷刑、药物迫害 北京杨春秀控告元凶

更新: 2017年06月17日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日】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杨春秀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洗脑、非法劳教,备受折磨。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杨春秀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杨春秀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是杨春秀,女,五十六岁,原北京建材水磨石厂工人。我的父母早年就离世了,自小就和哥哥嫂嫂一起过日子。哥哥嫂子觉得我是个负担,所以我的内心始终很苦,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离我很遥远。长大结婚后,丈夫又很粗暴、自私,不得不早早结束了不幸的婚姻,只身带着一双儿女勉强度日,倍感命运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生活有了转机,从此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得法后,我努力按大法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积极面对生活。

和平上访 被刑拘洗脑

然而邪恶的中共头目江泽民,妒嫉法轮大法吸引了这么多人修炼,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开动中共暴力机器,公然诬陷、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看到电视台在电视广播中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好的大法与师父会遭到如此恶毒的污蔑和攻击,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泣不成声。

为了给师父和大法讨个公道,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和大多数同修一样,走向了天安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被朝阳拘留所拘留一个月。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北京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副所长穿着便衣,带着社区一帮人到我家,强行把我绑架到十八里店洗脑班。

被非法劳教 备受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我在崇文门东花市大街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路边蹲守的两个保安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当时两个邪党保安还高兴的说:“一千六百块钱到手了。”我被绑架后在崇文门东花市派出所地下室关了一天,第二天被劫持到崇文门角门看守所里。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后来被恶党非法劳教一年半,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遭受迫害。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副大队长李守芬(当时三十多岁)等警察用强制手段想让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她们用“罚站”、“剥夺睡眠”、“不许大小便”、“药物迫害”、“剥夺洗澡”、“围圈围攻”、“剥夺光线”、不让家属见面等卑鄙的手段,企图改变我的思想和信仰。

曾经连续四个多月不让我好好睡觉,期间只偶尔允许睡一、两个小时,企图用这种“剥夺睡眠”的手段让我精神崩溃。有一次(大约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在警察办公室里(与其他被关押人员隔离的地方,其他人看不见、听不见),警察们全副武装,拿着电棍,拿着凶器,恶狠狠一面威胁,一面用圆珠笔狠劲扎我的手,同时强行抓我的手逼写所谓的“三书”。还把攻击大法的纸条贴在我的身上,浑身上下能贴的地方都贴上纸条,甚至连鞋里面也恶意放了纸条。我当时义正辞严地对参与迫害的人说:“你们敢把此时此景录下来上电视吗?今天我亲身体验,你们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是真的!外头那些真相材料上说的都是真的!”

在劳教所,警察们还用不明药物来迫害我,故意“没病制造病”。我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健康,根本没有病,警察故意长时间不让我睡觉,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带到医务室去量血压。我问她们为什么,警察大夫当时就拿出一瓶药使劲掼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吃药!”我问什么病,警察说:“血压高,头晕。”我说,“我不晕,我没病。”警察大夫说:“你要相信科学!”我戳穿她们说:“原来你们不让我睡觉,就是让我血压高,然后逼我吃药。”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警察李守芬带着绳美玲(六十多岁的人)等人强制按着我灌药。因我拒绝吃不明药物,他们就强掰我的嘴,狠劲撬我的两颗前牙,致使其松动,快要脱落下来。当时绳美玲吓得浑身打颤,不敢灌药。李守芬恶狠狠的说:“灌!快灌!出了事我负责!”就这样,她们每天强制灌药(一种黄色药片)。

中共迫害示意图:强制灌药
中共迫害示意图:强制灌药

在这样严苛的折磨下,我全身严重浮肿,两腿肿得像“大象腿”一样,上下一般粗,也无法弯曲,极度疼痛。在长时间剥夺睡眠的同时,又逼着我长期“罚站”,身体的承受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极限。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在劳教所七大队图书馆的一个小屋子里,在这极其难忍的罚站酷刑中,我的身体直挺挺的突然倒下,右侧头部重重撞击在瓷砖地面上,倒下发出的猛烈的撞击声把她们吓坏了,巨大的疼痛也把我震醒了……那是一段多么残酷难熬的岁月呀!

被迫离家 再遭绑架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和家人的骚扰。每到所谓“敏感日”,南磨房地区街道办、社区邪党书记袁素娥等人伪善的问候我,或用电话骚扰我们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二零零六年二月份,我通过合法手续去香港旅游。回来后警察就开始抓人,当时去香港旅游回来的很多同修都被警察绑架迫害。大约是那年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晚上九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南磨房派出所的十个左右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其中有女警穿着警服,很多男警穿着便衣,准备突袭绑架我。因当时我没在家,他们扑了空,我与警察擦身而过,安全走脱。

但他们并不甘心,经常在我家门口及路口蹲守,伺机实施绑架,致使我不得不离开家,在外流离失所。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他们在到处抓不到我的情况下,用卑鄙恶毒的手段扣发我近三十年辛勤劳动所得的退休金,企图从基本生存上搞垮我及家人。

二零一零年元旦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因为给同修送《明慧周刊》等资料,又遭绑架,国保警察开着没有标识的车,遮着我的脸,送到王四营秘密洗脑班。逼着我女儿录像,然后把录像给我看,企图诱导我屈服。元旦前,北京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警察找家属做“笔录”,家人这才知道我又被绑架了。

最可恶的是,二零一一年他们居然冒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谄媚中共污蔑大法的文章,发表到互联网上,欺骗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