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六一零”这些地方,一般百姓很难進去。我每次都智慧的進去救人。
二零一四年,我们本地有两位老年同修被本县国保警察绑架,一位被营救出来了,另一位仍然被非法关押着。我针对这件事写了劝善信,大量复印,写好信封,一封封装好,都写“领导”收,以便于普发。一天,我挎着一包信到县政府大楼,门卫不让進,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有个人问题,非要找某某领导。门卫说我签名才让進,我就签了名。進去后我就开始发劝善信,从四楼发到一楼,只要门开了我就進去,没人的我就把信放在办公桌上,有人的我就亲自交到他的手里,有的人当场拆开看,还说谢谢。当发到第十九封信时,正好是六一零办公室,我就被绑架到国保大队了。
这个国保大队的头目是个迫害法轮功多年的警察,他问我信是谁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他不信,要我当面写给他看,我就写给他看,他一看字迹吻合,就不让我写了。他又问信封是谁写的?我说:“我一个婆婆,没什么文化,为了尊重领导,请一个过路的女士将信封写漂亮一点,不好吗?信也是劝善信,你看看。”于是我当场向他劝善,并发正念,善心加上正念,一下灭掉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说:本想拘留你十五天的。你走吧,我要去做客了。我还想多说,却被他硬推了出来,最后安全回家。
二零一五年夏天,一位老年同修外出贴真相不干胶时被绑架,非法关押七个多月, 警察扬言要非法判刑。我想,一定要否定邪恶的迫害,一定要营救同修出来,一定要救参与迫害的警察和法官。在一个冰封寒冻、风雨交加的上午,我邀这位被迫害同修的妻子到看守所去要人。心想:要碰到那位认识的看守所警察就好了,这个警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结果一到看守所,看见那位警察正在大门口玩手机,我就跟他打招呼说:“今天心想事成了,想见你,你在这等候着。”接着我说明要人的来意,要他把同修带出来看看,我们送棉衣来了。他说今天不是他当班。他告诉我们,同修身上都吊个了尿袋子一个多星期了,情况也给上面报告了,没生效。我问找谁?他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就转身找了看守所一把手,给他讲真相劝善。他说案子在法院,又叫我们找法院。我们就找法院反映情况,要求立即放人,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法院又推,说要看守所一把手来报告和证实。我们又返到看守所说明此事,直到看守所一把手答应办理才离开。我们跑了半天,汗水湿透内衣,寒风吹僵了手脸,但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因为我们办了实事,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在师父的安排下,在当地同修整体配合下,第三天,被非法关押的那位同修回到家中,否定了邪恶的安排。
二零一六年春天,想到我县迫害仍然严重,国保大队的几个警察多年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表现很邪恶,尽管我们给他们讲过多次真相,但效果不佳,我就想去救他们。他们在公安局大楼里,电子门是被门卫看着的,不让進。怎么進去呢?正好我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机,没找到失主。我就邀了一个同修,带着这部手机来到公安局。门卫把守不让進,我就说我拾到了东西需交公安局,就让我们签字后進去了。我俩直接進到国保大队办公室,看见长期迫害我和同修的副大队长正在里面,我直呼其名,他惊讶地望着我,问我怎么進来的?干啥?我说:我拾到一部一千多元的手机,听说拾到东西要交警察,我只认得你们,特来交给你们。他立即站起来说:哎呀,我佩服你们,拾金不昧,我向你们敬个礼。他恭恭敬敬向我们敬个礼,叫我们坐。我们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劝善,要回被抢去的大法书,劝他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他指着摄像头,有点害怕。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害怕,大法弟子在他们面前,邪恶当然害怕。但是我们正念正行,邪恶瞬间就被解体,他不怎么害怕了,还告诉我国保大队的几个正、副职领导的办公室所在,要我们也去讲讲。我们去了,他们都不在。副队长又告诉我手机应该交到派出所。这时我悟到,是师父的安排,要我们到派出所救人。
我们又到派出所,他们同样敬佩我们,要我们签名。我说我们学大法的不留名。借此机会,我们对片警堂堂正正讲了大法真相,他们恭恭敬敬送我们出来。
我想到了师父说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1]以往我硬闯進去讲真相,曾被国保警察打骂,遍体鳞伤出来,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用智慧、慈悲去救他们,邪恶解体,他们又敬佩又道谢的恭送我们出来。这真是不一样。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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