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划得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母亲带我爬过这长长的青石板路，到山那一边的农田去采野菜，做成食品给自己与家人充饥。紧接着父亲带我在这山上开荒种红薯，而且满山都是开荒的人。第一年的红薯大丰收，有的红薯几十斤，我一个人背不动。以后这条路就我一个人走，采野菜、打猪草，砍“板皮”（矿井采煤用的木棍），砍竹子。经常饿的是抓上什么都吃，口干的是什么水都喝。

每天放学，我就挑一担几乎与我同样高的尿桶，从山下挑水，上山浇菜。一个人上上下下，天黑了，才回家。山风吹的树木摇动，还有那不知名动物的叫声，阴森恐怖，对我来说，每天都是煎熬。

有一次，母亲到山上来，采了一些蘑菇，说先回家煮饭，让我把菜地浇完回家。我心里乐滋滋的，今天有菜吃了。我一个人干到天黑透了，才回家。不用说菜，连饭都没了，锅底剩下一层锅巴，当时，我只是含着眼泪，还被母亲数落了几句，没办法，吃了几口锅巴，去睡觉。苦难的童年在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六十年代，我离家读书，梦想着将来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不会象童年一样。

可是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文化大革命”将那一代人的梦想击碎，十六岁，还没有成年的我，没有文化的我，被当成“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起三更，睡五更，所有成年男子的活都干，送公粮，我挑一百五十多斤，十里地要过桥、涉水。从山上往下抬方木，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不干的。我是什么都干。

四年后，我当了工人，也是干体力活，背钢材是以吨计。不久，身体各种病就开始出来了。首先是肾绞痛，尿血四个加。检查尿道结石、肾结石，要动手术。看着那些动手术在痛苦中的人，我没敢动手术。紧接着心脏病住院。肠胃炎一年四季都拉那种象鼻涕一样的东西，大把大把的吃药，当时好一点，一停药，依然如故。从头至脚全是病。

一场小小的阑尾手术，在手术台上就八个多小时，住院四十多天，还把缝合的刀口打开，让脓流出来，没好，就让我出院，后痛了几个月，才能行动自如，但是还经常有痛和不舒服的感觉。

我女儿满周岁的前一个月，因为岳母把时间记错了，来给女儿过周岁，我因为血管瘤手术，情绪低落，不知这路怎样走下去。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为了孩子，我要把她养大，能够自立了，我就出家，到深山老林里去，当然谁也不告诉，至今这秘密也一直没人知道。

一九九四年，我的鼻炎，已经是一点也不通了，只能张嘴呼吸，流脓、流血。有人叫我去学气功，当时只知道气功是祛病健身的，在小孩成年自立前，要保证能够正常工作就行。以后出家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那就随便了。

就这样，我去学气功，也不知是什么功。到学习班一看，师父这么年轻，还是创始人。师父说这里不治病。心里当时真不是滋味，当时就想走人，又一想，出了三十元学费，不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吗？就学几个动作回去自己炼。

后来，听师父说是修炼，还不用出家，心里想自己不就是想修炼吗？到处找佛法吗？心想真善忍好，修炼当然修了。一年多后，看了《转法轮》的《论语》，发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佛法呀，听师父讲法时，心里想的就是治病，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虚度了。

当然，从师父的学习班回家时间不长，就感觉无病一身轻，骑自行车带人上坡，象被人推上来的。一天晚上上班，要把六吨溴化锂溶液给灌到机器里去。一般是要几个小伙子忙乎半天的，我到那，还没人来上班，科长来了做准备工作，我就三下五除二，把溴化锂溶液全给灌到机器里去了。科长呆呆的看了我半天，才说：“这是你灌進去的？”他好像不相信，这就我们俩人，说：“你今晚休息。”

在工作中，师父给的智慧，很多疑难问题都能解决。比如，湖南岳阳一家台湾人开的公司，机器安装后，一直不能使用，当时工程师、湖南大学的教授（单位聘请在我科室的负责人），无法解决问题。对方准备向法院起诉，眼看直接经济损失就是几十万，其它损失不可估量。

这样，单位把我派到岳阳，到那儿，沈教授给我大概讲一下，就走了。其他人对我没有一个好脸，你能解决问题？我说，四个小时后，给你们答复。四个小时后，他们全来了，我说：“你们开机。”他们没有一个相信的，说：“不可能，我们要做三十六小时全套测量。我们做好了全部准备，把你们告上法庭。”三天后，他们把我请去吃饭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给他们干活？在岳阳你就是名人了，我们可以给你高工资。”

在那几年里，很多单位用高工资请我去工作。在被迫害中，在劳教所、在洗脑班，都有人问过我，你怎么有那么高的悟性，你太划不来了，你要是不炼法轮功，你可以赚多少钱。我说：“我太划得来了，因为法轮功，我才有健康的身体，因为法轮功，我才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