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下)

（二）《康熙政要》

康熙大帝，爱新觉罗氏，名玄烨，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大帝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后世学者尊为“千古一帝”，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通称为“圣祖仁皇帝”。

《康熙政要》主要记载了康熙大帝平时为政处事时的一些训诫和言谈以及和大臣们的对话等，其中包括君道、任贤、宽仁、俭约、诚信等诸多方面。

《康熙政要》的编纂者是章梫（1861-1949），名正耀，字立光，号一山，浙江省三门县海游镇人，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章梫出生于书香门第，6岁入私塾，18岁应试中秀才，复至杭州诂经精舍深造，师从江南名师俞曲园，得俞亲与面授，研学经史，兼学数学、天文、地理，学业日进。曾到四川、江西、湖南诸省谋事，考察民情风俗，以广见识。光绪三十年（1904），章梫进京考取进士，殿试授翰林院检讨。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监督，翰林院国史馆协修、纂修，功臣馆总纂、德宗实录馆纂修，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又兼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邮传部、交通部传习所监督，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职。

章梫在“观历代兴衰之故，考列朝因革之原”的基础上，认为康熙之治冠于“百王之治”，章梫在《康熙政要》“题识”中给予了康熙大帝极高的评价，“窃以为百王之治，无有过我圣祖之盛者。圣祖仁如尧，俭如禹，文如舜，武如汤，好学如殷宗，敬胜如周考，而其治似因实创，其实似安实危，运以神谟，廓乎大定，享国久远，卜世绵长。”

基于康熙盛世的恢宏和对康熙大帝的钦佩敬仰，章梫于是萌生效仿唐朝吴兢的《贞观政要》而作《康熙政要》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宏愿，章梫利用自己的任职条件，广泛搜集正史材料慎重甄录相关文集，对稗官野史则抱着“非敢杂厕”的严谨审慎态度。同时，他又主动地同讲习馆同僚诸臣“朝夕讨论”，“再易寒暑”之后，终于编纂成《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合四十二篇。章梫认为康熙大帝“圣学之大、德量之闳、规模之远，实即万年有道之治所由启”。

《康熙政要》一书仿照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体例，分门别类，选辑各种文献中有关康熙事迹的资料，其篇目较《贞观政要》增加了“遵法祖制”、“优礼大臣”、“勤学”、“恤勋旧”、“尚廉”、“理学”、“舆地”、“历算”等。据作者“题识”，《康熙政要》完成于宣统二年（1910），亦当于此时刊刻行世。这里仅摘选以下四段与读者共享。

卷二·论政体第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圣祖皇帝吩咐大学士等官说：“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抚绥统御百姓，政治清明，教化通畅，与其以刑罚惩治民众，使人畏惧法网，幸免无罪，不如以道德感化，使民众纯一向善，不忍心为非作歹。《尚书》上说：‘天下万邦调和融洽，黎民百姓变得良善和睦。’又说：‘皇帝对臣下简明易行，对民众宽宏大量。’唐尧、舜禹的时代，依从人们的愿望来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其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我曾经倾慕上古的兴隆，努力推行教化，希望以此感发人们的天良，与他们一起走向正直之道。”[注]

卷十一·论宽仁第十四：康熙三十五年（1696），圣祖皇帝吩咐议政大臣等说：“天下应当以仁德感化，而不可只以威势慑服。如今我亲征噶尔丹，都是噶尔丹咎由自取。况且噶尔丹凶恶残暴，我则以宽仁对他；噶尔丹奸诈狡猾，我则以诚信对他。我曾经看到经史文献上说，只有仁者无敌。现在噶尔丹已经穷途末路，派遣使者格垒沽英前来乞和，我的意思仍然是安抚。”诸位大臣上奏说：“皇上真是天地好生之心，实在是从古以来所没有的。”圣祖皇帝说：“古代的将帅，即使善于用兵，但多杀戮已经投降的敌人。有的其自身不得善终，有的子孙不昌盛，这都是好杀的明确警戒。古代的君主，有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我的意见则不以为然。我只希望天下和乐，四海升平，家给人足，人民各得其生罢了。噶尔丹的使者格垒沽英，可以仍旧遣返。”[注]

卷十六·论理学第二十八：圣祖皇帝御撰《性理大全序》写道：“上古时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继承天子之位，作为天下万民的君主和老师，不仅仅在于治国之法的严明完备，而在于心法、道法的精微。执中之道的训诲，开始于唐尧、虞舜，帝王之学，没有不是由此生发开来的。谈论人心，就说：‘人心自私危险，道心幽昧微明。’谈论人性，就说：‘顺从人的自然天性，找到安定他们的办法的就是君王。’按照天性相同的道理，人心中固有的良知，是各种善念的渊源所自。以此为本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原则，则成为纯正的天德王道；以此诱导教化民众，则成就治理的一道同风。想要修养身心，达到理想的治世，离开这个大道还有何路可走呢？我继承太祖、太宗积累的完美典制，继承世祖章皇帝的宏图大业，日夜恭敬戒惧，嘉惠海内，以期达到隆平之治。每每想到唐尧、虞舜与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以道义为本，而他们的道义则以心性为本。认真辨析心性之理，以辅助阐释六经、发挥圣王之道，没有比宋代各位大儒更加详尽的了。”[注]

卷十七·论经史文学第二十九：《四书解义》刊刻完成，圣祖皇帝御撰序言写道：“我考虑天生圣贤，作为人民的君主和老师，千秋万代道统的承传，也就是统治所系的关键。自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则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之外，还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就好像日月之光经行于天空，五岳四渎之山水流淌和峙立于大地。多么重要啊！有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子，而后尧、舜、禹、汤、文二帝三王之道才得以传承下来。有了四子之书，而后《五经》的理论体系才得以完备。四子之书，首先是得到了《五经》的精义，然后加以阐发议论。孔子以人类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圣明，与春秋列国的君主、大夫以及他的弟子讨论政事与学问，天德王道的全部，修己治人的关键，都在《论语》一书之中。《大学》、《中庸》都是孔子思想的薪传，曾子、子思独得其正宗。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国家天下之所以得到治理和安宁的原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致中和，这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长创造、九经五达道之所以通行天下的根本。到了孟子，继承往圣的道统，开创后来的儒学，破除异端邪说以端正人心，使得人性本善、仁政仁义的宗旨能够显明于天下。这些圣贤的训诲言论，都是为了千秋万代的人民所作的。儒学的道统在这里，天下的统治也在这里。”[注]

实录馆总裁、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在《<康熙政要>序》中，赞道，“检讨章梫，绩学深思，覃于掌故，故仿唐史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为《康熙政要》卷二十有四，目四十有二，择精语详，使二百年以后读者，如见先正王氏熙、冯氏溥、李氏光地诸臣一堂拜扬之盛。”同时高度评价康熙盛世为“历年之永，作人之盛，弗禄之康，盖自汉以来所未有也。”另一位给《康熙政要》作序的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辑盛赞康熙大帝，“圣祖《庭训》尝曰：‘心法为治法之原。’此所以上接尧舜之心传，而克成尧舜之治道也。”

结语

吴兢和章梫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读了两部古籍，可以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修心向善，仁心仁义，顺应天理，弃恶扬善。

文献参考及出处
1. 吴兢，《贞观政要》，唐
2. 唐太宗李世民，《帝范》，唐
3. 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览<贞观政要>》，清
4. 章梫，《康熙政要》，清

[注]此处为白话译文，原文古文请参阅原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