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揭秘（2）

三、遭“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迫害的典型案例

第一个被“七处”劫持到北京洗脑班的人

李桂平，女，五十多岁，家住朝阳区，大专学历。二零零一年八月二日，北京市“610”、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联合绑架了李桂平，连她的孩子、丈夫、母亲也不放过，一同被抓到太阳宫派出所，当时她的孩子还是个没过哺乳期、刚刚九个多月的婴儿。

没有依照任何法律程序办理，第二天，八月四日，李桂平就被投入“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一个秘密刑讯的地方。她的家人到处查找她的下落有半年之久，竟然一点迹象都没找到。

当时这个集中营还未修好，未正式挂牌，武警也没有派来。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带若干已“转化”的“帮教”来这里负责给她洗脑，北京市国保、太阳宫派出所、团结湖派出所等多地警察轮流看管，直到九月份才改由女武警看管。

有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叫“蔡处”的和王磊等预审把李桂平带到一间平房，那个蔡处说：“对你进行监视居住”，李桂平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对付你这样的，我们有的是办法”，说完这句话，“蔡处”转身走了。

接下来，李继荣她们给李桂平洗脑。她们先是对她进行围攻，逼她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不见效果，就开始不让她睡觉，罚她长期蹲着、飞着。不从就打大嘴巴，几乎每次都是连打几百个嘴巴。李继荣还亲自动手用厚厚的大书直接往李桂平的头上打，打得她头立刻肿大起来。

李桂平	李桂平被绑架时她的孩子刚出生九个月

李继荣喜用攻心术，背叛了信仰的张小洁成为其主要帮手。张小洁被非法劳教时，她的孩子一岁半，张小洁就不断说有关孩子的话题。李桂平那时还在喂奶期，被绑架后总有奶水流出，李继荣就残忍的说：“孩子想妈时，才会流奶水，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哭呢。”李继荣还拿来了李桂平未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企图用“亲情感化”逼她就范。李桂平看过照片后平静的没什么表示，李继荣就恼羞成怒，指使打手开始又一轮施暴。李桂平高喊：“法西斯！强盗！”她们说：“喊也没用，这里没人听得见！”

见李桂平总是不说话，另一帮凶王玲就紧挨李桂平坐着，不断的点穴。王玲原来学过按摩，会点穴。她用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对准穴位往下一按一拧，点过的部位就会无声息变青紫，又痛又麻又钻心。李桂平拒绝体罚，不蹲、不弯腰，她们就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把她按倒在地上，对着肚子一个劲的点穴。肚子是软的，点下去，痛、痒、麻，难忍。她们还无耻的说：“打你算舒服的”。李桂平使尽全力，将肚子绷得很紧，她们就点不進去了。据李桂平后来回忆说：“在调遣处被电棍电时，电敏感部位，其难受程度都无法与点穴相比”。那时李桂平一说话，恶徒们就打她耳光；不说话就点穴。她被折磨的鼻青脸肿，一身伤。值班的武警都不忍心看了。李桂平对李继荣说：“帮教很残酷、很残忍。”李继荣毫无人性的回答：“你说对了。”

李桂平还被罚蹲十几天，从早八点到夜里两点，中间还飞着。脚和小腿踝骨肿得跟猪蹄似的。

这期间，劳教所的一个男所长曾过来说：“派出所、看守所都不爱管法轮功了，甚至还有同情，就我们劳教所在坚持”。一个被中共洗脑的朝阳便衣国保说：“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天敌，就是天敌。”

李桂平在洗脑班经历暴力洗脑、酷刑虐待半年之后，又辗转于丰台看守所、秦城监狱，最后被非法判刑12年。

龚瑞平两度被囚洗脑班

龚瑞平，女，五十岁，优秀小学教师，平谷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第一次被单位强制送到洗脑班，参加平谷教育局洗脑班。白天被非法押送到新安女子劳教所，她不听“帮教”胡说，就背法。“帮教”就急了，一拥而上有捂嘴的，有捏鼻子的，教育局的王齐英拽着她的头撞墙，把她按倒在墙角，她被打晕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帮教”又把她嚷醒，强迫要给她摄像，她坚决抵制，大声喊，因为她知道他们拼接后再播放的都是造假的录像。

龚瑞平

在把她劫持回洗脑班的路上，开车的司机看着龚瑞平显出很心酸的表情。龚瑞平上厕所时在镜子里发现，自己脸上都是青紫，肿得眼睛只剩一条缝。一進饭厅，一个上了岁数的大爷说：“怎么给打成这样！”龚瑞平绝食抗议洗脑时，歹徒们给她强制灌食时，鼻子都戳出血了。

第二次，龚瑞平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从市局七处绑架到洗脑班的。这次主要是长期不让睡觉，有时每天只让睡两个小时，有时一点儿不让睡，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

那帮包夹还把龚瑞平的衣服扒光得一丝不挂，以此羞辱她。为首的是劳教所女警李小凤，警察石莲蓉协助。大冬天她们还把窗户大开，成心冻着她，而警察和帮教却穿的很多，直到她们自己觉得冷了才把窗户关上。

十五个月的酷刑 谢戈几次生命垂危

谢戈，男，四十多岁，当年在上海上大学。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被绑架到北京市法制洗脑班。

在此之前，由于进京为法轮功讨公道，从二零零一年四月起他已经历了被绑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秘密审讯室里被警察用胶皮棍连续殴打数小时，上“死人床”八个月等酷刑。八个月后，谢戈的体重从一百七十多斤降至一百多斤，心跳微弱，血压只有四十到七十，被天堂河医院的医生诊断为濒临死亡。他的整个背部和大腿部份都被打得乌青发黑，布满了伤痕，伤势严重，不符合接收条件，医生建议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但是洗脑班的领导不同意，仍然将他关入该中心的一个监室。

谢戈从当日起绝食抗议。十二月十二日洗脑班的警察伙同天堂河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强行灌食，数名武警将他按在木椅子上，后来又将他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他稍一挣扎，就对他拳打脚踢，将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整个鼻腔象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全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就反复插好几次。洗脑班一名国保警察对谢戈说：“你不是觉得灌食插管很难受吗？那我们就天天给你插，一直插到你屈服为止”。显然恶警是把这当成了一种酷刑手段。就这样，谢戈在洗脑班期间，被强行插管灌食达200多次！肉体遭受了极大痛苦。国保还想过给他的胃里灌二锅头酒。

从谢戈被绑架到洗脑班的第二天起，北京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一大队、四大队和“洗脑班转化科”的警察先后率十余名“帮教”轮番给他洗脑。强迫他长时间听他们攻击诋毁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胡言乱语、这类造假文字和音像材料。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转化就休想从这里出去”。女所二大队的恶警指使“帮教”将写有辱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纸条贴在墙上，扔在床上、地上，随意踩踏，并在口中不停的辱骂，对他進行精神侮辱折磨。

二零零二年一月的一天，晚上八点左右，七名警察闯入监室。当时谢戈已绝食五十多天，身体十分虚弱，恶警们长时间罚他站着，然后当着他的面践踏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嘴里还说着侮辱大法师父的污言秽语，其行径与地痞无赖毫无二致。然后他们用凉水将谢戈从头灌到脚，并打开门窗用冷风吹，谢戈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不住的打颤。 恶警们毫不理会，继续施虐，整夜不让他睡觉。直到第三天，谢戈呕吐中出现了血块，恶警们怕承担责任，才停止了“熬鹰”。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二零零二年四月，谢戈已经绝食120多天。医务人员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只有40／70，心脏功能也很差，情况很危险。但洗脑班仍不放人，也不通知家属，而是将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在办入院手续的时候谎称他是刑事拘留人员。入院十天后，当得知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就迫不及待的将他抓回“洗脑班”。

洗脑班国保处恶警胡子辉（音）见谢戈始终不屈服，就把监室里原来的木床换成了铁床，然后用手铐将他的双手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他的双脚分开绑在床的另一端，使他整个人成“大”字型。绑完后对他说：“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 谢戈二十四小时被捆绑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长达八个月的连续捆绑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巨大摧残，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酷刑演示：绑在床上

胡子辉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警察对他进行殴打：连续抽耳光；用拳头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他对着谢戈疯狂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五月，绝食150多天。女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在谢戈身体极度虚弱且四肢被绑在铁床上的情况下，又开始了对他的新一轮洗脑。她指使“帮教”长时间凌辱、谩骂他。由于害怕他喊“法轮大法好”，就用毛巾死死勒住他的嘴，然后捏住他的鼻子往毛巾上浇水，使他几近窒息。这时李继荣竟然笑着说：“这是在给你补充水分”。见他仍不屈服，李继荣就亲自上阵，在几名包夹的协同下，将谢戈的身体在铁床上拉抻到最大限度，然后用布条将他的脚死死的绑在铁床的另一端，使他痛苦难当。

当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天堂河医院给谢戈做检查的时候，结果显示：由于长期捆绑和绝食，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四肢肌肉严重萎缩，再捆绑下去将导致终身残疾。洗脑班害怕承担责任，才将他从铁床上放下来。刚放下来的时候，他几乎无法站立，手脚均不听使唤，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机能。

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到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谢戈在洗脑班被强行洗脑和酷刑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几次生命垂危。由于他认为自己坚持“真、善、忍”信仰、做好人没有错，自始至终都没有配合任何非法要求，命令和指使。好多武警后来都喜欢和谢戈聊天。隔壁房间的同修多次在半夜里听到谢戈被迫害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要求上诉和聘请律师，均遭到无理拒绝。

谭守礼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底，谭守礼在前门东大街一栋十二层的大楼（正对北京市公安局后门）悬挂了一个为法轮功讨公道的大型条幅，被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送到洗脑班三个月。

看守他的武警白天坐在屋角的桌子旁边，晚上在他床头和床边各站一个，每当他翻个身或打呼噜他们都会在记事本上注明：“目标”几点几分翻个身，几点几分打呼噜。如果他说梦话，也被记录下来。

谭守礼

每天有五个警察和两个“帮教”给他洗脑。为首的寇成惠是洗脑班一个科长，三十多岁，还有两个警察姓李。他们让谭守礼往大法书上坐，他不坐，警察就坐在他身上往下压。三十岁左右的恶警岳爱华，就坐在谭守礼的肚子上使劲压。歹徒还用笤帚篾子捅他的耳朵、鼻孔。白天黑夜罚他蹲着，不许起来，时隔十三年多，至今他的两个大脚趾还是麻木的。蹲累了也不许坐地下，他要坐下，岳爱华就两手揪着他的耳朵往起拽，耳朵被拽得火辣辣的疼，脸都肿起来了。后来又让他对墙罚站，鼻尖对着墙，站着熬夜，这样罚站好几次。警察告诉他会晕过去，最后一次他果然昏倒在地，身体直直的向后倒下去。

那个排的武警曾经负责天安门警卫的，他们说，他们去天安门执勤之前，上级都会放“天安门自焚”伪火的录像，以激起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

庄偃红被关禁闭长达半年之久

庄偃红，女，五十多岁，北京工业大学哲学教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坚持向政府和各界人士讲清法轮大法真相，当二零零二年一月被从昌平看守所转至洗脑班的时候，已是她第五次遭非法关押了。

庄偃红

二十多个警察和四、五拨“帮教”昼夜轮番围攻她，辱骂、讥讽、恐吓、罚站、禁止上厕所、二十多天不准睡觉、每天只在清晨由警察押回小禁闭室睡上一个来小时。

二零零二年过完年后，庄偃红被单独关在狭小的禁闭室里长达半年之久，除了严酷的审讯，完全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人来跟她说话。

禁闭室里不给予人存活的起码条件：炎热的盛夏，室外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室内仍然门窗紧闭，闷热的令人窒息，心跳、呼吸都很困难。当庄偃红要求门外站岗的武警开一点小窗口通风时，回答是：奉上级旨意不允许，只能这么熬着，实在不行了就叫大夫来给打针，吃药。几周后，警方怕出事，才将朝向楼道的铁门上的天窗打开一条缝，每天只开一小会儿。

洗脑班建在荒郊野外，小禁闭室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小恶虫，成群结队，从下水道、便池、水池里钻進钻出，在软包装的墙壁里蛀洞、做窝，在床铺的缝隙和晾挂的衣服中藏匿，在洗漱用具、食物和被褥上乱窜，令人毛骨悚然。

在庄偃红的再三要求下，警方才给了她一小块药皂用来防虫。而涂抹于墙缝、地面的药皂和后来喷洒的杀虫剂，不能把虫子杀死，反倒把一些厉害的恶虫熏了出来。一次她被一条一尺长的恶虫险些滑倒，连武警们都惊呼“妈呀，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

药皂和化学杀虫剂在暑热的蒸发下、在不通风的囚室里，使庄偃红中毒，出现头晕目眩、恶心想呕吐、心跳急促、气短胸闷、浑身瘫软、肢体发麻、站立不住等症状。每一天，她盯着从铁窗射到地面的一缕阳光的一点点移动度过。无边的寂寞和煎熬，使她接近生死崩溃的边缘。

半年多的关押使她的身体十分衰弱，精神也受到严重摧残。出来后的二、三个月内，肾功能和肠胃功能都极度低下，腰痛、头晕、恶心、心慌、无力、走路象脚踩棉花一样，每天只能极少量的進水、進食，血压、血糖均不正常。而且，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思维呆滞，时有中断，语言表达不畅。经数月学法炼功，庄偃红的身体才渐渐恢复正常。

崔湘君遭毒打、残忍灌食

崔湘君，男，1967年生，昌平城北中心小学教师。二零零三年七月崔湘君被绑架到洗脑班二楼阴面中间的一个监室。他一直绝食绝水，在看守所就已经绝食七天了，看起来非常消瘦虚弱。他坐在床垫上闭目炼功， 武警就大声呵斥命令他停止。他不听，当官的武警就带着三、四个当兵的冲进去，扳胳膊扳手抬腿的不让他炼，把他弄到了地上。可是一会儿他又炼上了。反复多次，武警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他了。大小便要求喊报告，他就是不喊报告，宁可尿在裤子里也不喊报告。

崔湘君

几天后，洗脑班开始给崔湘君强制灌食。医生进行鼻饲，他不配合，国保警察就过来把他绑在一种特制的大铁椅子上，其实就是刑具，用绳子把身体和四肢都紧紧捆在椅子上，人一点都动弹不得。崔湘君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声音非常大。国保警察听他大喊，慌忙跑去关窗户，怕人知道真相。另有警察抽他嘴巴，啪啪不停地打。每天要灌食三、四次，每次都经历绑—灌—高喊—打的循环，几天以后医生直摇头。管子拉出来有血丝，再插插不了了。除了灌食，每两、三天还要输液，好几大瓶，崔湘君不配合，警察就把他身体、手、脚分别绑在铁椅子上。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负责“转化”迫害崔湘君的是四个警察：寇成惠，团河劳教所警察，四十岁左右，他认识崔湘君，因为崔湘君二零零零年在团河被非法劳教一年；杨××，将近四十岁，家就住在大兴，东北人，原来还是中学老师；张××，四十多岁，天堂河劳教所警察；还有个年轻的小李，是新招来的大学生警察。他们整天轮流找崔湘君“谈话”，还拿来一封家信向他施压。看他坚决抵制洗脑，杨××有一次气急败坏的打了他好几个嘴巴，崔湘君就大喊：“警察打人啦！”杨××有些心虚，但嘴上还在强硬着。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不让崔湘君睡觉。夜里开着很亮的灯照着他，让他分不清白天黑夜。搬来两把椅子，让崔湘君坐一把，对面另一把警察轮班坐着，崔湘君一闭眼，就捅他，不让他睡。连续几天后，几个警察失去了耐性，疯狂了，没问几句话就迫不及待的动起手来，抽耳光，拳打脚踢，很快把他逼到了墙角，打倒在地。因为门的右边墙角有监控器，那下面应该是监控不到的死角，警察知道打人是犯法的，不想被记录下来。他们打得崔湘君满脸是伤，有血痕，一个眼眶有大黑紫的圈，双腿大片的黑紫肿胀瘀血，身体多处有更大面积的伤痕瘀紫，两个大腿的内外伤势最为严重。事后这些恶警还传授说，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难忍，既死不了人，又让人最痛苦。

一在场执勤的武警事后投稿明慧网回忆到：“他刚开始喊（“法轮大法好”）时，我们听了都感觉到心惊胆颤，都被镇住了，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感到信仰真是有力量，没听出有丝毫的惧怕不平敌视怨恨，就是一股强大的正气，其中还有善良的呼唤。”“原来对这些北京警察，我们都非常尊敬，都当作首长一样看待。一个绝食绝水几天没睡觉、也没有丝毫敌对暴力反抗的人，四个警察一起毒打他，这太说不过去啦！最让我惊奇的是，从崔湘君的眼神里表情中竟然还是没看到一丝的怨恨仇视，我因此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相反，我对北京公安局和劳教所警察的尊敬和羡慕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和崔湘君说话都非常善意，我们只能用语气（可能就是几个字）和眼神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陈军杰的丈夫、孩子遭株连

陈军杰，女，五十多岁。二零零三年九月被非法关入洗脑班。第一个星期没人理她，在一个四平方米的禁闭室里，一个人独自坐在由木板搭的“床”上。房间里有一个卫生间，长期锁着。上厕所或喝水，都要报告武警，她们打开卫生间、按开关，才能喝到里边的水，一天只许一至二次。

陈军杰

一个星期后一个姓李的男人来“转化”她。陈军杰不予理睬，他们就叫了四、五个人来洗脑，分别姓陈、岳、张、安。他们流氓的说：“信不信，把你孩子弄来，当着你的面揍他一顿”。后来还让她孩子和丈夫给她写信，利用亲情胁迫她。孩子和丈夫不修炼，竟然也给抓進看守所。后来丈夫竟被非法劳教两年，孩子在看守所囚禁了一个月。

洗脑班的歹徒一看陈军杰不为所动，就让她冲墙罚站。她不站，就揪头发、拽衣领，把衣服都给揪坏了。还不让她睡觉，每天也就睡二个小时。

三个月后，他们又把陈军杰关進只有二平方米的小禁闭室，就没人理她了。那时已经进入冬天，喝水喝的都是水管子里的凉水；地上有个便池；从来不让洗澡。恶人们解释说：这叫精神折磨，因为人是语言动物，需要交流，不与人接触，不能说话，时间一长就会疯了。陈军杰说：“你们妄想，我们是修炼人，不是一般的人”。就这样在洗脑班呆了六个半月，后转到看守所被非法判刑。

尖叫的仪器

秦尉，男，五十多岁，原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美术教师，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二零零四年，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遭洗脑和酷刑折磨五个月，参与的警察有杨长站、寇成惠等人。

秦尉

其中有一种酷刑是闻所未闻的：每天夜晚当他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装在房顶天花板一角的一个奇怪的仪器发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钟或三、五分钟就尖叫一次，整夜持续不断，声音直刺人的心脏，使秦尉心脏乱跳，难受之极，手脚冰凉。第二天，警察会特意来给他检查心脏，一天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观察他心脏有什么异常变化。心电图、彩超、挂helter（二十四小时挂在身上监控心脏），各种检测手段都用上了。

五个月中，天天如此：夜晚噪音尖叫，白天两次检查。很快，秦尉的心脏就出现了各种症状：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等等。但洗脑班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他的这种折磨，直到秦尉离开洗脑班为止。

后来秦尉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很像是在拿他身体做某种试验。为了达到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中共警察干了日本侵略者和纳粹法西斯都没干过的事情，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干不出来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