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了近20年的杨坪罗,在遗书中写明导致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我一个办事员,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些材料领导都过了目,认同了的,到现在却要我说清,百口难辨,硬是要我承担责任,我没办法!做的要死不讨好,想不通!我好累,做得好累,想休息了,算了!”这则新闻被国内很多网站转载。
杨坪罗死于“领导(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领导”如果让杨坪罗干的事都是合法的,杨坪罗也不会走上绝路,关键是领导让干的都是违法的,罪恶的累加也许超过生命的负重,此时杨坪罗想起中共的领导都是在危急时刻,把责任转嫁他人的人,致使杨坪罗深陷绝境、走投无路。
这让人不禁想起在长达十五年的,中共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多少人违背良心、或者不明真相,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当他们罪业积累的过大、失去了利用价值时,他们也走上了跟杨坪罗一样的绝境。
蔡哲夫与姜作勇二人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同时被提升为丹东市委书记和丹东市长。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四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蔡哲夫和姜作勇二人为捞取政治资本,一上台就对法轮功大打出手。他们合谋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指挥整个丹东政法系统,大批绑架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抢劫、关押、劳教、判刑、抓进洗脑班、罚款勒索、没收财产、开除工作、取消升学资格。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致病、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
“蔡哲夫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意外去世。”这是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的说法。据知情者透露,蔡哲夫是被中共“双规”时,跳楼自杀的。也有的说蔡哲夫因知道江泽民流氓集团的事情太多,被自杀的。姜作勇则遭恶报患胰腺癌,死于沈阳。
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大陆多家媒体报道山东潍坊常务副市长、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陈白峰自缢死亡。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日左右,吉林省大安市退休教育局长陈良得癌症后不堪病痛,生不如死,从七楼跳楼自杀身亡。陈良的儿子陈亚民迫害死法轮功学员沙乃意,本来已被停职,陈良拉关系,用钱买通有关人员,数月之后此事不了了之。陈亚民又重回原职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累累罪行。陈良的自杀正是他养而不教、纵子行凶、助子为恶的结果。
二零一三年,从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后,十八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还有十二名政法高官自杀,虽然罪名有异,但实质上,绝大部份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周永康的追随者,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
中共是吃人的恶魔,它不但利用历次政治运动残害致死约八千万中国人,就是追随他的人,它一样吞噬。最著名的就是“文革”后期畏罪自杀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他在文革期间追随中共当局,以执行公务的名义,肆意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如吴晗和孙维世就是死在他的手下。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了。
老舍、傅雷、言慧珠、叶以群、邓拓、吴晗、罗广斌、杨朔、储安平、翦伯赞、李广田、赵树理、周立波、郭小川等等,他们中有作家、文化名人、翻译家、表演艺术家、《人民日报》总编等等,这些人或者顺从党意著书立传、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歌功中共、或者抹黑历史破坏传统文化,为党文化的确立各尽所能。他们想借顺从中共得以生存,最终他们都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目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的《九评共产党》里有这样一句话:“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中共,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上诉血淋林的教训不能只成为这句话的注解!至今还在参与迫害的人们,你们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在步前文中那些人的后尘,你们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