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还原真实的马克思
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以来，在共产党当权的各个国家，马克思无一例外地都被美化成了一尊完美无瑕，供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而其真实的形象则被刻意掩盖了。即便到今天，这个精心营造的神话仍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在他们看来，尽管斯大林、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但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这也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清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真实的马克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否真的象党文化所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专制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一
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摩泽尔河谷的一端，坐落着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利尔。1818年5月5日，当地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性格专制，爱控制人的人。他的姐妹们曾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童年时的马克思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成年后，马克思的这种专制个性变得更加强烈，爱琳娜就是家中的一个受害者。
当年，正值妙龄的爱琳娜曾深深依恋着法国新闻记者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此人是巴黎公社的一名活跃成员，但他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不喜欢爱琳娜和他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
更出格的是，在爱琳娜和利沙加勒订婚后，马克思竟然禁止女儿见自己的未婚夫。爱琳娜不敢公开反抗，只好哀求马克思：“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试想，这样的父亲哪个人受得了！
马克思的专制个性在他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1842年10月中旬，在对《莱茵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马克思被任命为该报主编。在他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由于马克思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当时与马克思有过接触的实业家梅维森曾这样描写当时的马克思：“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
1848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又筹备创办了《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这份报纸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总编辑，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几位中央委员任编辑。1849年 5月，由于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报纸被迫停刊。恩格斯后来曾回忆说，《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一人独裁”。
然而，马克思想要控制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几张报纸，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就象对他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所说，“马克思把世界当成了他的领地。”关于这一点，与马克思打过交道的俄国贵族P.安年科夫曾有过更精准的描述。他说：“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事情，从而使他的言辞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试想，这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欲望吗！
幸好这一妄想未能在马克思生前实现，因为无论是《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的专政”，还是《新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独裁”，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一旦马克思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他那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专制个性，必定会使他成为一个“专横”、“有着无限的自信”的典型独裁者。而在这种独裁者的统治下，等待人们的将是怎样的悲惨命运，作为马克思子孙的苏共和中共已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自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二
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1837年，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早在这之前创作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见，在马克思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诗中，马克思不但视自己为“奸诈的世界”的对立面，光明、真理和未来的化身，而且自以为有着“像上帝一样”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够造出“击世的霹雳”，让“奸诈的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战下轰然倒地，而且，他还称自己的“每句话都是行动”。显然，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世界纯属一片黑暗，充满了奸诈，只有他才能够彻底推倒这个奸诈黑暗的世界，将受难的世人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入一个充满美好和光明的新世界。显然，只有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才会如此看待自己和世界。
共产主义理论创立后，马克思的救世主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彼时的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义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无产阶级的先知和导师。
在他看来，当年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便是圣西门、欧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曾经有过一定的价值，后来也过时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只有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把这个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证！离开了他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一事无成。正所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舍我马克思其谁也？！可见，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马克思都把自己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导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
马克思的这种自大给一些曾经走近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巴库宁的这段文字，传神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以为永远正确，对他人的崇拜有着病态的渴望，狂妄自大到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的生动形象。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容不得任何人与自己并驾齐驱，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自大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异议。美国参议员K.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马克思还是那么乐于充当救世主的角色，那么渴望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
虚荣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三
马克思不但极为专制和自大，而且也很虚荣。但与那些看重钱财和地位的人不同，马克思的虚荣主要体现在喜欢听好话，希望民众敬仰他，把他当圣人和救世主来顶礼膜拜。一句话，体现在对社会名声的渴求上。
1835年夏天，马克思即将从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毕业，按照学校毕业考试的要求他写了三篇作文，它们是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之一。在这三篇作文中，被后人谈论最多的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在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崇拜者们都热衷于引用上面这段话证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所谓“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伟大理想”，表现出了所谓“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和琢磨这篇作文的精神实质，就不难发现，促使马克思主张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动力，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流芳百世的道德美名。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带着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向往，津津乐道地谈论一个献身人类福利的人将获得“人人敬仰”，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试想，如果马克思不看重自己的道德名声，怎么会对这些有这么大的兴趣？而这种对道德名声的渴求不正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吗！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很快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巴库宁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救世主代表了至高无所的荣耀，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且尽善尽美。马克思不但自居为救世主，而且还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作为救世主来崇拜和供奉，这样的虚荣实在称得上是虚荣的极致了。
体现这种虚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看重。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讲述的两件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件是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的故事。“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后不久。“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这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充分见识了马克思是多么看重自己思想的名声——有人关注自己的思想，说它们的好话就高兴，反之，别人不关注自己的思想，不说它们的好话，或者虽然说了好话但没说到自己希望的份上，就恼火，甚至因此跟朋友绝交。这跟一个爱臭美的女人总是希望别人说她漂亮，反之就不高兴，就记恨别人，有什么分别呢？
好斗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四
一个专制、自大和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个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翻开马克思大学时代所写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甚至于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青春的热血在激荡，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我怀着满腔的渴望，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迅即就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张报纸很快就被办成了一个激进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沿阵地，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这期间，他不但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以辛辣尖锐的笔锋针砭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者。该报撰稿人罗伯特•普鲁茨后来回忆说：“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结果，没几个月，《莱茵报》就因激怒了德国政府而被查封。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热衷于跟人打笔仗的马克思就象一只伸直了脖子，脸涨得通红的公鸡，不但频频向敌人发起进攻，而且还时不时地陶醉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中。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自私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五
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他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为此，他在信中指责马克思说，“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只为自己着想”。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道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他在1837年12月9日的信中抱怨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同样的抱怨也见于1838年2月10日的信：“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十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5天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海伦怀孕了。海伦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海伦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信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六
许多人只知道成年后的马克思是个有名的无神论者，对宗教始终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他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为共产党国家打压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在这些国家遭受迫害的苦难之源，但他们却不知道，上大学前的马克思也曾是一名信神的虔诚基督徒。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富有宗教氛围的家庭和社会，父母都是犹太人，双方都是有着浓厚犹太教传统的家族的后代。在马克思父亲这方面，“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社团的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都是马克思的先辈”，只不过他本人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受犹太思想传统的影响并不多。儿子出生后，马克思的父亲为了避开国家对犹太人从事法律事务的限制，方便从事法律工作，选择做了一名新教徒，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
尽管马克思的父亲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他对上帝依然有着虔诚的信仰。他曾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过，“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1824年，马克思也受洗做了一名基督徒。大约12岁时，他进了家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同学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天主教徒，宗教是必修课程之一，约瑟夫•居佩尔牧师负责讲授这门课，也是他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从保存下来的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上看，校方对于马克思的宗教知识的评价是：“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少年马克思，对上帝有着与一般基督徒相同的虔诚信仰自然是不足为奇的，而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倒还不是校方对他的评价，而是他本人写于1935年夏天的一篇毕业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
这篇作文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围绕着这一主题，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信徒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为此，他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即使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艺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和基督的一致，也无法具备真正完美的德行，和满足对于真理与光明的追求。
接下来，马克思的笔端转向了人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经常会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会淹没我们追求美德的热情，生活的威力也会嘲弄这种热情，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会排挤我们求知的欲望，虚伪的甜言蜜语会熄灭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与基督一致。
在马克思看来，与基督一致的最后一条理由在于“基督本人的道”。他写道，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把人比作枝蔓，枝蔓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
阐述完以上三方面理由后，马克思总结道：“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在马克思看来，和基督的一致不是徒劳的，它能够产生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把人的德行提升到“超越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水平，从而使人的道德摆脱掉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而一旦达到这种道德水平，人就能泰然面对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不仅如此，“和基督一致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马克思的这篇作文得到了他的老师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称赞。时隔一百七十多年，重读马克思的这篇作文，我们仍能感到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当年的首肯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跨入大学校门之后的马克思很快走火入魔，背弃上帝，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对自己原先的信仰大加挞伐，并由此渐渐走上了创立和宣传共产主义，祸害人类的歧途。
渎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七
步入大学校门后不久，昔日信奉上帝的马克思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个与上帝不共戴天的渎神的马克思。
在写于1836年左右的《愿望》一诗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与上帝的决裂：“你已经做出决定——对你说来，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 ”“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我和他已经永远扬镳分离。”从上述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决定与上帝“永远扬镳分离”，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过是“一场空”，“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换句话说，此时，他已彻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实性。
尽管所有的无神论者都否定神的真实存在，但他们并不一定仇恨神。可以说，那些既不信神又仇恨神的人，不是一般的无神论者，而是极端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便是这样的典型。
在《暴风雨之歌》中，马克思写道，“我在打破所有的锁链，我要向万里长空飞翔，我燃烧着烈焰般激情，要把全世界紧紧拥抱。”然而，让他倍感受挫的是，他的身体成了他“灵魂的锁链”，头顶的天空束缚了他的思想，“到处都给人世间的生活，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挫折感激起了马克思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满腔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诅咒上帝道：“你，上天，塌下来，塌下来，我愿意同你一起垮台，我愿自己永远地成为，压成碎片的一堆残骸。”“当我快进入死神之国，我定要向上帝与生活，送上我最痛恨的诅咒----”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敢于公开反抗天神领袖宙斯的著名人物，也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崇拜的精神偶像。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吐露自己的心声说：“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极端无神论者。在成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后，攻击有神论、批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一度成了马克思生活中最关注也最卖力的一件事。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反对宗教的领军人物，也是马克思当年最亲密的朋友。他撰写的《复类福音书批判》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据《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记述，1840年早期，马克思曾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到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只是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当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
从1841年3月起，马克思还曾计划与鲍威尔一起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对此，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卢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论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则写信给卢格说：“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由此可知马克思当时射向上帝和宗教的子弹是何等凶狠了！
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戴维·麦克莱伦推测，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此外，马克思和鲍威尔还曾计划共同出版一本书——《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的关注点开始从宗教转向社会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神的敌视态度却终生未变。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小事：
1847年初，马克思的二女婿拉法格曾与专业镌版工人勒•穆修合作，后者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后来，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因为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
彼时的马克思早已不再热衷于抨击上帝和宗教，但从他竟然将按着《圣经》发誓视为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视接触《圣经》为污染这一极端反映来看，可见他心里对上帝的厌恶和仇恨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魔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八
马克思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魔性，那是种糅合了仇恨、毁灭、暴力等多种因素，并且包裹着恶的内核的混合物。
老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诉儿子：“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注：指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老马克思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完全是事出有因。因为在马克思当时寄给他的大量诗歌习作中，非但屡屡出现魔鬼的身影，而且明确表露出了对它的认同和依附。下面这首《小提琴手》就是个再确凿不过的证据。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急切？
为何你怒目环视？
为何你热血沸腾？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冲向巉岩，声若惊雷，击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
让灵魂沉入地狱，带着余音回旋！”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
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
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机勃勃的艺术，
它使我魂飞心醉。
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熟悉马克思早年诗作的人都知道，与“歌手”和“船夫”等形象相同，马克思在写诗时也常用“小提琴手”指代自己，因此这首诗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自画像。按照诗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描绘，他演奏的不是上帝赐予的“飞上九天”、“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的“乐曲”，而是从魔鬼那里“买来”的，从“冥冥地狱爬进”自己“头脑”中的“死神进行曲”。更重要的是，魔鬼不仅为他“击拍”，还用粉笔为他“谱曲”。尽管“上帝不懂也看不起”这曲子，它却让自己“魂飞心醉”，“如痴若狂”。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完全拜倒在魔鬼的脚下，犹如被它附体了一般。
仇恨是构成马克思“魔鬼般性格”的一个基本元素。
首先被马克思仇恨的是上帝，是神，但他的仇恨并不止于此。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仇恨上帝，马克思对上帝创造的人自然也很仇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与撒旦教十分相像。
在马克思眼里，人类不过是一堆“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马克思最鄙夷憎恨的莫过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民族也十分仇视。1856 年，他在刊登于《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象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象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试想，这种论调跟希特勒有何分别？
马克思还给黑人贴上“白痴” 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拉萨尔为“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马克思对亲人的无情。当燕妮九十岁的伯父因病临近离世时，垂涎其遗产的马克思竟然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90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塔勒；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身上的魔性还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毁灭欲，这在他的青年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很喜欢复述《浮士德》中恶魔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这句名言。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毁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曾在《致燕妮》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我有了毁灭一切的胆量。”在《感想》中，马克思甚至对毁灭高唱赞歌：“在遏制不住的运动中，太空把一切侵吞，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那么马克思究竟想要毁灭什么呢？除了上帝的“永恒之乡”，他敌视的现实社会当然是一大目标。他在《人的自豪》中直言：“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在《圣经》里，魔鬼被天使投入了无底的地狱；而在马克思笔下，戏剧《乌兰内姆》里的人物卢钦多则想把人类投入地狱。他恶狠狠地说：“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 --- 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笔下的另一个戏剧人物——《乌兰内姆》的主角乌兰内姆则赤裸裸地表示要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
与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前辈不同，马克思对暴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偏爱，这也是他最为钟情的毁灭方式。
在《小提琴手》一诗中，面对着“如痴若狂”演奏着“死神进行曲”的小提琴手，有人劝道：“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不想这善意的规劝竟一下激怒了小提琴手，他一脸杀气地答道：“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一言不合，就要以剑取对方的性命，而不是与之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可见其暴戾的程度。
马克思对暴力的偏爱后来更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中。而在这方面又以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最为赤裸裸，也最具代表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这段话把一个恶狠狠的黑老大般的马克思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但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毫不掩饰地用暴力对统治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坦言：“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把在沙俄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处决的恐怖分子称为“不朽的烈士”，或 “惊人能干的伙伴”。为什么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看了马克思的这段自白，你该明白源头了吧。
跋
马克思身后一直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经过党文化精心塑造过的失真的马克思，一个是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被称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不但把他当作自己的上帝来顶礼膜拜，而且还想要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后一个马克思则是典型的自大狂，他敌视和反对一切神灵，不但专制虚荣，而且好斗自私，魔性十足。他之所以要与资本主义为敌，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是想要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想而知，发端于这样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不带有自大专制、虚荣好斗和自私魔性的劣根性呢？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它带给人们的为什么不是许诺过的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只是粗浅地勾勒出了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若干侧面，更多的真相还有待人们去不断挖掘和还原。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时，笔者曾受到威廉·布兰察德教授的《革命道德》、戴维·麦克莱伦先生的《马克思传》和Richard Wurmbrand先生的《马克思和撒旦》等书的有益启发，本文更多处引用了它们的相关内容，在此特别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