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快八十岁的老人,能上哪呢?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如果不是上错班车去了外地,就是突发重病倒在山沟里,或者老年痴呆越走越远……一个个猜测都被表哥否定了。首先,姨父身体健康,神智清醒,儿子们都很孝顺。大儿媳自从学了法轮功,对老人也周到体贴,不可能无缘无故离家出走。再说,姨父是外乡人,言语不通,本来交流就困难,所以从不单独乘车。
姨父一生穷苦,命途多舛,却心地善良,勤劳本份。几年前逃难时我曾在他家住过一阵,常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李老师求助,只有李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姨父很虔诚,虽然不明白其中道理,却牢牢记住我教的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帮助我”,时时念,时时记。从此以后,困扰他几十年的恶梦缠身就此消失,心闷气紧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人越来越精神,越活越年轻。
过了两天,表哥打来电话说,有线索了。据一位110民警说,几天前县里曾搞了次大清理,把流浪乞讨人员全部拉到外省,为了所谓的“光亮工程”。于是表哥找到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远房表姐打听,果然姨父失踪的那天晚上县里抓了人。据执勤民警回忆,的确有个很像姨父的老人,衣着、相貌、连住家地址和姓都对的上号。县民政局一工作人员说,上头来了文件,要“干干净净过年”。由于农村没有救助站,就把露宿街头的人拉到几百公里外的某地扔下。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不能让某地政府知道,因为他们也需要往外拉人,谁都要搞“光亮工程”。
我不相信还有这等丑事。一个政府如此草菅人命,把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老人抓走,象猫象狗一样的扔在荒山野岭,不管其生死,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后来想想,这是中共邪党惯用的手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也这样吗?想抓就抓,想判就判,想打就打,甚至当成实验室里动物,活生生的器官想怎么摘就怎么摘。
打听到消息后,表哥兄弟立即动身出门。表姐也很着急,顾不上吃饭,找到公安局领导,让他派一个当天抓人的警察带路,开上私家车,一路兼程,赶往事发地点。
到了当地,表哥表姐分头寻找,顺着县城及周边转了几圈,了无踪影。又赶往另一个县,还是没有。一路上,所有能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线索。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每一个人。
我放心不下,一直和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开始,表姐执言仗义,为姨父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悲愤,怒叱警察的胡作非为,对公安的野蛮行径大为不满。渐渐的,口气越来越暧昧,开始为政府辩解,说什么他们也迫于无奈,上边压的太紧,流浪人员太多,不清理不行。再后来,表姐转而埋怨姨父不该出门,不该穿着破旧。最后,她干脆否认抓人的事实,说大老远的跨省寻找,简直吃饱了撑的,说不定姨父就在附近的哪个地方迷路了。
我越听越来气:“太混账了,还是你自己的亲戚,没一点同情心!警察都还承认抓错人了,你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怕影响前途和职位?”我的言语激怒了表姐:“你不要老是拿法轮功的思维看问题,有什么证据说警察抓人?没证据就不要诬陷别人!”
我一下火了:“这哪对哪啊?想开脱责任,还是借此羞辱我?”表姐一味狡辩,满口邪党灌输的一套,什么认清形势啦,别上当受骗啦等等等等,我既焦急又无奈,几乎要在电话里大吵一顿。
后来想想,不对呀,我跟一个常人较什么真儿。我是修炼人,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吗?中共邪党坏事干尽几十年,什么时候认过错?有什么道理可讲?只会“我党一贯正确”,只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这样环境氛围里浸泡的表姐,在利益面前,亲情和道义是可以弃之不顾的。想到这些,我镇定下来,平静地说:“是,我没证据。今天你就是把这个人给杀了,我也拿不出证据。但姨父不见了,而偏偏那天警察抓了人,仅此而已。”
第三天早晨,表哥来电话,说找了一个晚上,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就是不见,话没说完便放声大哭,想到那么大年纪的父亲,天寒地冻,身上没多少钱,如何熬过一个个日夜?不渴死饿死也得冻死累死。“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越哭越伤心,后悔从前对老人照顾不周,关心不到,“如果能回到从前,有朝一日他能回来,我一定加倍弥补。”表哥悲痛欲绝,他认定姨父生还的机会很渺茫了。
我决定到报社,把事件曝光出来,一方面谴责政府这种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媒体的影响,通过刊登姨父的照片,哪位好心人遇到了能通知我们。报社一位女记者接待了我。在听完整个事件的叙述后,她有些震惊,甚至不敢相信。我说:“如果这事不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相信。”最后记者决定到县里去一趟,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临行时,我再次给表姐打电话,询问事情的经过。我首先给表姐道歉,为自己那天态度不好、言语过激请她原谅。开始表姐不愿多说,怕惹麻烦,后来还是把前因后果一股脑儿全倒出来。通话的时候,记者进行了全程录音。
第四天,记者来到了县里。说明来意后,政府部门大为紧张,以影响安定团结为借口,极力阻止事件曝光。同时对记者威逼利诱,用一位领导的话说是“不惜一切把报社搞定”。表姐也受到了各方压力,不断给我打电话,哀求别让记者采访,“否则县长发话,让我饭碗难保。”我告诉表姐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报社采访是他们的权利,我只想把姨父找回来。
大约几小时后,表哥突然来电话说姨父找到了,就在附近的县,当地民政局已经买好车票送他上车,今天晚上便可以到达。晚上表哥又来电话,告诉我姨父身体很好,人很精神,虽然几天几夜没睡觉,挨饥受冻,却毫发无损,只是受了点惊吓。通话中,姨父断断续续给我述说了大致的经过。
那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姨父在住家附近散步,两位手持电棍的警察问他姓什么,家住哪里,他一一回答了。一个警察拿出张百元钞票问他有没有这东西,他说没有,没那么多钱。警察就说:“上车,我送你回家。”姨父说:“不用你送,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回。”可警察不肯,非把他推进车里,还举起电棍想打他。姨父怕了,只好乖乖上车。
车里装了七、八个人,都是同样被抓来的。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往哪个方向,一直开到半夜,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把他们赶下来。下车时,一人给了一个面包,一瓶水。姨父露天蹲着过了一夜,天亮了,才顺着车印往回走。边走边问,告诉别人家住某县,被警察抓来扔在这里。没人相信他的话,以为这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不过也有好心人给他指路,就这样白天走,晚上坐,一直走了一百多公里,才找到了邻县的一个民政局。
当时姨父身上只有三元钱,什么也买不了,无处可睡。第二夜看到个牛栏,本想挨着牛过一夜,可被主人发现,赶了出来。第三夜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姨父问“可以蹲在屋檐下过一夜吗?”那家人说:“到别处吧,别把孩子吓着。”
就这样三天四夜,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几百里外,几乎不吃不喝不睡,天寒地冻,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