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
一、主动讲真相、揭露邪恶
在二零零一年初，我丈夫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劳教，我也被关押三十天绝食绝水九天闯出。身体恢复很快，同修怕邪恶再来抓我，让我躲一阵再说，更不同意我去找警察要人。当时我对师尊讲的“邪恶就怕曝光”体会很深，鼓励自己：我是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能怕邪恶、躲着邪恶。所以就开始了主动讲真相、揭露邪恶的历程。找到劳教所、公安分局、派出所、居委会、办事处等单位的邪党人员讲清真相、要人。在这个过程中，一位警察了解真相后很同情，建议我可以试着给丈夫请律师申请劳教复议。
我写了一封“寻求法律援助”的真相信，凡是当地电话黄页上有地址的律师所都寄了信，还印成传单形式在街口发、在建筑物上粘贴。还给很多律师所打电话以找律师的名义讲真相，比较热情的我就带上丈夫受迫害的资料前往拜访，期间我用心的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以致后来有律师和家属以为我是专职律师。
公安厅法制处主管劳教复议的警察，不让律师接法轮功案子，我就找公安厅纪委投诉，找司法局律管处“咨询政策”，到司法厅投诉司法局，等等，去过很多邪党部门当面讲真相，起到了很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
我用学到的法律知识将我家受迫害经历写成情况反映、上访信、控告信等，作为讲真相的资料，在同修帮助下往当地各个相关部门大面积邮寄、广为散发。
因为写的信上都是第一人称，落款是我的名字，平时就放在随身的包里，走到哪里发到哪里，在回老家的公交车上也发过。当地公安气急败坏，晚上几次打匿名电话恐吓我、搞栽赃陷害想抓我。我搞了电话录音主动报案，并向各级相关部门递交上访信，在师尊的呵护下都有惊无险。
因为扎扎实实的讲真相，开创了很好的证实法环境。面对警察的骚扰我都能正念面对，主动讲清真相，不波及工作单位、亲友等周围社会关系，二零零一年三月以后没再被非法抓捕过。我是一家私企大公司的高级职员，领导和同事都很“保护”我；亲朋好友对我很理解、很信任；接触的警察和邪党工作人员很羡慕我的工作、我的能力，对我很尊重，我发挥自己的所有优势都用于讲真相、证实法。在邪党奥运期间，因为我的名字在黑名单上，出差北京住宿登记后被北京派出所警察绑架，由于平时讲真相的基础，当地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力保”，十个小时后无条件释放，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更呵护了。
大法弟子的修炼只用法衡量，跟邪恶没有任何关系，邪恶没资格插足，在零一、零二年环境最严酷时期，我始终不退缩、不懈怠，坚持利用常人法律手段主动讲真相、揭露邪恶、窒息邪恶，坚定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
二、坚定正念营救同修，请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
大约是二零零三年，有同修被非法劳教，邪恶的转化手段非常残酷，同修给家人写信要求请律师，家人找到我帮忙。我在网上搜索那些知名的维权律师，以当事人家人的身份逐一的寄信讲真相，在海外同修的帮助下，拜访了很有名的高律师。因为有海外同修一直在给高律师讲真相，所以他的观点很鲜明，虽然邪党法院不给立案，但高律师不断发表文章揭露邪党司法黑暗，以律师的身份首次向外界公布了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惨烈事实。我一直跟踪此事，编辑各种有针对的真相资料发往明慧，也寄了很多真相信。被营救的同修血压高保外就医、提前一年多回家。当时的邪恶政策是不转化不放人，不转化能提前回家是很难做到的。
过程中最大的压力是同修的不理解，邪恶也虎视眈眈的要抓捕请律师的人，在人的表面看自己的安全很难保证；当时请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的事情还很少，是否符合法很有争议，自己在法上也认识不了那么清楚，只是觉的讲真相、揭露邪恶，人的方式可以随意所用，利用常人的法律手段制止邪恶符合法、肯定没错。但和同修交流时，我也说不服同修。参与的同修都陆续退出了，和我配合的家属同修因为请律师被恶警绑架了。一个没营救出来，另一个因为请律师又被抓了，和同修的家人没法交代了。我硬着头皮去给同修的家人讲真相，但效果不太好，他们对请律师很失望、对中共的猖狂很恐惧，我心里沉甸甸的压力很大。只好两位同修一起营救了，扎扎实实的跟踪此案讲真相、曝光邪恶，一直没有放松，直到八个多月后两同修都释放回家。
通过这次请律师营救同修的项目，在法上提高了认识，自己得到了魔炼，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得到了周围同修的认同和信任，为协调后来的法律项目奠定了基础。
三、把律师当成众生，用心讲真相
二零零六年当地有一家三位同修被绑架，我们开始营救，高密度发正念、编辑真相资料大面积讲真相。开始邪恶严密封锁消息，和被关押的三位同修无法联络。邪党法院一审后，终于能沟通上了，开始给他们一家请律师。一方面，制作了真相小光碟和寻求律师帮助的真相信，邮寄了几千份；同时约见一些知名律师当面讲真相。
当时大多数律师一听是法轮功案件就害怕，推说没有时间，拒绝见面。我们很用心的坚持讲真相，先寄信，再打电话约见面，打电话时身边有同修发正念。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有几位律师同意见面谈，但干扰很大，邪恶阻挡的很厉害。去见律师不太顺利，大多都是律师临时有事、出差外地，还有的律师被警察贴身监控，见面谈话时也常被“急事”打断等，我们都是一路发正念，还通知一组同修帮助发正念，冲破了这种种阻挡。
见律师之前，我很用心的将要见面的律师网上能搜到的案例介绍和发表的文章都浏览一遍，对该律师有个了解，讲真相时有针对性、有很好的切入点，效果很好。如对有名的维权律师，我以读者的身份慕名去拜访，主要谈他们关注的大法弟子反迫害经历，然后再逐渐展开讲中共的邪恶，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因为急着找律师而讲高了。
知名的维权律师大多数被警察监控，自身的安全也很成问题。第二次见面我们重点探讨了对安全的理解和一些做法，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初步信任后，他们帮助介绍，陆续有六位律师介入案子。按照惯例，案子委托给第一辩护律师，家属就不用管了。但我们知道不只是打官司，是要救度世人、是要达到证实法的效果，首先必须得让律师了解真相，过程中才能保证不出现负面的辩护观点，没有负面的因素。所以一直没有放松。在二审时间很紧的情况下，我们抢时间约见每一位律师讲真相。
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法理解和坚信的问题，有的律师忙于挣钱的案子，有的律师不热情、不耐烦，有的律师遇到困难往回退，有的律师慑于中共的淫威。我很清醒的认识到，那是邪恶因素的干扰，迫使他们错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是求律师帮忙来了，而是来救度他们来了。所以不管律师什么态度，我都“理直气壮”的打电话约见，而没有任何常人的不好意思。和律师谈话时，我总是不卑不亢、坦坦荡荡。有一次我和同修与多位律师一起吃饭，期间有一个律师老是回避法轮功被迫害、转移话题，我“慷慨激昂”的演讲一番：一亿人的正信被镇压，迫害每一分钟都在血淋淋的发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残酷的成度已经超出人的想象，这么严重的人权灾难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每个人都有义务负起社会责任，站出来说“不”。既然我们有幸参与就一定要做好，这是历史事件，会在历史上留下记载这光辉历程的一页。
全场被震撼、鸦雀无声，我自己都觉的太超常发挥了，当时还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律师在场。但同时我们也很注意律师的安全，做事严谨、考虑周到、不预先公布律师的名字、尽量见面谈不用电话、全程陪同律师发正念、有异常情况时把方便让给律师等等，律师很感动，对我们越来越信任。
其实有的安全措施，只是在人的表面给自己和他人一个安全感，不起实质作用，但这个表面的安全感会让人增强信心，也增加对协调人的信任，尤其是不修炼的律师、家属、也包括正念不足的同修，都有个承受能力问题，有个安全措施的缓冲是很必要的。
也有的律师连“四·二五”、天安门自焚的真相都不知道，我觉的这基础也太差了，时间紧，有点灰心，还好有别的同修耐心的去讲就补充了不足。可是后来又出现一个问题，一次讲的内容太多了，律师接受不了，不愿意再和同修见面，在我们的努力调整下，和律师的隔阂慢慢的就消除了。我是边和律师探讨案情，边结合着讲真相，律师好接受，方式有点保守，讲不到位；其他同修送律师《九评》等真相资料，做了很好的补充。
案子结束后，大家见面交谈，律师称我们是最理解律师的当事人；虽然案子压力大、经济收入低，但在律师生涯中是一个亮点；是和家属合作最好的一个案例。之后，和几位律师成了共患难、直面邪恶的君子之交，随时见面帮忙，再也不用预约了。
四、始终以证实法为主线，不依赖律师，不指望常人
把参与的律师和家属当成被救度的众生，讨论案情时以揭露中共的邪恶为主，至于律师和家属能做到什么成度，全凭他们自己的愿望。营救过程就和没请律师一样，一起讨论案件达成共识后，同修、律师、家属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大法弟子不等不靠，真正起到主导作用，不依赖律师，不指望常人。
二零零七年的一个营救案子的辩护词写的很有力度，在法律方面系统全面的阐述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非法性，而且是多位律师联合签名，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是律师顾虑辩护词一发表，邪党恼羞成怒就得抓律师。费了很多心血写的辩护词没办法公开，除非开庭宣读后自然就公开了，但几位律师都反复强调二审案子是不可能开庭的。我当时发出一念，大法弟子请律师是为证实法，就得达到证实法的效果，管它是几审，必须得开庭。
接下来和参与的同修交流达成共识，开始写要求开庭审理的真相信，鼓励律师递交要求开庭的律师函；陪同家属约见法官，鼓励律师给法官打电话等等，一阵猛攻。在法官已经通知律师不开庭、律师和家属互道珍重告别后大约一周的时间，律师突然接到法院通知，下周开庭审理。同修觉的很正常，但律师觉的太意外了，都很振奋，对大法弟子非常佩服和尊重。
开庭前气氛很紧张，无牌照车出没跟踪律师，我们几位同修一直陪同并鼓励律师，也采取了一些表面的安全措施，同时通知很多同修整晚发正念。开庭当天清早法庭前就有很多警察、特警戒严，去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也很多，一场正邪大战，场面壮观。法庭上三位同修和所有律师表现都非常好，律师后来发表的辩护词非常正面，被媒体誉为继高律师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当时我和同修开车到法庭附近转了一圈，还是有点担心，怕邪恶抓律师和发正念的同修，一位开天目的外地同修及时打电话说，看到法庭的上空有师尊的大法身，他的声音很激动，我一下子心就稳住了，觉的师尊就在身边，什么都不用怕，没有“万一”。也再一次体会到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只是做了表面大法弟子应该尽的本份。过程中觉的难，是因为自己有人心、有观念、正念不够足、对法理体会的不深，其实按照大法的要求做，顺理成章的就是这样好的效果。
五、排除干扰，归正自己
周围的同修对我很信任，但具体事情上仍是常有争议，压力大时我自己也表现的心态不好、很固执己见。我最担心的就是参与的同修和律师被抓，有损失。律师也是老谋划着怎么能做的更好，同时能全身而退。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安全方面考虑的多些，做的有点保守。
有一段时间案子進展不顺利，同修的意见开始多起来，关心我的安全、找我交流、帮助我向内找，搞的我压力很大，不敢再往前推進。感觉自己是不是偏离法了，真的要出大问题了？有的同修甚至认为不适合再進行下去了，否则邪恶会对我下手的。
当面提出问题的同修我们通过交流都一一化解，但经常是听到一些传闻，或在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中提出的，有这些疑惑的同修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因安全考虑也不能公开协调人的身份，项目在進行中写体会文章也有安全问题。我静心学法仔细的向内找，为什么同修的疑义对自己影响这么大，到底在乎什么？只要符合法的事情就应该坚定的去做，修炼中的人有问题很正常，边做边用法归正自己，不能退缩。坚定这一念以后，情况又好转了，有很久不见面的同修突然上门交流，告诉我他们那一片同修一直在针对这件事发正念，非常支持，没有我听到的那些疑义，而且说不用了解具体情况，针对邪党部门长期发正念、清除邪恶肯定没有错。他的话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太强调表面的一致了，希望参与同修配合我的行动，而不是在证实法上配合，成了证实自我了。
我的心里平静了、有信心了。但还有同修捎信说，某某、某某同修对我有看法，让我去找他们交流。当时二审的时间很紧，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就坦然的回话说，有愿望参与的同修利用自己的便利方式一定做到位，其他同修忙各自的项目不用通知他们参与了，交流的事情以后会有机会的，再也没有那种被同修误解的委屈不平、停滞不前了。
律师是很守承诺的，我们必须遵守约好的时间；营救同修也有时机问题，不能错过，有很多实时的文章要写。有时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常人的干扰好识别，但邪恶因素利用同修来干扰就有迷惑性。
有一次，我正想赴律师约，遇到有“七·二零”以后一直没见面的同修来访，我直入主题问她是否有急事需要帮忙，我很累需要早点休息。她有点失望的走了；还有的同修给亲人找工作要帮忙、推销产品要帮忙、没事互相串门探望等等，这类情况我都以工作太忙不方便一一善意的回绝；但也有一次同修约我一起去给外地公安讲真相，我没有去，过后心里很难过。同修传我状态不好，不愿意和大家接触。我是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正念，有时也想让自己时间富裕点、放松些。后来读师尊讲到海外同修每人协调几个项目，睡很少的觉，感到很惭愧。
六、整体配合，展现大法威力
个人修炼时期，遇到魔难，只要自己去掉执著提高上来，就柳暗花明了，感受很明显；正法时期有邪恶干扰的因素，强调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才能展现出法的威力，起到证实法的效果。同修跟不上，单凭参与协调的几个人是做不好的。对于整体配合我感受的特别深。
同修的先天来源不同，修炼状态、常人中的社会阅历、处理问题习惯都有很大差异，我们自己觉的是什么状态都有，各有所长。律师对同修的整体印象是个顶个的都了不起，因为我们都是大法弟子，都能先人后己，都敢揭露邪恶，都能把大法的事情、同修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一下子做不到位，但我们在努力做好。至于修炼状态那只是修炼中要解决的问题，我在协调项目中感受是，是同修就比常人好，再差的同修也比常人强。所以很包容宽容同修和家属，谁不想精進哪，谁不想营救回亲人哪，状态达不到，要有个过程。同修和家属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能做到什么成度都欢迎。发正念、寄信、发资料，当面要人讲真相的，都很好，不强求方式一致和做到的成度，参与的人多了，也轻松没有压力了，形成了很好的整体。
一起合作协调的同修处理具体事情有时也有分歧，我们及时学法交流，决不产生隔阂；我们周围的气氛一直很正；遇到困难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反复想怎么做才符合法呢？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很快就有办法解决了；也有的同修往具体事情里陷，津津乐道的说一大堆，我就问师尊这样讲过吗、符合法吗？好象局面就扭转了、同修自己也明白了；也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就是用家里电话给别人打，怎么提醒都不注意。甚至警察在她家搜查时，她还给我打过，被关押在洗脑班时也打过，有人提议跟她断绝联系，我压力大时也挺反感的，可她别的方面都挺好的，而且她也不在电话里随便说，还是帮她发正念吧，这么多年她出了几次事也没牵连上别人，我们也都把她营救出来了。
也有些同修对具体事情很注意，好象不符合自己想法的就不愿意参与。同修曾经提出的问题有：到底从哪个角度讲真相好、是否应该给律师发正念、律师为什么答应来还不来、家属怎么不去要人、要求开庭审理是认可邪恶、被关押的同修状态不好怎么营救也白费、律师费太高占用了做资料的资金、我们都不知道具体進展情况没法配合等等、等等。具体事情不管怎么交流都太难达成共识了，也没这个必要，因为人的方式随意所用。后来具体事情我们就不大面积对同修说，只是小范围的交流后决定下来。同修对于发正念、讲真相都没有疑义，那就通知愿意参与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党各相关部门的邪恶、邮寄散发真相资料。慢慢的固定有几个小组的同修长期配合我们的项目发正念、邮寄散发资料，他们也经常给我发正念，听说后我很感动的。
也有的同修捎信说我有干事心、欢喜心。我自己体会一下好象是有点，但决不能让执著占主导，影响证实法的效果，也不能受打击不做了找执著，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过程中严格用法衡量、多注意自己的心态。
七、多学法、多发正念，符合法师尊什么都能化解
在个人修炼时期我读法、抄法、背法都很多，非常喜欢静静的学法，是一种享受。师尊发正念的法讲过后，我很重视，平时上班有一点时间就发一会儿正念，养成了一种习惯。同事觉的我到哪里总是很安静、不爱说话，其实我心里在发正念呢。四个点的全球发正念一般我都发半小时，早上时间允许就发一小时，觉的身体周围特别清亮、清心似玉的感觉。现在很忙，但学法、发正念都有保证，只要自己重视了，不睡觉也能做到，我很清楚那是做好证实法工作的最根本保证。
有同修觉的参与的事情多了，就在邪党那里“挂号”了，会被抓的，我从来不认可这些。在安全方面我会很注意，平时低调，直接联系的同修不多。其实符合法的事情，不管参与多少，邪恶都不敢动。协调项目中，也有参与的同修被抓，我也被邪恶骚扰过，我一般是直面邪恶不退缩，一次一利索，警察给我打一次电话，我会给他们打多次电话讲真相，有时也会向督察投诉他们骚扰民众，直到他们保证不再参与了，同时也加强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调整状态。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投入很多精力协调项目，单位工作有点顾不过来，晚上要写一些文章，睡的很少，经常是上下班车上小憩一下。忙时接连陪律师好几天，什么都顾不上。白天一起去相关部门递材料、要求会见被关押同修，晚上讨论案情写东西、和同修交流、通知配合的同修发正念等，一般都忙到午夜。但平时家里、单位很棘手的事情，我都能异常顺利的解决，所以周围的环境很好，需要请假时没阻挡。到年底时单位还给我评个“特殊贡献奖”，发了一笔奖金，同事都说我工作太辛苦了，上下班车上都睡着了。同修说“特殊贡献奖”是师尊给的。但有时懈怠想放松一下，晚上早点睡、白天“好好”上几天班，结果个人修炼时期的那类麻烦事反倒多了，身体也不舒服，家里的、单位的事事不顺，牵扯很多精力去摆平。搞的心态不好，学法发正念时干扰也多，执著心全表现出来了，自己左冲右突排除干扰向内找，一点都没轻松着。可同修有证实法的事情需要帮忙，我立即精神起来投入状态，心一下放到底，因为大法的事情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的，周围的一切突然归于平静，好象那些干扰麻烦已经够不到你了。
我悟到，师尊真的把我们都推到位了，个人修炼表现出的执著起不了主导作用，阻挡不了、也影响不了我们什么，师尊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能够去证实法；而认为自己状态不好、修的不好，也做三件事，但始终是为了做好三件事而做，为了去执著而去执著，不是把心溶在证实法中，非常在乎自己的状态如何，其实心始终是脱离证实法的，落在个人修炼的“私”上，那还是对旧势力安排的一种认可。正法时期修炼要求大法弟子把证实法放在首位，大法的事、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毫无保留的投入全身心的去做，个人的执著在证实法的过程中肯定能修去。放下自我，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师尊什么都能化解，这也反映出大法弟子对大法、对师尊的坚信成度。
八、经验总结
我也在思考利用法律手段证实法，已经做过十几例了，过程中同修互相配合的很好，很多同修参与高密度发正念、寄真相信，做的都比较到位，很大成度上起到了震慑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的目地。但是表面的效果甚微，同修没有营救回来。我们只限于走完法律程序和讲真相效果就满足了，没有把念定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无条件释放同修”上。虽然我们不执著表面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正念很足，在法上认识的很清楚，表面的效果和过程应该都好。邪党奥运期间，有一对夫妇同修被绑架，我们当地协调营救的很成功，总结经验如下。
一、基点正，过程中遇事不偏离
邪党奥运前，邪恶极其嚣张，仿佛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时的阵势，公安人员先后两次集中疯狂抓捕大法弟子，扬言还有下一轮，而且一个不放，陆续送劳教所和洗脑班长期关押，整体环境很恶劣。
同修交流一致认为，必须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冲破这种阻挡，把同修营救回来。所以一开始就是以请律师营救同修夫妇为契机，展开大面积证实法的活动。揭露中共利用奥运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伎俩、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向包括家属亲戚在内的各界人士讲清真相、利用法律手段投诉控告恶人。
同修的亲戚受邪党恐吓欺骗，觉的请律师对营救家人只能适得其反，熟人朋友帮助打听的内部可靠消息是奥运结束后、最快也得火炬传递结束后才能放人。结果在海内外同修的正念营救下，律师和家属都非常感动，全力投入到反迫害工作中。先后介入的五位律师正义凛然，当面斥责邪党工作人员，接连发出五份投诉控告信，家属也积极去要人。离火炬传递还有一周两夫妇同修都回到家中，彻底解体了邪恶加重迫害大法弟子的企图，然后接连有同修被释放。
二、坚定正念，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
邪党人员承诺奥运结束后放人，然后退一步说火炬传递后放人，后来又同意先放一个，在常人方方面面的干扰下，大法弟子坚定正念不动摇，不但要释放两位同修，而且必须遏制继续抓人。营救進展情况及时发表，配合的同修始终坚持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海外同修一直帮助打电话讲真相，律师和家属也很受鼓舞，每天坚持到各相关部门去投诉、去要人。连知名的律师也突破了法律框框，向家属一样当面去要人，还和邪党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在人的表面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势，就是必须立即放人！
三、真正的不依赖律师，不指望常人
把参与的律师和家属当成被救度的众生，讨论案情时以揭露中共的邪恶为主，至于律师和家属能做到什么成度，全凭他们自己的愿望。营救过程就和没请律师一样，每天见面讨论案件达成共识后，同修、律师、家属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大法弟子不等不靠。
以前同修协调项目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给律师和家属讲清真相上，心里还是指望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做的更好、把人营救回来。本次营救，真是大法弟子在起主导作用，常人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后主动参与去要人。
四、充份发挥整体证实法的作用
参与项目协调的人不要多，二～四人即可，否则会把精力耗费在协调人之间的协调上；要有简单的分工，首先通知周围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及时报道项目進展情况，便于关注的同修配合，可以临时通知二～三组的同修跟進发正念；遇事在法上认识清楚，不被邪恶干扰，不被常人心左右。比如案件進展不顺利，我们知道是邪恶没有除尽，不能责怪律师和家属，同修没做好，要补充上去，千万不要形成间隔；分清轻重缓急，用心协调，其它不特别着急的事情尽管是大法的事，也可能是干扰。注意发挥大法弟子整体证实法的威力。
六、始终以救度众生为主线
过程中要跟踪案件進展情况，写揭露邪恶的文章和有针对的真相信，大面积的讲清真相，把能救度的众生都救了。不是以反迫害营救同修为最终目地，而是要借机救度更多的众生。
七、协调好各方面力量，发挥整体作用
营救同修有律师、家属、亲戚、国内外大法弟子共同参与，要依据各自的长处，使的各方面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家属可以由同修陪同当面去要人；律师擅长的是法律，要求会见、看案卷、投诉控告、接受采访。周围同修可以近距离发正念，在家发正念，海外同修打电话，有专门的同修写报道，编真相资料等等。只要同修之间多交流，和律师家属多沟通、讲清真相，站在证实法的基点上，以救度众生为主线，协调好各方力量，就一定能达到很好的证实法效果。
最后提醒参与利用法律方式证实法的各地同修，请律师不是必须的、更不是唯一的营救方式。家属方面、律师方面、同修方面的条件都要具备，才能够起到证实法的效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请律师，采取其它方式营救也是一样的，因为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些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