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到99年7.20以后,政府喉舌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使一切和谐与美好被打碎了。单位领导开始对我瞪起了眼睛,拍起了桌子叫道。“你必须放弃法轮功,不要和共产党对着干!否则顽固分子就送你去劳教。”家庭环境也突然紧张了起来。原本十分赞赏修炼的爱人开始干预起来:“不能再炼了,不然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将来孩子上大学。”
面对突然而降的压力,我在心里百遍千遍的问自己,我信仰“真、善、忍”有错吗?我按照功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有错吗?我炼的五套功法会伤害的国家与任何人吗?回答是,我没有错!修大法给自己和周围一切事物,只会带来好处与祥和,没有任何伤害。我要炼。而且我知道法轮功已走出国门,洪传于世界,在我国7年的洪传中已使上亿人修炼,他经得起时间、国度,不同种族与不同阶层人员的验证。他是一个好功法,真理需要坚持。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向善,坚持真理却让我和家庭付出了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惨痛代价。
2000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岗位上工作,单位领导通知我到办公大楼去开会,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被送到看守所。当时我爱人正在外地出差,三天之内的路程很难赶到家。而十几岁的孩子放学回家将无人照顾,单位领导明知道此情况,在没有通知亲属,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以欺骗的手段,(说送我去开会),把我关入监狱。
我没做错任何事,也没触犯任何法律,却被原本和善的单位领导推入人间地狱。是谁使他们变得如此邪恶?使我的亲属、孩子及爱人的心灵及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在监狱中因不放弃信仰,继续炼功,被看守戴上手铐与脚镣,用凉水从头到脚被浇透了无数次,为抗议无理的非法关押与迫害。我开始绝食、绝水。遭到强行灌食的残酷折磨。在亲人的多方营救下,被恶警勒索数千元后,我才被释放。这次公安局恶警勒索我家三千元保证金,由看守所所谓代收,只给一张白条,连个印章都没有,说是一年之后偿还,而至今未还。找他们要时只是推脱,办理此事的人已调走。仅此一次,我家庭就损失了五千元,我才获得自由。
2000年11月,我由于进京,在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被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18天,亲属找到佳木斯前进分局国保大队王连民,又被勒索六千元钱,才把我放出来。
当我回到家中后,单位对我实施监控,每天打两次电话查看人是否在家,并恐吓家人再不“转化”,就送到劳教所。在邪党所有邪恶的整人手段下,我的亲属们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年过七旬的婆婆病倒了,丈夫十几天内白了头。面对家庭遭受到的精神、肉体和经济上的种种迫害,万般无奈,只盼着这场邪恶的整人运动早点结束。
然而噩梦并没有过去,2002年11月底的一天,我身上带了400元钱去探望刚从劳教所回来不久的一名功友,她被劳教所迫害了三年,生活困难,刚租了房子是平房,我刚走到她家门口,就被在那里蹲坑的警察一把抓入屋,不到一分钟,我身上的钱就被警察搜去了,然后把我劫持到前进区公安分局。
来了两名警察再一次对我非法搜身,这时我已身无分文,只有手腕上的一块表(价值500元),被其中一名强行抢走。然后他们开始对我审问,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我不回答,而反问他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哪条罪送我到这来?过了两三个小时也没问出我的名字,他们气急败坏开始打我耳光,并用一本杂志卷成筒打我的脸,我指着打我的警察正告他:“打人犯法,警察打人是执法犯法。”他停了手,找来手铐,把我铐在了椅子上,并拿出师父的照片,放在我脚旁让我踩,我坚决不踩,警察就使劲踹我的两只脚,致使我的十个脚趾严重的淤血,黑的象木炭一般,这样折腾了七八个小时,到了下半夜一点多,在不知道我的姓名的情况下,给我编了一个代号“A3”送进了佳木斯看守所。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从来没被抢劫过、被人毒打过,而现在我眼睁睁的看到抢劫我的是警察,对我暴力伤害的是警察,而地点竟是公安局。
后来家人四处寻找、奔波,找人帮助营救,被恶警勒索了9000元后,才赎回了我的自由,这时我已被绑架了三十八天。
经过了腥风血雨的七年迫害,善与恶充分的表现出来,大法弟子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默默的忍受着不公的对待,不断的劝善,善意的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停止对善良无辜者的迫害,因为对善良者的迫害最终是对自己的迫害,恶报来时,施暴者终将承受自作的恶果。
回头再来看看,在共产邪党领导下的公务员,一旦在压力面前在利益面前,人性恶的一面就充分的暴露了出来,推波助澜的伤害无辜,致使多少本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善良被致伤、致残、致死、送入精神病院。同时借机向受害者的亲属疯狂的榨取钱财,使无数修炼者家庭面临着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许多学员不愿被绑架,而过着流离失所、提心吊胆的生活。又有多少家庭被共产邪党的左一个敏感日、右一个敏感日而骚扰的不得安宁。这岂止是对一亿人的迫害,而是对人类善良的迫害和挑战。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制止这场迫害,在正义面前,邪恶将瓦解,因为宇宙的规律是:邪不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