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无法改变我对大法的坚信
1999年7.20，江××出于强烈的妒嫉，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它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指使着整部国家机器，制造了无数谣言和谎言，对恩师、对大法進行诬陷、栽赃、诽谤。蒙骗和毒害了许多无辜的世人。面对铺天盖地的疯狂打压，我认为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坚定的维护大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1999年7月25日，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被警察非法劫持到北京市东城派出所。警察当时威胁我说：“再去上访，不吊死你也得活埋你”。后来，警察又把我送到北京市昌平县收容所非法关押迫害。数天后又把我押送到武汉市公安局，罚款200元才放我回家。
回到家里的当天，宜昌县公安局的不法人员就把我强行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他们每天逼迫我的家人、孩子以哭闹对我施压。当时，由于我有放不下的执著，我违心的写了“不炼了”。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深深的感到对不起恩师、对不起大法，终日以泪洗面。后来，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人又到我家叫我签什么合同（放弃修炼大法），我坚决不签。并告诉他们：上次你们逼我写的“保证书”，我声明作废。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提高人的道德，健康人们的身体，对国家、民族、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修炼大法没有错！不法人员气急败坏又把我绑架到湖北省宜昌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后来向我的家人敲诈、勒索了三万多元钱后，才把我放出来。
回家的第二天，我和一名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在中宣部信访办，我们被警察连推带打的非法押到了北京市西城派出所分开关押。后来，见到这位时，她身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后来，不法警察又把我们送到一个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的不法人员扒掉我们的棉衣、内衣，逼迫我们洗冷水澡，以此来折磨、迫害我们。几天后，我们被押回宜昌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宜昌县610、县公安局的不法人员，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把我强行送到湖北省沙洋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在劳教所，为了开创能学法、炼功的环境，抵制对我们的迫害，我坚持绝食。恶人用打针、输液、灌食等手段也没有使我屈服，他们就把我送到宜昌市第二看守所迫害。看守所有个“工大队长”，此人非常邪恶残暴，经常使用打、铐、吊、“做飞机”、“做轮胎”、“二指吊”等酷刑折磨大法弟子。他还经常恶狠狠的叫嚣：“我动不了你的心，但能动了你的肉，叫你生不如死，活受罪”；有一次，当着200多人的面，狂妄叫嚣：“以前对你们炼法轮功没有办法，现在不怕了，江主席讲了：对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可讲，随便打，打死算自杀；不追究、不上报、就地火化。各地的劳教所都配备了各种刑具，不怕死的只管炼。”
我根本就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每天照样背经文、炼功。恶人没有办法，就又把我送到沙洋劳教所第九大队進行迫害。恶人强行给我打针，注射不明药物。看我不写“转化书”，就给我戴背铐。并用几万伏的高压电棍，几次把我电得昏死过去。烫起的大大小小的水泡布满全身，肉也烂了，皮也掉了，不停的往下淌着血水。不法恶人找几十个“帮教”轮班来“转化”我（强制我放弃信仰），一连几天不让我睡觉。最后又找来几个吸毒犯整我，也没达到他们的目地。
沙洋劳教所九大队的不法恶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非常残暴的。在進大门第一排房子的最西头有一间特殊的房间，是给大法弟子用刑的密室。在夜深人静时，经常可以听到从那里传出的呻吟声、惨叫声。大法弟子郑贤娥就是在那间密室里被活活打死后，当时就剖开肚子，架上木柴就地火化了。当郑贤娥的家人质问郑贤娥的死因时，恶人谎称她是死于心脏病。而向上边报告时，却造谣说郑贤娥是“自杀”。
2001年11月29日对我的非法劳教‘期满’，恶人又把我押送到老家—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
在看守所我继续背法、炼功，坚决不向邪恶低头。看守所的恶人强行给我戴上10斤重的脚镣半个月，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夜里还要站二小时的岗，天天如此（现在想这也是配合了邪恶，没有完全否定）。在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浑身浮肿，1米67的个子体重只剩下几十斤，真是骨瘦如柴。恶人们叫嚣：你不放弃炼功，就关你一辈子。我在阜南看守所关了一年多，他们又把我送到阜阳市正大学校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
2003年4月，阜南县610头子王浩又把我押回阜南，非法囚禁在县城关医院進行非法迫害。每天逼迫我写“四书”，遭到我拒绝。后来他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30日，不法之徒看没有办法动摇我修大法的决心，万般无奈只好将我释放。
可是，回到家也没有我的安身之地。由于受到不法之徒的长期骚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多数亲朋都不敢收留我。我到大姐、二姐家没住两天，她们就被抓、被罚款。后来更没人敢再收留我。寒冬腊月二十夜里，我顶着漫天风雪、含泪离开了我的亲人，被迫流离失所，至今还过着流浪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