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法弟子因进京上访而遭迫害的一段经历
2000年1月12日，我们乘火车去北京，途经莱阳时火车开始查票，当查到我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我想我堂堂正正的按照“真善忍”做人，不说假话，于是回答：“是”。就被强行带下火车。在莱西站被北沟派出所接回后，没作任何询问，就把我们三人铐在派出所门前的双杠上冻。我想我们是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政府反映情况，为什么这样粗暴地对待我们？难道真的是权大于法，我们连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直到上午8点多，我被送到鲸园派出所。在这期间，北沟派出所长（不知名）在我的财物中拿走100元钱，说是收汽油钱（没有单据）。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里，早晨炼功，恶警不干，把我带到零下7—8度的地方冻，而且不准穿棉衣。就这样我还是坚持炼功，它们就用布条把我的大拇指从背后一上一下绑起来。大拇指被勒成黑紫色，胀痛难忍。还有罚站、罚蹲等长达8—9个小时。而后我每走一步路上一个台阶都非常艰难。就这样，我靠自己对大法的坚信走过来了。
2000年3月7日，我再次进京上访。因第一次被恶警非法剥夺了权利，所以这一次我要在“两会“期间，到人民大会堂向更多的人大代表说明我们的真实情况。于是冲破层层封锁到了人民大会堂。结果什么也没让说，又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公安局驻京办事处，遭到文登市刑警队长（不知名）的毒打。后被鲸园派出所恶警王东青带回。在这期间，王东青把去看亲戚和他在北京一天的费用，包括出租车247元、食品费286元、餐费323元、药费20.8元，还有一张看不清是从哪里到北京的火车票，用笔改成北京—烟台的火车票22元、不知名的单据及飞机、火车票共计4668.6元（其中2000元没有任何单据），全部从我的工资中扣除。
13日我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期间我还是坚持炼功，结果重复着上一次的体罚迫害。后来我们联合抗议恶警迫害，环境得到改善，可以自由地炼功了。2000年4月1日，我正在单位上班，被鲸园派出所恶警非法搜身，因身上带着缩印经文，被非法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期间因坚持炼功，被看守所指导员（不知名）强行戴上手铐、脚镣。还要每天坚持18—19小时的劳动。直到第12天，二区的杜队长找我说：“老沈哪，在这就别炼了，都是本地人，也不想看你这样。”我说：“不能！杜队长你不知道一个满身疾病的人，炼功后身体没病的感受！你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的。我以前有多种疾病：皮肤病、胰腺炎、过敏性鼻炎、还有不知名的感冒，最让人痛苦的是夏天不能开着窗子睡觉，那么热的天，那怕开一道小缝，第二天就要感冒不能上班，没有几付中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就这样的地方，我早就不知病成什么样子了”。后来杜队长见没有办法让我停止炼功，就以理发的名义给我把手铐、脚镣解除了。我又开始了正常的炼功。直到一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5月1日，恶警刘杰、刘京虎又以破坏看守所秩序为由，继续对我非法拘留。我又象往常一样坚持炼功，被恶警铐在晒衣服的牵线上，风吹、日晒、雨淋，有时还要双脚不着地挂在牵线高处。迫害在不断升级，由开始的8—9小时发展到18—19小时。后来我们认识到这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就联合抗议邪恶的迫害。最后恶警怕铐在外面人多，就把我铐在死人床上，双手铐在床头上，不能躺，只能面对床头坐，就这样我仍然坚持炼功。恶警见没办法阻止我炼功，就以不给同室拘留的人饭吃相威胁阻止我。
在临近释放的前一天，市政法委书记刘××到拘留所检查工作，说要见大法弟子。见面后，他说我们是不明真象，被别人利用了。我说：“你说的不对，你才不了解真象，我们按照大法书上的要求做好人，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这些都有铁的事实，你有权力，你可以到单位去调查，看看以前我们每年花多少医疗费，到现在炼功4—5年了，一分钱药费也没花，医疗卡就是见证，这些都是可以查到的。你也应该查明，对国家负责，向上反映反映真实情况”。政法委书记无言以对，警察目瞪口呆，只好草草收场。
2000年7月24日，我去泊干看望功友，被蒲湾派出所恶警以串联为由带走，在蒲湾派出所期间，恶警不问原因，把我铐在大铁门上。它们用折叠的铁门夹我，铐在电线杆上晒我。后来，被恶警刘杰非法拘留。在这期间恶警刘杰以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为期进行精神迫害，把我的手铐在铁椅子上，脚固定在椅子上的铁圈中，只能这样坐着。到了第5天，我依然精力充沛，恶警刘虎见达不到目的，就用书打我的头，往我脸上倒开水。就这样它们也没有达到目的，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