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责任（一）

我所记录的是我人生的一段路程，她因得法修炼而精彩，所以我称此文为“生命的责任”。

过去我认为我的经历与功友们相比，无法相提并论，不值一提，在同修的鼓励下，现在写出来，是想让世人了解一下一个极其平凡的女性在一段特殊的历程的故事。这里所写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法轮大法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演绎着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

我生长于一个贫穷的山村，中考之前没有自己走出过山村，中考后得到一个中专的学业，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工作十余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底层百姓。得法前对于百科全书的自然之谜很感兴趣，一直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活中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他（她）们每月都要用药，经济负担很重，加之现在紧张的人际关系，甚至相亲相爱的人都互相欺骗，困惑中总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人究竟为什么而生活？人从哪儿来？又到哪去？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我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人不应该撒谎，可是有些我曾经很尊敬的人为了名利欺骗别人，感觉到“假”无处不在，内心很悲哀。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绝迹了吗？为什么历史上会有如此正直、坦荡的人，我也想做个好人。当经历过一次生死离别后，我对生命更感渺茫。七年前我的好友在一场火灾中丧生，遗下挚爱她的丈夫和幼子，弃我们而去。人生无常，生命就这样脆弱？周易、八卦、巫医我都找过，发现他们并不真懂，而成了挣钱的饭碗。我对气功的认识就是：气功若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嘛？直到97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转法轮》，从那时起多年来百思不解的问题，师父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人类没有了心法的约束。当我看到师父的像时，没有陌生感，而是似曾相识，《转法轮》我爱不释手地读了一遍，我为自己庆幸，我得到了一本多么难得的宝书，心里默默发愿：我会跟随师父回家。

随着一遍遍地学习，渐渐明白了为何要做好人，怎样能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如何遵照大法的教导对待家人、朋友、同事、工作……，身体变得轻松，心灵的尘埃渐去，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好人。正在我刚找到集体学法小组和炼功点后两个月，就发生了“4.25”和平上访事件。

99年4月末，原来的炼功点被当局禁止了（后来才知道4.25和天津发生的事），6月15日左右本地区报纸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称：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两办答法轮功上访人员时说，对炼功从未反对、压制等等。我的领导还高兴地说：“这下好了，退休后我也炼。”但是我们的炼功点依然被非法禁止，功友们只好在山脚开辟了一块地坚持集体炼功（约二十多人），大家都相信政府会搞清楚的，寄希望于政府。这么多人做好人，执政者该高兴才对呀！然而7.20全面的镇压开始了，一夜之间，好人变成了囚徒，是非、黑白全颠倒了，山河呜咽，中华蒙难，多灾多难的祖国又开始了一场政治斗争，唯独这一次，庞大的国家机器抡着大棒子砸向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奉行真、善、忍的众多人民。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悄悄炼功健身的普通市民，被强加恶名。开始我不知所措，我就从书上一遍遍地找他们所讲的所谓证据，可是没有哪，什么不叫人上医院、什么杀人、剖腹，师父的书中是讲明了修炼人该怎么做的呀，这些人的所为根本就是大法不容的，怎么就诬陷到大法头上呢？我师父使上亿的人得到了身心净化，怎么政府要陷害他呢？教人做好人还错了吗？我无法理解，我和其他功友一道给政府写信，声明炼功前后我身体的变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会搞清楚的。结果是打压越来越升级，帽子越扣越大，迫害越来越严重，谎言、诬陷、造谣越来越荒唐、越来越离谱，真是触目惊心。我还能再沉默吗？我没有责任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吗？我是千千万万个受益者之一啊！

“7.20”以后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希望而进京坦诚直言，上书政府，给予政府以充分的信任，结果他（她）们却遭到毒打、遣返、罚款、劳教、判刑，甚至被酷刑虐杀。再以后更多的功友去了天安门，走上了和平请愿之路，为大法、为师父鸣冤，双手擎起真善忍的横幅，“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响彻天宇。我一直不想说话，可是我的心郁闷难耐。我的师尊被谣言恶毒地攻击，我的功友为了一句真话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我再不说话是不是纵容邪恶？是不是对善良人的犯罪？我象迷路的孩子，心急而又痛苦，我在功友的帮助下，终于走入正法中来，我向世人讲出了真话：法轮大法好啊！为了清除那欺世的谎言，我和功友们努力地工作着，在一次讲真相时被绑架、劳教一年。

在看守所近二十天的时间里，我发现了自己的差距，对正法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证实大法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真实、殊胜，用人的语言很难表达清楚。号里的刑事犯人，她们在长时间与大法弟子的接触中，去掉了很多不良行为。有的甚至帮助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一起学法、炼功，有的表示出去后一定炼功、学法，做个好人。是什么力量能使杀人犯感到应该做个好人？是大法的力量，是真、是善、是忍；是谁的力量使极端自私的盗窃犯、卖淫女重新找回了做人的航向，那就是最慈悲、最伟大的师尊。在看守所里有一位退休老教师，老人是因为2000年12月进京上访途中被非法抓捕的，当权者以流氓的手段，将师尊的像、照片，放在交通口，或叫旅客踩过，或撕或骂，不配合者即视为法轮功学员抓捕，胁迫世人做恶。她已被非法关押了5个多月了，除夕也是在看守所过的，脸上被不明真相的丈夫打骂后留下了疤痕（全过程都是在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一天一个所长讲话，说X市长要来视察看守所，叫大家喊：“领导好”。在“演习”时，我没有说话，而阿姨却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所长气势汹汹地问：“谁喊的，向前一步。”阿姨微笑着向前一步……，这一步岂止是一步，它在我心中很远、很沉、很重。就因为这一句话，老人被非法判劳教。可是邪恶是说了不算的。在我们被送往劳教所的那天早晨，已念到她的名字了，而她没有去，后期听说老人在7月份绝食闯了出去。

在看守所里，我对那些在压力下干着害人勾当的狱警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她）们当中多数人还是有善念的，不是发自内心地干坏事。但在正法期间如不能摆放好位置，也是万分遗憾的。“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再论迷信》）。入所后第一夜那个号长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炼法轮功的，只有炼法轮功的能笑着进来。”因功友们开创了较好的环境，那些世人多数都能正确认识大法。

第三天分局两个人来非法提审我，其中一个人在另一人出去时说：“我也知炼功好，我家邻居老太太就是炼功后身体炼好的，你现在只要说：不炼了、不进京、不上访，就放了你，回家偷偷炼呗。”我说：“如果是杀人犯向你保证说我再不杀人了，你能放吗？”他说：“这是两码事。” “所以呀，难道这不奇怪吗？”我问他，“信仰是自由的，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更何况我是在做好人。”他说：“国家不让炼就不炼呗，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说到国家，国家是你、我、他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一个人凌驾于国家宪法与法律之上，他能代表国家吗？你也是国家的一分子，我也是，那个人他能代表我们的意愿吗？我一直在想，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当祖国需要我付出的时候，我做到了吗？我的孩子从小我们就教育他不许撒谎，我怎么能为一时之利而说谎欺骗国家、欺骗孩子呢？我如果骗孩子，将来我又如何面对他呢？爱他应该为他负责。”他没有再问什么，当然这一番对话他是不会记录的。我讲述给他我得法后使我深深受益的事实，我看得出他是相信的。在被送劳教的前一天下午，家人费了许多周折才得以见我一面（领导、同事、朋友多次探视都不允许接见），丈夫在我离开他仅十多天中瘦了一圈，一见我他就急匆匆地把我带到一间审讯室，双膝跪倒，希望我向邪恶妥协后好回家。我的亲哥哥摇晃着我的双肩，恨不能捶我一顿，又不忍下手，他们的痛苦源于我因修炼被关押，他们认为我不识时务。看着他们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内心难过极了，又急又怨，怨他们在此时站在邪恶一边给我施加压力，怨他们忘记了大法带给我和家人直接或间接的受益；急的是他们选择了一条多么危险的路，我怎样能叫他们明白。丈夫和哥哥想代我写“保证书”，我心想：我决不能叫家人上当受骗，我不能做的事，他们也不能做。因为一个生命一旦选择了背离大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那都是很不好的，我要为他们负责。我对他们说：“你们写什么我都不承认，你们写的不算数。”这时“610”一个姓王的来了说：“不是她亲自写的不算。”我松了一口气，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有师父和大法能使生命得救。“610”的人几次进来说：不要失去机会如何如何，又说和我一同被非法抓捕的其他三人已写了“保证”，还拿了几页纸在我眼前晃了几下。我告诉他们：“就算是只剩下一个人相信师父和大法，那就是我。”在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做师父的弟子难，能做师父的弟子又是多么荣幸。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谁要我背离大法、背叛师父绝对办不到。哥哥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沙哑的声音说：“你回家吧！”我哭着对爸爸说：“您怎么能这样讲啊，我们受益于大法，我怎么能丧良心啊！”最后爸爸说：“那你自己决定吧！你的儿子怎么办？要不叫他到我这来，我和你妈照顾他。”我想此事由他父亲决定，征求我丈夫意见后，就挂断了爸爸的电话。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父母的声音，直到被解除非法劳教。嫂子在电话里哭着说：“老妹呀，妈已几天没进水、米了，都起不来了，爸也经常哭。” 当时我泪流满面，为什么？为什么说真话做好人这么难？为什么说真话我的亲人就要承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我知道怎样做才能对得起他们。丈夫又捎进一封儿子写给我的短信：大意是相信科学等等，我知道这不是儿子的真心话，是在他人的强迫下写的（后来证实了，是孩子的祖父授意写的）。其实佛法就是“最玄奥、超常的科学……”（《论语》）。我儿子自幼体质极差。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我父母、孩子再也没有用过药。孩子见到师父亲自教他盘腿，他对大法是有正确认识的，而现在，在恶毒的谎言中，我的父母、孩子都被利用来给我施压，我当时难过得哭了。我们几个功友各自被家人、朋友围着，劝声、骂声、吵闹声、公安的威胁利诱……，声声充斥着耳鼓，整个看守所预审室乱作一团。

我带着怒气、带着泪痕回到了号里。静下来后我问一个犯人，我哭了是不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她说：“你没做到忍呗。”一位副所长曾诽谤我：“你不要丈夫和孩子，就要大法，你太自私了。”世人他怎知如果没有师尊洪传大法慈悲救度众生，我早已没命了。是我不想要丈夫和孩子吗？我得法后比以前更善待亲人、同事、朋友、患者，明明是当权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却还要给你扣上一顶帽子，我说：“不是我不要他们，而是你们在打着执法者的旗号践踏法律，剥夺了我应有的权利。”有一位干警认识我的同事，他说：“听说你工作干得好，是经常参加竞赛的，挺精明的，现在怎么这么傻。”我告诉他：“学大法的人是诚实，而不是傻。”有的说：“你们领导给你的评语赶上评劳模了，看那个评语你应该是劳模了。”我告诉他：“我只不过是遵照大法的要求，踏实地做好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份工作而已。”我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一天夜间，一位张副所长特意去看看我们，说要看看谁这么大胆。有一位干警劝我说：“你们贴标语有什么用，一早就被撕下来了，别人又看不见。”我说：“不，至少撕下的人看见了，你们知道了，哪怕有一个人消除了抵触大法的思想，不反对大法，得救了，我也值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把修炼人等同于刑事犯看待的。

在我第一次被非法提审中，一位姓冯的警察问：“你说大法好，那为什么有人剖腹，有人投井，死了一千四百人？”我问他：“为什么镇压前没有，为什么本地区几千名学员没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呢？而知道的却是患有子宫肌瘤的人肌瘤自动流出，鼻咽肿瘤自动流出，类风湿关节已强直的人又恢复了工作能力、自理能力……，且不说这一千四百例是不是杜撰出来的，就说它与近亿人是什么样的比例？难道医院就不能死人吗？入院后就可以不死人了吗？就算是有个别学过功的人出现问题，那么就无视那么多受益者的呼声，不遗余力地铲除为快吗？由此推理：一位班主任教一个班的学生，你就得以最差生来评价老师的水平，这合理吗？老师教的、要求学生做到的，他做到了吗？如果学生出了问题，那就应该批学校，批教科书，批老师了，这合理吗？不合理，那为什么把这些强加给我们头上呢？明明不是我们做的，是栽赃陷害的，我们说明澄清一下都不行，上访不行，上天安门不行，没办法写张标语讲句真话，我就到了这里。宪法的尊严呢？公民的权利呢？”在派出所，一个年轻的警察奉命来“劝”我，我希望他能明白真相，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是正法，最后他说：你是“刘胡兰”啊！我心里很难受，他就象我的小弟，我叹口气对他说：我真不希望你做“阎锡山”啊！在一些警察的口里经常用“刘胡兰”、“江姐”来评价那些坚定的修炼者，而他们在不自觉中已经自认为是镇压正义的“阎锡山”、“渣滓洞的特务”了。5月1日两位功友成功地走出了监狱，有力地震慑了邪恶。

有一天，我们集体学法时，当读到师尊《北美大湖区讲法》中“可是呢，我知道学员如果去承受的话，那就很难走过来了，所以我只能让学员去承受人所表现出来的邪恶，而这个实质的东西，我就把它承受了。这里不是给你们讲师父怎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是给你们讲这个过程。……”每一次读到这段法时，我总忍不住流泪，哽咽着心中象有万语千言，师尊的巨大付出，我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知道的，师父太慈悲了，同修们也都涌出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