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99年4月份得法,2000年1月15日到北京合法上访,被天安门巡警押至天坛分局非法关押一天,后通知当地政府派人将我带回县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又转到县看守所关押32天,此后,当地政府、派出所各派1人将我带回政府逼迫我写所谓的“保证书”,如不写就继续关押。2天后因当地又有同修进京上访,当地政府以为是我叫他们去的,第二天将我送往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后又转入看守所继续关押31天。在押期间,因坚持学法炼功被邪恶之徒用电鞭抽、戴脚镣,但我仍然坚持不懈。释放后被带回镇政府,又逼迫写“保证”。回家后一直受到非法监控、扣发退休金,从2000年二月份到六月份,由原来每月757元扣发到每月250元,到七月份1分钱也没给,又从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每月只发120元,9月份只发了50元,我的同学和我以我的名誉在镇上集资了4.2万元也被扣除,还逼迫我立即从楼上搬到楼下很久没人住的破旧的房子里。
2000年6月29日,因当地功友被非法关押在镇政府办“洗脑班”,我得知功友3天没吃饭,就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个鸡蛋去,被邪恶之徒黄洪石、张健、黄苠、胡冬祥4人知道后把我从下午3点一直轮流毒打到晚上7、8点钟才罢手,把我的手表的拨时针的把子都踢断了,还用三根铜心胶绳狠抽我的脚心,我被打得遍体鳞伤。而且他们在打我的同时,还派了许多人到我家里把大法书籍、炼功带、录音机、电视机、电风扇还有被子、蚊帐、衣服、甚至水果刀、菜刀、水瓶等等都抄走了,还逼迫我从破房子里搬出政府宿舍大院,并威胁我:如不搬走就把家里的东西扔到大街上去或用火烧掉。我当时没办法,只好回老家住了十天,回来后,我没地方可搬,只好继续住在政府大院(因为我单身1人)。但却遭到政府不法人员的监控,每天都由5人看守,出大门都要“打报告”,买菜都受到监控。2001年3月20日,我实在没办法再待下去了,被迫离家出走。我出走时,看门的允许我出去,但政府不法官员却骂他失职并将其开除了。
2001年6月22日我在郫县平陆寺向世人讲清真相,在喷写大法标语时不幸被寺院中的和尚与该寺院中的居士发现,并遭其毒打,后把我关在小屋子里并通知了派出所,我趁派出所还没来之前利用解手之机翻墙出来,因当时脚被摔伤了,只好趴在草丛中。可邪恶之徒最终还是发现了我,将我带至郫县新盛派出所,问我住址姓名,我拒不配合,只说我是大法弟子,后被送往郫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个月。因我处处不配合邪恶要求,并坚持炼功,从而遭到多次毒打,被迫戴死囚的枷。暴徒们毒打我时把我四肢按住拉成大字形用警棍疯狂毒打,我被打得全身呈青紫色,头发被监狱里挂满钥匙的铁圆盘打落了许多,狱中犯人见了都哭了起来。因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不报姓名住址,局长没办法,只好给我录相,然后拿到各县“6.10”办公室核认,结果被温江县“6.10”办公室的黄科长看到后,就到郫县监狱来认领核实,当时并未把我带走。1个月后我被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带回镇政府,他们把我关进我住的破房子里,把窗户用钉子固定好,进出的门都上了锁。一步也不让走,解手都不让出门,只能解在便桶里,买菜也不让出去,只能买食堂存放的已经变质了的菜,还卖得很贵。8月26日那天,我因便桶满了,没地方上厕所,只好把门扣锯断出去。第二天武装部长胡冬祥知道后,将我毒打一顿,我当时发正念叫他现世现报,果不其然,3天后,他的肚子上长了一个大包,疼痛难忍,走路都只好把裤腰提着走。9月12日,我因向胡冬祥提说食堂的菜已变质,我不要,我自己去买,胡冬祥只好叫邻居监控着我一起到菜市去。因我没有《转法轮》,所以趁邻居付钱时速到功友家中,拿了本《转法轮》后依然回到政府。就因为此事,胡冬祥又把我毒打一顿。
9月20日,胡冬祥想把我关进看守所,但怕我不配合,就骗我说是到派出所核实材料。结果到公安局局长不签字,也就不能关押在看守所,只好叫我回家。9月21日,不法之徒开会,我听说这次一定要把我送进看守所关押起来,我再三思索,心想我绝不能进看守所,我还要做大法的事情,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走出去。9月22日凌晨4点左右,我决定动身,当时下起了大雨,所以隔壁邻居没听见,我从会议室的一边窗户翻到会议室内,又从会议室内翻窗户到会议室的另一边,翻出去后,又经过一个大院,再到大门口,大门紧锁着,而且门口有几盏至少200瓦的灯,相当刺眼,这是为防止我逃跑特意安置的。我只好翻大门出去,可门太高,翻了三次也没翻出去,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必须出去。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翻了出去,从此我投入到正法洪流之中,过着流离的生活。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1/12/15/16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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