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的时候也才五十多岁,熟识的老邻旧居都慨叹:“可惜这个年纪了。”父亲也本不该在这个刚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年纪离开。之前一位不以算命搏取钱财的有真本事的算命先生曾经为父亲卜卦,说父亲寿当八十有八。原本无神论的父亲当时也挺高兴,还跟母亲说了这件事儿。
那么到底是什么害了父亲折寿三十年呢?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重新修炼后,站在法上把事情的本质剖析开来,条理清晰的还原那段历史。
父亲生前在我们当地也算是那个年代响当当的人物。在六、七十年代最辉煌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当时从省里到地方最年轻的干部,才28岁就当上了保卫科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吧。只不过我们那个地区在体制内直属于省厅领导,所以换算后的级别更高一些。
那时候,父亲出入可以随时配车,记得是一辆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平时身上是佩带真枪实弹的。记得我小时候大约4-5岁时候吧,父亲把佩枪带回家里还给我把玩儿,告诉我那叫“匣子枪”。过段时间,又换成一把小小的手枪,父亲告诉我说是叫“撸子”。我们家里也是公家给安的电话,那个年代打个电话得通过交换台转接。记忆中,父亲穿过两种颜色的警服,戴过两种颜色的大盖帽,蓝色和白色。
父亲身在邪党体制内,尤其年纪轻轻又身居机要部门,也沾染了很多不好的习性。尤其在这种行业职位上,魔性暴力倾向很大,象现今那些大部分党官一样,身边围着不少女人。由于“党性代替人性”的洗脑教育,工作第一、家庭垫底,家里面自然充斥了火药味儿。尽管如此,他仍然还保有他本性正直、善良、勇敢的一面。下面是他短暂人生中过往的几个故事。从中大家也许自己能理出,到底是什么害了父亲折寿三十年……
一、临期抗命为死刑犯翻案
听母亲讲,在办案过程中,有一个杀人案被市里戴帽下来的(直接定性的)。犯罪嫌疑人到父亲那里走个程序就要执行枪决了。可父亲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认为是冤案,疑点太多,于是不顾上级和身边的同事一再劝阻(因为明显是个得罪顶头上司的事儿),硬是给压了下来,顶着巨大压力,从新调查取证,从新上报申办。但市里领导根本不看,直接驳回。父亲无奈越级申请复议,其实也就等于间接把市里领导给告了。
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正义感,以及多年在行业内积攒的好口碑,案子得到省厅关注,并在省里组织的多次辩论里父亲都是胜出。最后,省厅派出警犬和刑侦技术专家直接下来鉴定,从而推翻了市局的结论,那个犯罪嫌疑人得以脱罪,真正的罪犯被绳之以法。
小时候听大人们议论,父亲因为工作出色,省厅多次要人,点名要父亲到省厅工作,但市里就是不放,父亲的仕途受阻,才华无处施展。
二、奋不顾身三次从火车轮下勇敢救人
和我们当地许多人一样,父亲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铁路过横道。就是这一走一过间,父亲曾经在火车行驶到面前的一瞬间三次奋不顾身救人,而自己从来不留姓名,直到被救的人靠目击者线索找到父亲单位表示感谢,大家才知道有这样的榜样事件,于是登报表彰,连续几天在广播站连篇累牍的播报表扬稿并且发给父亲奖状奖章记录在册,记得父亲一次荣立二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到父亲没有上班,而是躺在炕上(北方睡火炕),满脸青紫,眼睛甚至肿成了一条缝儿。听母亲说,是为了救人被火车撞了,在家养伤。我看见了父亲的脚上缠着透血的纱布,不长时间大脚趾甲自己脱落下来,然后又慢慢的长出了新的脚趾甲。
三、危难面前带头抢险
记得一年大年初一清早,大家都围坐在大伯家吃饺子,这时外面急匆匆進来一个人,面色凝重的跟伯父讲了几句话,只见伯父跟父亲扔下手中的筷子夺门而去。后来听大人们说,是伯父工作的矿上发生了重大事故使六十多人丧生。
因矿井通道窄小,尸体只能是用人力一具一具往地面上背出来。出事故的本来不是父亲所属矿区单位,可又是父亲仍然冲在最前面不顾尸身血肉模糊带头把死难工友一趟又一趟背到地面。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也会认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很优秀负责、又有公心、热情善良正直的人,这样的生命应该是个好人,应该有榜样力量了。但提起父亲,了解的人都说:这个人不错,热心肠,有办事能力,口才也好,末了来一句“可惜,有才无德”。
父亲以上的经历,无论哪一条都应该是积阴德的大善事。那么父亲的德到底哪去了呢?
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神性赋予自己的人性里面最宝贵的善良、正直天性认为是中共邪党教育培养的结果,认为是党员应该起的模范带头作用。他没有看清那个邪党的本质和偷梁换柱、混淆概念的理论洗脑,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部绞肉机的牺牲品。
因为父亲品学兼优,所以学生时代的父亲一直都是班长、学生会主席,组织能力又强,结果文革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被盯上了。三番五次找父亲谈话,让他做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父亲不愿做又推脱不掉,所以在后来的批斗行动里面尽量的回避,能躲就躲,甚至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一位熟识的老师被学生批斗以后,父亲还趁着没人的机会,去把被打倒在煤堆里面的老师扶起来,替他擦去脸上的煤灰,找到眼镜儿帮他戴上。就是这样一个举动(本想用“善举”这个词,思虑再三,感觉不合适)文革后父亲的厄运降临了。
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老师,举报了父亲对他進行武斗,使父亲成为了文革后被清算的“三种人”之一,在事业高峰被开除公安队伍、下放到矿上。
我从小就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公是民间的书法爱好者,与那位当年的老师交好,算是书法界的名流吧。记得一次那位老师到外公家喝酒探讨书法,席间外公问他说: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也不想追究什么,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姑爷(指女婿)文革时到底打没打你?那位老师迟疑了一下说出两个字:没打。但是,当时很多人打他,根本不知道具体凶手,所以把父亲说出来当了替罪羊,这样也可能更有利于给他平反和补偿。
后来那位老师可能是一种愧疚心理吧,给了外公一副明朝时的人临摹的一副古画儿。我见过是一幅发黄的绢面儿的画,算是一件文物吧,在八几年的时候有人出过两万块,外公没舍得卖,结果画卷最终被遗失了。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有所不解,认为父亲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善举,怎么对方还恩将仇报呢?直到得法修炼后,我知道这就是所说的“共罪,共业”(参与迫害团体所犯下的业力)。因为父亲身在其位,作为邪党中的一份子,无论如何都躲不掉的,邪党对人民所犯的罪就由那些组织的每个人承担;就象是今天的党团队员一样,不从这个邪恶的组织里退出来,邪党在历史上对神佛所犯的罪,对人类,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就由那些每个党粒子承担。并且,因为这个罪太大了,大如天,所以无论你是否实施过具体犯罪行为,那个共业共罪使得那些无知的党团员糊里糊涂的成为邪党的陪葬品。
父亲的事还不算是最差的结果,上天也是公平的,看到了父亲不愿从恶的良知善念,加上父亲平时的人缘儿不错,在掌权时期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也只是开除公安队伍,相关人员并没有太难为他,到了地方也还是从事领导职务。小时候总听大人讲父亲是“三把手”,境况也还算过得去。
接下来的倒查、翻旧账儿,父亲就没那么好过了。前文不是提到父亲在任“三把手”期间义务抢险带头背死难矿工吗?迎面刚好碰到中央和省里下来视察的领导,说这个小伙子肯吃苦,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叫什么名字啊,这样的人应该表彰。结果这一调查坏了,当年这位领导就被下放到我们所在地方被批斗。我父亲作为造反派头头,首当其冲当时被这位领导“记住了”,结果可想而知。
停职审查,单位领导一遍一遍来找父亲谈话,我虽然年纪小不懂事,但也记得父亲一遍一遍的重复说:“毛主席让我这样干的呀!”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父亲多年从事公安工作,深知在此种情况下每句话的轻重缓急,不肯按来人诱导威逼认罪,那样就彻底把自己扔进去真成了替罪羊了。
接下来,父亲就由在家停职审查,变为到单位抑或其它单独的地方隔离审查了。这些情况父亲从来不跟家里人说,只是多年后从一个知情者嘴里听说过父亲当时的境况:因为父亲的职业习惯和素质,记忆力超强,无论在什么高压下(比如:不让睡觉,或者其它什么邪党整人的招数下)一个问题,无论正着问、反着问,父亲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审查工作组的人找不到丝毫破绽。又由于有不少人为父亲说话,最后做了结论:把父亲开除干部队伍,终身不得录用。这样父亲的仕途和理想抱负彻底无望了。
在基层做个小官儿,也算是平安着陆了。但记得从那时起,父亲脸上总是阴着,脾气越发暴躁,从一个有着基本素质和操守的优秀公安干警变得心理扭曲,玩世不恭,行为越发乖张,整个家庭气氛也越发压抑,我们更不敢多说一句话,怕引起战火。也可能是破罐子破摔吧。
多年后,因为文革风波也过去好多年了,父亲原工作过的单位有人提出来父亲是能人,要请父亲出山,带出一个新局面。记得好象是有个做警察的熟人,多次来家里找父亲谈话,邀请父亲出山,并开出了一些优越条件。父亲只是说一些客套和混合话(指不明显直接拒绝,应付的意思),从没有应承过。也许是伤心了看透了吧。
写到这里,貌似父亲也还不错,厄运也不过如此了,和许多工人一样平平安安混到退休。那到底是什么使得父亲折寿30年呢?
那就是无神论害了父亲,不敬神佛。最要命的是,父亲明明看过《转法轮》,却被共产邪灵操控反对大法,反对母亲修炼,破口大骂大法师父、骂大法,并且撕、烧毁大法师父的法像,这些言行都造下了无边的罪业。父母最终离婚收场。也许是业力渊缘所致吧。
同样我也修炼,并且母亲是通过我得法的,可是父亲当着我的面,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大法不好的话。记得一次我回老家发“自焚真相”单张,路过家门没入,过后回家去看父亲,他曾经问过我,外面那些传单是不是我发的?我点了头承认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眼睛长久的盯着前方,狠狠地、默默地、连续吸了几口烟,相信那时他应该知道在人的层面他的女儿在做什么。
父亲虽然早走了,但临终前承认我母亲是好人,放下了几十年的感情渊怨,也算是在法中善解、恶缘变善缘吧,并且退党大潮兴起时我们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在我后来的修炼当中意志消沉的时候,曾经梦到过父亲。梦中看到他时,他什么话都没说,用手指向城门。那是古时候那种青砖铺就的城门楼。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往门楼顶上望去,只见上面贴着一张纸,内容没记住,只清清楚楚的看到纸的台头一边画着一个飞天的图案。应该是督促我要讲真相救人。通过梦中所示,我确认他的灵魂明白真相并得到了救赎。
前文说到,算卦的说父亲寿当八十有八,而去世的时候刚好五十八岁,算起来刚好折寿三十年。无神论和“一切归功于党”,这种洗脑,害了我的父亲。
我一九九三年得法,却没能救得了与法与大法弟子有大缘份的父亲,因此深以为憾。形成此文,在这历史紧要关头,更是想唤醒那些还在邪党体制内,把迫害百姓民众,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迫害在末世救众生的宇宙大法当作自己的工作、职责、事业,谋权求财的手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而断送自己及家人的未来的千千万万个父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