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非法关押在新疆“教培中心”两年的经历
二零一七年三月底，新疆自治区下发了“去极端化条例“ ，四月以后开始大量抓人。基本模式都是社区以各种借口让居民过去一下，然后就送到看守所了，进去直接上手铐脚镣直到被送进教培中心。 教培中心大致从七月开始，把各个看守所的人分到了各个教培中心。我是二零一七年邪党开十九大的前几天从家里被送去的。二零一八年以后基本就直接从家里送到教培中心了。社区叫“下名单”：上面把名单推送下来了，他们就按名单就把人送到“教培中心”。在乌鲁木齐市是这样的操作，全疆大致类似，若在南疆，只会执行的更严厉。就规模而言，我下面所述只是乌鲁木齐市七区一县中的一个区的人和事，放眼全市甚至全疆，那规模一定不会少于几百万人。
以下内容是我在教培中心所见所闻，因为所有事情对我们封闭极严，所以有些内容是观察而得。
一、教培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
据观察，教培中心由自治区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派出所，教育系统，社区等单位协办。所以工作人员也是从这些部门抽调过来组成，分别负责安保、上课和日常的组织管理工作，还有后勤人员。所有人都穿警服。安保主要由抽调过来的民警负责，上课是从各个学校抽调的老师，抽调过来的社区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日常管理。还有一类工作人员叫巡控班长，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楼道巡逻并负责开门、打饭、发放物资等。他们是从社会上招来的临时工。素质良莠不齐，有喝酒打架的，有同性恋。有好几个巡控班长干着干着，社区下了名单，她自己也进来了。后来形势好一点的时候，她们悄悄对我们说，她们工资很低，签了合同，但不让她们看。
二、“学员”（被关押强制洗脑者）组成
主要是政府认为受极端化思想影响的人，均为少数民族，比如以前穿过黑袍子被处理过的人，去“敏感国家”学习旅游的人（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敏感国家），家里有极端化思想成员的人，家里有服刑人员的，翻过墙的，导游，吸毒者，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刑满后直接从监狱送到学习班），户籍有问题的人，还有一二四案（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全市统一行动，针对部份穆斯林高层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一次行动）人员，毒教材编写人员，各种原因，不一而足。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进来的。有一个人说社区让她老公过去一趟，她陪老公一起过去，结果就分别被送到了教培中心。有少数汉族，主要包括上访户，有明确信仰者，吸毒人员，打架斗殴人员。
所有人员年龄跨度从十六岁的未成年人到八十多岁的老者，包括残疾人员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有，亲人同去的不在少数，一家人都进去的也大有人在。职业方面，有在读或刚毕业没两年的大学生，有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未成年），有学校的老师、医生、律师、政府部门的工作者，还有做生意的、家庭主妇等等，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听说他们少数民族里有点威望的人，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被送进来了。人数有来来回回的变动，但应该在一千人左右（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女性学员）。
三、日常生活作息
日常的作息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例外，是所谓的“军事化管理”。早晨七点半（新疆的作息时间比北京晚两个小时）起床洗漱，早读（主要是去极端化条例，法律书，国语课本），做广播操（室内），唱红歌，吃饭。早饭吃完站二十～三十分钟军姿，然后准备上课。所谓“上课”，基本就是手里拿本书互相聊天。也有组织去教室由老师上课，但那种上课方式平均一天一节课也没有。刚开始由各个学校抽调的老师上课，有的老师自己的字也认不全，后来就让学员里国语水平好的给大家上课了。中午一点半下课，唱红歌，吃饭，午休。中午三点起床，坐军姿，三点半开始上课。下午七点唱红歌，吃饭。八点半朗读，消防演练。九点半开始洗漱，同时看电视，主要看新闻联播和新疆新闻联播，还有一些红色影片，一些电视剧。十一点半睡觉。夜间有象看守所那样的值班。
四、生活条件
1）住
我们先后经历了几处住地。第一次是在乌拉泊，由一个旧的筒子楼改造，总共四层。一楼是办公区。二楼到四楼是学员区。AB门，铁门铁窗防冲链。尤其是窗户，除了普通的不锈钢栅栏，又在靠屋里这边满墙钉了一面菱形栅栏（边长大概四公分），后来政法委检查，又在菱形栅栏加了一面网眼不到两公分的铁网。我算了一下，从屋里到最外面的大门口，总共要经过七道铁门才能出去。屋里没有上下水，只有大通铺和一个塑料马桶。洗漱上厕所洗澡都在楼道尽头的公共区域。在这里大概住了一年。因为上卫生间条件很差（是一个长长的蹲坑，几个人前后排在一起同时上），每次催的又紧，一个维族姑娘大概十几、二十天没有解大便，肚子鼓鼓胀胀的直哭。
第二次是典型的看守所。大概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左右搬过来的。每个房间都是大通铺加开放卫生间，也有一个花洒可以每周洗一次澡。大概住了半年。搬走以后这里被改造成了之后学员学习技能的服装厂的宿舍。具体的改造听说是将卫生间封闭，大通铺拆了安装了高低床。
第三次住的地方是另一个看守所的类似车间和俱乐部的地方。大概二零一九年五月搬过来的。俱乐部里大概住了一百多号人，包括患有艾滋病的，肺结核等传染病等人都住在一起，依然没有卫生间。每天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上厕所洗漱。住在类似车间里的人更遭罪，房子里靠很上的位置只有一个窗户，门不开不透气。夏天闷在里面，汗如雨下。这个地方大概住了两个月。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地方相距很近，在花儿沟路那一片。
第四次大概是二零一九年七月，转到了所谓的“爱心医院”，是一个很偏的地方，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在乌鲁木齐南郊。那时候形势已经转变，少数民族公职人员已经回家，年轻人基本都去了工厂（还是教培中心的工厂）。剩下的还有大量人员不能回家，包括我们这种进来就没有名分的（因为我们和去极端化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有社区接收的，有病的等，就把一个看守所改成了所谓的“爱心医院”，学员的身份也一夜之间变成了“病员”，早已没有所谓的“学习”。大通铺改成了单人床，敞开的卫生间也封闭起来，可以随时洗澡。
第一次的住地只有女学员，后面的住地则男学员、女学员都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住的地方都特别挤，睡不下就增加晚上值班人数。即使这样，剩下的人每个人连四十公分的枕头都放不下。所有的地方只要有学员去的地方通通是二十四小时监控，二十四小时灯光。而且晚上睡觉不但不能蒙头，就是把胳膊放在眼睛上挡光也不行。
2）衣
学员一进到教培中心就被剪成短发，当着民警面都把自己衣服全部脱掉换上发的衣服。每人发两条内裤，两双袜子，一套秋衣秋裤，一套外衣外裤，就是灰色的运动服。后面根据实际做少许补充，夏天也有短袖T恤。冬天增加一套棉衣棉裤，听说和监狱的一模一样。夏天黑布鞋，冬天运动棉鞋。
3）食
一天三顿饭和看守所的基本一样，但不能象看守所那样可以自己掏钱加餐。早上稀饭／糊糊＋馒头＋咸菜，鸡蛋有时有，有时没有。中午菜汤＋馒头／米饭，偶尔有抓饭改善。晚上菜汤或汤饭＋馒头。吃不饱的时候是有的。但学员不怎么敢提加饭的事情。因为他们（教培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回复是：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吃饭的？饭菜质量令人担忧。菜汤里扒拉出来过削下来的菜皮，虫子等。有一阵土豆长芽，学员吃了全身呈过敏症状。有一阵子菜汤特别咸，得先把菜汤里的汤倒了，然后用自来水冲一到两遍才能吃下去。水果或酸奶偶尔有之。过年过节会有一点改善，比如大年初一到初三三天每天有水果或酸奶，每个人会发几块糖。
4）洗
第一个住地因为没有上下水，洗澡洗衣服很不方便。洗澡冬天一周一次，夏天每隔三天洗一次。因为人数众多，通常三四个人一个蓬头，而且说是给十五分钟，从来没有给够过，一是因为热水根本就不够，二是因为巡控班长想早早结束工作。记得第一次洗澡，我刚洗完头发，我们这一波人的时间就结束了，就得回去了。洗衣服是每个宿舍发了一个大盆，所有人的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外衣，都在宿舍里这一个盆里洗，然后再派一个人去洗漱间漂洗。洗好的衣服只能晾在前面讲的窗户的栅栏上，水全滴到了铺上，后来他们才在洗漱间焊了晾衣架，才有地方晾衣服。夏天虽然每隔三天整能洗一次澡，但衣服还是一周只能洗一次，T恤衫都能穿硬。在第二个住地，因为在戈壁滩，用的是水车拉的水。恰逢冬天，洗衣服的时候水特别冰，手的感觉开始是冰，刺骨的冰，后来就完全红了，木了，没有任何知觉了。
5）医
“教培中心”的医生也是从各医院抽调的。他们一是负责刚进去的人的体检，然后是日常的医疗，除了常见的头疼感冒之外，主要针对心脑血管这些容易出人命的常规治疗以及给糖尿病人发药或打胰岛素。若有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或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或常规无力治疗的病，则会送到定点医院。那里会划分出学员的区域，到处封的死死的。在爱心医院的时候医生每天早晚例行来两次，其他地方每天晚上来一次。
6）“学”
所谓的教培中心倡导的是三“学”一“去“：学语言，学法律，学技能，去极端化。说是学校，但正常的学习上课并不多，以第一个住地为例，从起初的四百人到后来的八百多人，教室只有一～二间彩钢房。房里是固定的桌椅，桌椅和讲台之间有直通到顶的不锈钢栅栏把老师和学员隔开。有两块可供活动的运动场。但是冬天的时候最多有三～四个月并没有外出一天，全部窝在宿舍里。因为根本没有学技能的条件，就挑一部份国语好的年轻人出来，让会化妆的学员给教一下化妆，让会烘焙的学员给教一下烤蛋糕等。
“教材”是专为教培中心编写的国语教材和法律教材，都是汉字加拼音的形式。国语教材的内容自然是歌颂邪党、赞美跟随邪党的那些人；法律教材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安法、婚姻法，宗教管理条例等。
7）惩
有一阵子每周会对卫生好、学习好等宿舍奖励一下，奖品无非是一人一个水果或酸奶。这种时候屈指可数。但是惩罚是很可怕的。
首当其冲的是禁闭室、老虎凳。所谓犯事的人在禁闭室老虎凳上一坐就是七天，小腿能肿到膝盖位置。一天三顿饭都是一个馍馍一杯水。所谓的犯事无非是那些因为不公待遇和管理人员吵了几句的，或用维语写了“反动诗”的，或情绪崩溃半夜大喊大叫的。每个住处都有禁闭室，但最奇葩的是在医院的时候男女居然禁闭在一个房间，包括上厕所都没有能遮挡的地方。
还有一种惩罚方式比较杀人诛心。听说我来之前有一次他们从监控发现有学员在宿舍做“乃麻孜”（一种伊斯兰教的仪式），涉及到的人全罚。我自己经历的是隔壁宿舍的人因为长时间不给发指甲刀剪指甲，就从洗漱间的柜子里自己偷来用被发现，涉及到的人被罚。这两次惩罚的方式是让他们戴工字型手铐脚镣，（就是手铐脚镣是连接在一起的，人只能弓着腰）在走廊里来回走很长时间让大家看。有一个人走了几个来回就直接晕倒在走廊了。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惩罚方式是以宿舍为单位综合打分，最后一名的宿舍全体人员要接受一周时间的惩罚。每天三顿都是馍馍和白菜汤。馍馍每人只有一个，不能加。白菜汤只有白菜和白水，连盐都没有，就别说油了。这样的饭一顿两顿可以，要坚持一周，很难。而且饭后在别人学习的时候，还要参加及其严苛的训练。宿舍长以清洗消炎为借口跟医生要点咸盐，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偷偷给每个人的白菜汤里加一点。有人假借感冒，跟医生要点冲剂，因为那个里面有糖分，夹到馍馍里能补充一点糖分。记得宿舍有一个未成年小姑娘，因为低血糖，在早饭后站军姿的时候直接晕倒了。
8）荒
首先是卫生纸荒，刚开始的时候每人发的卫生纸特别少，隔一到两天给每个宿舍发一～二包所有人平分，平均下来每天一～二张，不管是吃饭，上厕所还是擦鼻涕擦嘴，就这一点。有人就把吃过饭擦过嘴的留下来上厕所的时候用。如果碰上感冒流鼻涕了直接上毛巾，等晚上洗漱的时候赶快洗一洗。后来卫生纸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偶尔长时间不发，就又会闹饥荒。
牙膏荒。通常是一个宿舍发一～二管牙膏，定时发。但有几次不知为什么好长时间不发。大家先借用隔壁宿舍的，很快隔壁宿舍也没有了，很快全楼道都没有一丝丝牙膏了，那就只能就着清水刷几天牙。牙刷是看守所那种短把牙刷。
水荒。有一阵供水系统有问题，洗漱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只滴滴答答的淌水。他们就事先接好水，每个人连刷牙带洗脸洗手就发一杯水（二百～三百毫升）。
由于每个房间塞好多人，洗衣洗澡甚至洗漱都得不到保障，第一次换床单被套已是学员住了八个月的时候，有几个宿舍的学员头上生了虱子。这可是二十一世纪政府所辖的“学校“呀！于是他们把所有人的衣服收起来用消毒液泡，又让涉事宿舍学员连着三天用硫磺香皂洗澡。这件事对她们的打击远远大于虱子本身的危害。因为她们这个民族本以干净自豪，身上却有了虱子，没有比这个更坏名声的事情。
与家人的联系荒。记得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基本每月可以和家人打一次电话。两部电话机，由班主任帮学员拨电话号码。拨通以后，班主任和学员各自拿一部电话机，当场监听并记录通话内容。但这种时候没有多长时间，大概到二零一八年三月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家人通过电话了。见面更是不可能。这是一个比监狱更没有人性的地方。
五、几个难忘的场面
1）在第一个住处的时候，没有上下水，也不让在房间储水，所以饭前便后是没法洗手的。
2）按他们说，每天发五次开水，很少兑现。最夸张的一次是上午十一点发了半杯开水，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医生看病到时候才发水。这期间即使凉水也没有地方去喝。到后来人多的时候，烧的开水不够分，每人每次连一半杯子的水都分不到。
3）二零一八年六月底的一天，天气炎热。中午三点钟起床后本该发开水的时候没有发，然后被拉到操场上在大太阳底下训练，好不容易训练结束，在回宿舍报数的时候一个维族老太太老报不对，越报不对越紧张、越出错。教官生气了，认为她是故意的，让男巡控班长来“训练“：又是鸭子步、又是兔子跳的，一直到六点多才回去。那时本来又热又渴又累又一身汗，结果回去宿舍又被安检翻了个底朝天，那一刻真的是人间炼狱的感觉。
4）有一次他们在监控下看到有人写了维语的“反动诗”，大动干戈，收了所有人的书本，连一片纸都不留，然后以宿舍为单位，所有人挨个在民警面前脱光让检查有没有藏纸条。我看到有人在排队检查的时候，不停的在吃纸，她们大概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算违禁，又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只能吞下。那次有一个平时所谓表现好的宿舍基本上全员被拉去坐禁闭。那时是最炎热的时候，连坐七天而没有任何洗漱，期间的苦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5）在条件相对最好的医院时，因为那时人员会在医院和工厂里来回调整，而厂子管理比较松，所以在医院安检的时候发现男病员那边有人带进了香烟，于是所有发现香烟的病房的人全部戴上手铐脚镣关到一个空的大会议室。每人发了一个褥子，睡地上，持续了至少三天。女的这边也受到牵连，不但检查病房，也是每个人在民警面前脱光，还要蹲一下才能过关。每当这种时候有人就给民警说，说监控那边有男的，不怕他们看到吗？
6）在这里最大的痛苦是你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家，因为根本没有回家的标准。这不象监狱，你刑满了就可以释放。由于日复一日的不变的生活，包括过年过节都一样，有一个维族老太太哭着说，她感觉她一生下来就在这个地方。
7）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和民警吵了几句，整个身体呈十字状被铐在栏杆上几天几夜。刚开始的时候把她交给了一个男民警处理。那个男民警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男女不分，一样的整。果然，他用电棍电这个女学员，主要就电大腿根附近。半年之后，那个女学员大腿根还留有伤痕。
8）有一个少数民族以前是学校老师，她刚进来的时候人是木的。后来她说，事情太突然，半夜把她带到派出所问话，然后拉到教培中心，换衣服然后走过一个一个的房间来到这里，她以为是她死了，来到了阴间的一个小格格里。
9）有一阵他们为了调节死沉沉的气氛，在早饭前放红歌，那种激进亢奋的气氛引发了一个以前患过精神疾病的学员发病，伴随着红歌开始一声一声的尖叫，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10）我们从住处一往住处二搬的时候比转狱都可怕，所有人上背铐然后上大巴车，在大巴车座位上上脚镣，戴黑头套，到目的地以后才给全部解开。
11）最后一次转到医院以后，男女在一个楼上、但是会分开时段在操场上活动。有一天我们刚下去，就听到楼上有一个男的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阿邦”（维语妈妈的意思）。原来他从窗户上看到他妈妈也被转到这里。他妈妈在楼下反应过来是自己的儿子后放声哭泣，差点昏厥。还有一次半夜的时候，听到大门口有人哭闹拍门，应该是外面的母亲想见到自己的孩子。可是谈何容易？
12）我的家人到处托关系见我。他们在附近的居民小区安排了亲情会见室。里面是新装修的，桌子上摆着各种水果干果，也有茶水，和我们平时生活的样子天上地下。
13）有一阵子搞“预判”，就是你这个事情如果到法庭上会给你判什么罪，判多少年，但最后政府宽大处理，让你来学习了。罪名不一而足，也很可笑。比如有一个女的，她老公在他们结婚之前因为盗窃叛过刑，出狱之后他们和另外一个服过刑的朋友两家子出行，在登记房间的时候女的和这个朋友登记在了一个房间，实际上她肯定和老公是一个房间，就因为这个原因进来了。给她预判了好几次罪名，每次和每次都不一样。有一次的罪名是判她包庇罪，说她老公犯罪的时候她曾经包庇过，事实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大多数实在没有罪名的就说他们不配合社区工作。还有一个人是因为电脑里下载了翻墙软件。她为自己辩解：我并不知道这是翻墙软件，而且我从来没有用过它。预判他的民警说，那也不行。这就好比现实中的翻墙，你已经把梯子架好了。
14）做档案、清痕。二零一九年六月左右，大部份年轻人已被安排到教培中心改造的工厂（主要是服装厂）工作。这时安排了剩下的人给所有人做档案。除了来学习班的通知书有社区书记、社区民警和各个区的政法委的签字是正式的之外，好多都是编造的。学员的信息、学员家人的信息，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但是同时又开始清痕。就是把去工厂的人在培训中心留下的痕迹全部消除，烧了大量的纸质资料，用过的衣服被褥。这种行动一直在持续。我们亲眼看到的是二零一九年在所谓爱心医院的时候。先用挖掘机挖一个大坑，然后拉来很多市场上卖的那种装行李的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东西，扔到大坑里烧，要烧很长时间，期间有公安的车在监督。这样的事情在各个点都有。相应的工作人员电脑应该也进行了去痕。
15）他们的做贼心虚。第一个住地的操场边原来有一些大幅的宣传去极端化的图片，大概在二零一七年年底或二零一八年年初，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撕了，听说害怕国外通过卫星看到。到二零一八年年底在第二个住地的时候，室内的东西也开始处理了。一天晚上突然把当时每个房间必贴的维汉两种文字的去极端化条例全部撕了，估计那时候他们这个教培中心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住车间的那段时间，可能有国外记者来采访。因为他们对外宣称的教培中心条件有多好，电视，空调，淋浴是标配。而那个房间啥也没有，他们就临时挨着床边装了电视，而整个房间连一个插座都没有。
在爱心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拉来了一帮“学员“，现场给他们配备新的被褥及生活用品，分别插到每个房间的空床上。听说她们是从工厂那边来的，但为什么把她们送过来她们并不清楚。结果第二天中午又把他们拉走了，在爱心医院还没有待够二十四小时。做贼心虚的人就是这样的谜之操作。
听说在他们的服装厂，只要有国外的媒体参观，他们一定会把那些不是因为宗教极端化的原因进来的人（比如吸毒打架者）临时关到一个会议室，害怕她们出来乱说话。
16）晒太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到二零一八年三月，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到二零一九年三月，所有的人员没有去过户外一次，一直在房间里。期间我有一次见家人（这种接见全是家人靠送礼走关系才能见的），刚刚出大门就被太阳照的炫目，差点摔倒。记得有个吸毒者给我说，她去过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没有一个监管场所如此恶劣。
17）承诺书。二零一九年五月因为一批人要回家，让他们写承诺书。要承诺的内容很多，诸如不再接触宗教极端化的东西，遵守法律及社区规定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回家以后不能开机动车，不能使用电子产品，不能离开社区管辖范围等，荒唐之至。
18）剪头发。因为维吾尔族女性的传统是留长发，所以绝大多数的女性，不管年纪有多大都会留一头长发。可能是他们（教培中心）嫌洗长头发又浪费洗发水，又浪费洗澡时间和洗澡热水（因为热水不够），所以有一次强行要求所有人剪头发。那天走廊两边是拿枪的武警，盯着学员排队剪发，要是有人哭闹，先上电棍。
说到持枪武警，在学习班的时候，我们在高高的栏杆内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警察拿着枪在栏杆外转悠。后来回家后我不止一次的听说，那里面的武警事实上是部队的战士换了衣服进去的。
19）有人在学习班去世。一个是廖姓女学员，大概记得她叫廖水英。听和她一个宿舍的人讲她大概是心脏病去世的。还有罗姓学员（罗彬彬），她体重大概只有三十几公斤。突发脑梗，被送往医院。第二天她的所有个人物品就被处理了。我们一直以为她去世了，后来听说他家人花了几十万，她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20）一些美好的人和事。有个维族小姑娘应聘来当巡控班长，干了一两个月，她觉的我们这些人太可怜了，她不忍心干下去了，然后辞职了；另外两个小班长，知道我们长期缺乏营养，会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给塞个糖；还有一个汉族民警也很善良，她会让学员帮人家理发或者擦地，然后偷偷给她一包冰糖让大家分着吃，补充糖分。这些充满了人性光辉的事情，在这里只能偷偷的干。
六、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所有人作为重点人口被管控，刚开始的那一个月是每天和社区见面，一个月后改为一周见一次面，再大概六个月后改为一个月见一次面，要持续五年。若去外地，前脚订票或者到，后脚他们的电话就打过来，让写请假条。火车上被检查也是常有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的重点人口管理除了当事人和家属之外，其他的人并不知道。即使这样，一些经历过“文革“又经历过这种维稳的人说，这种维稳造成的恐怖气氛比”文革“更可怕。
上述只是我在学习班所见。我来之前这个学习班就已经在运行着，我回家以后这个学习班也依然存在。涉及了这么多人、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否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