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也要炼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初,我去北京工厂打工,母亲给我带上一本《转法轮》,让我有时间一定要看一遍这本书。到北京后,我连续看了一百多页《转法轮》时,内心就升起了要修炼大法的愿望,我也要炼法轮功。但我找不到炼功点,我就每天下班后,在大街上溜达,希望能遇见炼功点或同修。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时,电视里在播放法轮功,我与几个朋友在喝酒,我就对他们说:我就要学电视上说的这个功,你们帮我留意一下,看哪里有法轮功,你们看见了,就告诉我,我要学这个功。我也告诉单位的同事,让他们帮我找法轮功的炼功点。几天后,一个本地同事告诉我,说他每天上班路过的公园里有法轮功,于是,我找到了那个炼功点,正式走入了修炼。
刚刚走入修炼,对于我来说,盘腿打坐很难,腿疼的厉害。刚开始,偶尔能坐半小时,有时打坐十五分钟,甚至后来坐十分钟也很费力。我很苦恼,想在盘腿上有所突破。直到有一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突破一个小时,无论如何我都要一动不动打坐,我的身体我来主宰,只要我有意识,还没死,我就绝对不动。
从盘上双腿那一刻,剧痛就伴随着我,钻心的痛。有个意识让我把腿拿下来,那样会很舒服。我知道那不是我,真我是要坚持打坐不动。剧痛从双腿向腰部,向上半身蔓延,我挺直身体,决对不动不摇。疼痛更加猛烈,我始终坚定一念——只要炼功音乐不停,我还活着,我就绝不动摇。
剧痛使我双腿到上半身到头部开始痉挛,疼痛最高峰时,整个身体痉挛板结。我的意识在大脑里炼功,意识不能操控这个僵硬的身体。炼功最后五分钟时,僵硬的身体从头部往下开始逐步恢复,炼功音乐结束了,疼痛消失。我双手合十,身体恢复正常。
那些天,我白天上班,下班后学法炼功,生活过的简单而充实。美好的时光那么短暂,我刚刚炼功没几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工厂的党委书记找到我,让我交出大法书籍,不要再炼法轮功了。我没有交书,而是带着大法书离开工厂,回到了家乡。
(二)为他的本性
二零零零年底,我与家乡的十几位同修,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在火车上,被警察拦截。我想我们是来证实大法、为大法鸣冤的,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我就把藏在火车暖气片后边写有“还我师父清白”横幅拿出来,在火车的过道上打开。乘警在我身后抢横幅,我在前边打着横幅,边走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后来,我和同修们被劫持回当地拘留所迫害。
在拘留所里,我决定绝食反迫害。由于监室里关押的犯人太多,床铺上睡不下,一些人得在水泥地上睡觉。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我就在水泥地上睡。绝食第四天晚上,牢头对我说:“你四天没吃饭,没喝水了,我看你就快要死了,晚上别在地上了,上床上睡吧!”我说不用,我在地上睡,挺好的。
夜里,我睡不着,我就把我身上大衣拿起,轻轻的盖在我身边犯人身上;这时,正好睡在床铺上的一个犯人睁开眼,看到了这一幕。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这个犯人就大声的对屋里人说:我要学法轮功,这个法轮功(学员)太善良了,我昨天晚上,看到他自己都快要死了,他还把自己盖的大衣给别人盖,这人太善良了,我也要学法轮功。我丈母娘就是炼法轮功的,我回家就跟她学。
这时,屋里的人都感动了,有说我人好,要把表妹介绍对象给我,有把珍藏的食物给我吃,有流着泪端着水给我喝,我把这些都一一谢绝了。我说,我没犯法,我不该呆在这里,我不吃这里的东西。
下午,牢门突然打开,警察喊我出来,说换看守所。我走出牢门,看到外边家人已来接我。我就这样回到家里。
(三)守住坚定的那一念
过了一段时间,当地派出所警察把我绑架到拘留所。第二天一早,直接送劳教所迫害。这次被绑架后,我依然绝食反迫害。在劳教所入监队里,专门成立了“严管室”,单独对我迫害,我的一只手被铐在单人铁床上。几天后,他们把我成大字型,固定在铁床上,双手上举,铐在床头,双脚劈开,绑在床尾。
在“严管”期间,我每天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一个二百多斤、叫彪子的总牢头来到严管室,用电棍电我。电棍没电了,还电到了他自己,他就跑了。
几天后,他又来了,举着厚厚的手掌,对我说:“看到我这大巴掌了吧,今天你要再喊‘法轮大法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立刻就当他的面喊:“法轮大法好!”他怕手疼,不敢用手打我,拿起鞋底用力扇我耳光。我不躲不闪,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
他打累了,打不动了,就换另一个犯人继续用鞋底打我耳光,一直到四、五个犯人都累了,打不动了。一看,我还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彪子就对我说:“某某,我是服了你,我是整不了,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
后来,大队长也来狂扇我耳光。教导员高某对我面部直击四拳,我的鼻子哗哗淌血。这些改变不了我反迫害的决心,教导员高某又授意包夹我的六个犯人迫害我。他们把我绑在单人床上,他们叫“死刑床”,六个人被分成三组,两人一组,一组八个小时,坐在床两边,看着我。只要我一闭眼,他们就拳打脚踢,目地是不让我睡觉。
一连数天,我从未睡过一分钟。有时间,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头绑上,把绳子勒進嘴里,他们把这叫“带嚼子”。我的肋骨被打的很厉害,呼吸时,胸部轻轻的浮动,就会很疼痛。他们把死刑床的床板一块块抽出来,我只能躺在铁丝网上,他们用床板狠命的抽打我被绑住的双脚脚底,有的床板被打断了。
除了手脚被绑住之外,还在我胸前加了一道绳索,把床板立起来,插入我背部与床之间,或者把瓶子塞進我腰后。还用床板不断敲击我的大腿,这样腿不会骨折,还造成骨头与肌肉分离,这样最疼。没几天,我的双腿严重充水,浮肿。与我绝食扁扁的肚子相比,我的腿浮肿的夸张,吓人。长期被绑在死刑床上,我的腿直直的,不能弯曲。
在高某的授意下,那几个包夹犯人把我从死刑床上翻过来,压住双肩,每两个人用力扳我的双脚,回转弯曲我的大小腿。我的大腿剧烈疼痛,感到大腿的肌肉一缕一缕重新拉扯开了,无论多么痛苦,我绝不呻吟,绝不屈服,我抱定一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反迫害到底。
他们继续每天灌食迫害,长期上举的双手会使我双肩、背部剧烈的疼痛,被绑在死刑床上,不可能通过活动筋骨缓解疼痛。死刑床上没有行李,没有床板。
每天晚上,他们把严管室的窗户打开,东北的冬天很冷,严管室的墙上长上了几块大冰溜和白霜。夜里,寒冷痛苦时时的缠绕着我,在痛苦中,我一分一秒的坚持着。痛苦的时间总是很漫长,有时在漫长的痛苦中,我会渐渐觉的双手、双臂好像不存在了,有时完全感觉不到双手被吊在头上的感觉,而是双手热乎乎的平放在肚子上。我想,有的痛苦是师父帮我承担了。
后来,在严管室,躺在的死刑床上,我看的棚上会感觉模糊,看不清。小便时是不解开手脚的,而是把床立起来,包夹犯人给我接尿,这样,我就是被站起来了。一次,床一立起来,我立刻感觉眼前黄花花的模糊。用力皱眉、睁眼,想尽力控制意识,但还是眼前越来越黄,越来越花。然后……然后……就是眼前呈现这幅画面:在一片绿油油的草甸子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远方。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这条路上,蹦蹦跳跳的玩耍。这里一切都很舒服,没有冷热的感觉,好像没有空气,这种舒服不是象人一样冷了烤火炉,热了吹空调,饿了吃美食那种舒服,而是生命根本没有冷、热、饿那种感受的那样的一种舒服。
“咣当”,眼前这两个人是谁?我怎么会绑在床上。这里好冷,我身上好疼,我不是在草地上玩耍吗?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的物质看起来不够真实,不够立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用力的想着,渐渐的我想起来了,这里是劳教所,我在这里正遭受迫害。渐渐的想起来过往的一切,也明白了,刚才是昏死过去了,我的元神去了另一个世界。当犯人把立起的床放倒下时,“咣当”,我听见巨大声响,我元神又回来了,我又醒了。可那个空间真的好美好,小草好绿,好立体,比这空间的物体还真实。
(四)澄清真相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七,我被包夹押到一个监室,说要看一个重要节目,床铺两边坐满了人,前面摆着电视,我被犯人拧着胳膊压坐在地中间,教导员高某也在场,电视里放的“焦点访谈”播的是“天安门自焚”伪案。
我一看这电视里演的哪是证实大法,这些人分明是故意在抹黑大法。高某说:大过年,法轮功干了什么,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都谈谈体会吧。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这些人炼功都自焚了,你还绝食呢,你也谈谈吧。我说:这都是假的,他们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的。他马上火冒三丈:看看吧,他说自焚是假的!中央电视台在撒谎?堂堂一个国家中央台能造假?!快快把他拽出去,快别让他说了。犯人往外拽我,高某在后面踢我,不让继续说。
后来,高某到严管室和我下过几次象棋,觉的我象棋下的很好,也帮我爸爸从外边带一些东西给我。他是监区一把手,干了很多迫害法轮功的坏事,但我还是想挽救他。我主动找他讲大法真相,在这过程中,发现他不理智,思想被外来思想干扰很厉害,他的思维经常被邪恶因素把持干扰。谈话结束,他对我个人感觉很好,说我是好人,其实我也是本着为他好的心在做。
通过谈话,我知道了他对于法轮功的一些偏见、疑问、误解,谈话的效果又不是很好,我就想给他写一封真相信。我初中没毕业,对于写作不了解,也不会,我问一个同修怎么写文章?同修说,写文章要有理有据,每个观点都要论述清楚,每句话都要让人信服,要让别人看了,觉的你所叙述的是真实的,你所说的有道理;如果一件事你说不清还在说,别人就不会认同你,而且会认为你是在与他争强。
听了同修的话,我明白了许多,立刻给高某写真相信。在信中,我把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没有组织,上访不违法,炼法轮功不是不爱国,不是反华,还有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现在,看到一些学员身体不太好,正是这场迫害造成的。
我把这些都一一写清楚。我把真相信亲自交给他。高某看了,很吃惊,看完真相信,他没有任何反驳,只是说:“这信真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不管你文化高低,但是你真能写出一些东西来,我得把信给郑科长(管理科科长)看看。”后来,郑科长与我谈话时,也谈到那封信写得很有水平。
我,一个从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高某,一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他要与我交个朋友。在我离开劳教所的头天晚上,他找到我,说:“明天你出劳教所大门,你不要自己走。明天我带队出工,你出大门,给我打电话,我从工地回来送你。”说着,把他的号码给我。
第二天,我出了劳教所。在大门旁边的小卖部,我给他打电话,他骑自行车赶了回来。他说:走,我领你剪一剪头吧。我们進了附近一个理发铺,这个理发师,高某认识。我得借这个机会,揭露高某的邪恶行为,挽救他。
我说:“高叔,昨天晚上,监舍管事张得财找金一正谈法轮功‘转化’问题,谈一宿,几个人轮番与金一正谈,一直到天亮。白天,金一正还要干一天活,再这样下去,他就被折磨完了。”
理发师看了高某一眼,高某一听很紧张,立刻否认:“我不知道,谁让张得财这么干的?”我说:“找金一正好几天了。找他之前,还有好几个人,也是这么被折磨的。你是主抓这方面工作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安排,谁敢这么干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回去问问这事。”我说:“你还是别这样以谈话为由不让人睡觉,长此下去,人的身体就废了。”高某在理发师面前继续支支吾吾,搪塞掩盖。
从理发店出来,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他要给我找车,送到公路边等客车,我说:“不用,我的东西也不多,拿着没多重,走路十分钟就到了。”他说:“我的弟弟和你在一个城市,我让我弟弟去车站接你回家。”我说:“不用,那样太麻烦了,我自己能回家,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以上是我修炼初期、反迫害的一些经历。一晃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也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步入了中年。这些年来,环境越来越宽松,修炼中也产生了很多安逸心,三件事有所放松。现在回想起以前修炼的一些经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重温当年的修炼热情,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文中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