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
修炼大法之前,我每天头晕眼花,喉咙里有异物感伴随疼痛,还患风湿、神经官能症、胃病,脖子上有异物。特别是肚子里有个鸡蛋大小的硬东西,这是早年邪党的一胎化政策把我害的。
我是从阴凉的省份来到这炎热的南方的,水土不服,不想吃油腻的东西,时常呕吐。丈夫是上班族,他以为我怀孕了,怕超生造成他下岗(失业),就跟他的领导说我没来例假,就请假硬拉我去做人工流产。那个做手术的女医生,从来没有学过医,任何医学知识都没有,什么都不懂,全靠拉关系当上了医生。她给人看病、做手术从不做任何化验,只凭病人的自述的感觉和所说的现象就让病人上手术台。就在我丈夫逼我去做人工流产的前几天,她就把一位妇女的子宫刮破造成大出血,导致那人死亡!我上手术台刚十多分钟,就流了一大盆血。她说我子宫里什么也没有,她害怕了,说:“你回去吧,如有大出血就马上来。”我几乎支撑不住了,强打精神咬着牙回到家。
自那以后,我病的更重了,感觉要死了,就对丈夫交待后事。我住了二十多天医院,没死也没见好转,肚子一直肿胀着。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要尽职尽责把孩子养大,就带着有病的身体去找了个工作,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二、得大法,时来运转
二十五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我时来运转—一九九八年初秋,我喜得法轮大法!
我一口气读了一遍《转法轮》,天天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炼功。有时候我也和老同修一起到农村去洪扬大法,一去就是半个月,教会当地新学员炼动作后才回来。
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似睡非睡中,看到一个象金甲神一样的神来到我身边,拿起我的左手给我号脉,把我二十多年的病全拿掉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从此我无病一身轻,干一天活也不累,总有使不完的劲,五十多岁的人了,变的像个二十多岁的人。
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无比的幸福与快乐!我下决心只听师父话,跟师父走。
三、天安门前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大法已广传大江南北,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大法师父的妒嫉,利用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
古人说:“父遭诽谤子不在,不为人子”。一九九九年九月上旬,为证实大法,我们十几个同修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恶警非法抓捕关押。为避免押送回乡,同修们都不报姓名、家庭住址。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我看见,恶警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修抬進屋里,放在一个长木板凳上,该同修已被酷刑折磨得不能说话,只是在发出凄惨的叫声!很多同修在流泪……
同修们相互鼓励说:“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后来我们被释放回到家中,继续在家乡讲真相,证实大法。
四、给警察讲真相
一天早上九点多钟,我和同修在一学校门口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俩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我就在派出所盘腿打坐,对着警察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的佛法神通。
我给警察讲真相,他们过来搜我的包,结果包里只有一本《洪吟》。我从他们手里夺了回来,对警察说: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看到谁家困难,能帮我就帮。那年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倒在街上,我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他已经饿了五天了。我就给他买了一碗米粉,可他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端着碗喂他。他对我千恩万谢,非要我留下地址和姓名,说日后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我就告诉小伙子:不用谢我,谢谢法轮大法吧,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又问他回家需要多少钱的路费?他说要一百四十元。我没有工作,我就把儿子给我买鞋的钱全给了他,让他赶快回家。一次我讲真相中被警察抓了。我对警察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师父叫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我把师父的教导记在心中: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我说:“那些吃、喝、嫖、赌、黄、毒、贪、腐、盗窃之徒你们不管,却专管行善的好人。”一个警察说:“行善?我们不会,我们只会行恶。”这就是中共手下的警察。
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闯了出来,没签一个字。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被警察抓过,我都正念闯出了派出所,一个字没签。
感谢恩师赐予我佛法神通,帮我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又看护着弟子走到今天,不知恩师付出了多少心血!每当想到师父,感恩的泪水就不住的流……
佛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第一次大瘟疫爆发时,我到看守所给同修送新经文《理性》。家人和同修都说我是冒着天胆啊!但我相信师尊一定会保护我把经文送到同修手里的。我一路请师父保护,让我顺利到达目地地,如愿将新经文送到同修手中。
大疫当前,救人紧迫,我和同修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严寒酷暑挡不住我们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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