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不会到会
那时虽然我有救众生的愿望,但真正到了要做的时候,却又不知怎么开口。当我试图跟人讲,还没开口说几句,就被人家呛回来了,或直接走人,或嘲笑,或谩骂……往往在这个时候不知所措,有时感到很沮丧。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同修约我讲真相,我欣然答应了,我们见到一个农民工,同修说:你们赚钱不容易,血汗钱,万万年。那人深有同感,很接受,同修再劝退,那个人很顺利就退了。
这对我触动很大,也给我很大启发:说话要说到别人心坎上,理解他,体谅他,与他互动,心心相通,你讲真相他就接受,从而达到救人目地。
我地居民大多是农民,我现在讲真相基本都能互动,特别是对老农民,话题更多,“爹爹、婆婆:你们做水利,打饿肚都赶上了,要是地主、富农还要吊着打,共产党瞎办。你们大集体入过党团队吗?入过就心里不要,保平安。”再具体问清楚,一般都同意,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都接受。
二、由不成熟到成熟
那是二零一一年,我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公路边有一个摆摊修自行车的男士,三十多岁吧,我走上前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说过,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说:“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如果你入过,心里不要,就是告别邪恶,告别谎言,告别恐吓,告别血腥,共产党是地痞流氓当道。”他兴奋的说:“有道理,我戴过红领巾,退!”再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我象这样劝退了很多人,没觉的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我又象这样给一个老农民讲的时候,他非常反感,大声吼道:“你再莫说了!”我见他不接受,就没继续讲,走了。事后我反思:虽然我说的实话,但语气不善,带有仇恨,发泄私愤的成份,这些人对邪党认识不深,那些话他当然接受不了,不但救不了人,还往下推了人家一把,可能毁了人家呀。
从那以后,我再讲真相就尽量按师父要求的那样,顺着他的执着,往往能收到较好效果,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進的过程。
三、由为己到为他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我被监控、受歧视、遭羞辱、关洗脑班、抄家,遭非人待遇,吃了不少中共邪党的苦头,心里总是又恨又怕,讲真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把众生当作吐苦水、泄私愤的对象,没有体现出修炼者慈悲。后来讲真相我都会站在众生的角度,为他着想。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有一个老农民工在一个刚建不久的一个烈士墓亭挖土,上面写着是被日军杀害的烈士墓亭。那些人是不是日军杀的也没有人去考证。我对这个烈士墓亭很厌恶,我觉的是邪党挑起民族恨,掩盖其邪恶的一个卑鄙行径,但为了救这个老者,我告诫自己不能有情绪,要保持祥和心态,我站那想了一会,走过去跟他说:“你这大年纪还干活,真吃苦。”他说他身体好,还能干。我说:“被日本人杀了,还竖个碑,被共产党饿死的连个碑也没有,还说三年自然灾害,我老娘说那三年收成好得很,就是不给你吃,我老父亲就是五九年做水利饿死的,死在水利工地上。”老者深有感触,深表同情的说:“你说的对。”我再劝他三退,他说他戴过红领巾,很痛快的退了。
四、由人走向神
讲真相救众生就是一个检验大法修炼者是否真修、实修的过程,是一个由人走向神的过程。
记的两年前,我听同修说她在某地救人效果好,从五楼到一楼,能劝退十几人。我想我也去试试。第一天,从三楼到一楼劝退九人,我一看效果不错,暗暗生出欢喜心,没引起重视,也没及时归正。第二天我又到三楼,看见有一男二女青年站在那聊天,我先跟一女生讲,她很快三退了,我又跟另一女生讲,她不听,我就去跟那男生讲,他说:“你是法轮功,你别走,我已经给你录音了,一会警察就来。”我一看也走不了,就直盯他眼睛发正念。我说:“我是做爷爷奶奶的人,我又没杀人放火,又没有偷盗扒拿,又没敲诈勒索,你叫警察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走吧。”我就安全的离开了。
在救人这十多年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十多起,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都闯过来了。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只要心性到位,“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看似危难当头,你正念足,师父瞬间把它们化为乌有。它只不过是给弟子树立威德的一个机会,由人走向神的一个见证。
修炼大法的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部份,十多年的讲真相救人生涯,是我生命最闪光、最精华的部份。我们修炼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无量的慈悲、无尽的心血;修炼每一步,都是自己得到大法锤炼、走向成熟的历程;修炼每一步,都是自己迈向光明、创造辉煌的历程;修炼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脱胎换骨、从获新生的历程;修炼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以前的那个我一去不复还,一个全新的我在大法中铸成。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