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市法轮功学员冯燕一年前含冤离世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冯燕女士遭非法关押五次，其中，一次被劳教迫害两年，一次陷冤狱五年，曾被非法关精神病院、合肥女子劳教所、宿州女子监狱等，遭酷刑迫害。
生前曾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洗脑班迫害
冯燕约五十三岁，于一九九六年修炼大法。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冯燕曾多次被抄家、关押迫害：二零零一年，颍上县国安大队警察把她绑架到阜阳市精神病院迫害。二零零二年她被绑架到合肥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颍上县法院强制她离婚，离婚书上女方的签字是劳教所狱警签的。冯燕从劳教所出来后，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年幼的儿子过着没有母爱的艰苦日子。二零零五年，冯燕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非法关押到安徽省宿州女子监狱迫害。
冯燕出狱后多年来，只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经常受到“610”人员、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的骚扰。最近的一次是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早上，颍上县政法委、国安大队、颍上县慎城镇维稳办、慎城镇团结社区人员，闯到冯燕上班的地方，将她绑架到洗脑班，以实施对法轮功的所谓“清零”迫害。至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曝光此事时，冯燕仍未被从洗脑班放出来（具体时间待查）。
据悉，冯燕在洗脑班被迫害期间，颍上县法院、检察院及安徽省级派的邪党洗脑人员一起对冯燕施压，威胁说：如果不签字就批捕、判刑、打毒针。从洗脑班出来后，冯燕曾和她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一定是他们迫害死的！我们修炼佛法的人不杀生、不自杀，我也绝不会自杀！”
死因蹊跷 警方鉴定为非正常死亡
二零二一年四月，冯燕因要还借同修的钱，去了合肥法轮功学员A的家，并在A的家中住了几天。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安徽省六安市国保警察和合肥市亳州路派出所警察闯到A家，强行撬锁破门，闯入抓人，两位法轮功学员一度躲到楼顶上；警察抄走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等私人物品，并将法轮功学员A绑架到六安洗脑班迫害。而冯燕下落不明。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法轮功学员A从洗脑班回到家中，闻到屋里有异味，遂到阁楼查看，发现冯燕躺在地上已经去世，她两眼球外突，身体己有些腐化。A随即报了警，合肥刑警到现场拍了照后，把遗体送到火葬场。
从警察四月二十八日破门把锁搞坏、走后又换了新锁把门锁上，到五月十三日A回家，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A表示自己一人单住，家里粮油菜等吃的东西都有，冯燕不可能饿死。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合肥警方通过电话告诉冯燕的家人，说冯燕在合肥出事了。家人到合肥了解情况后，要求尽快火化把骨灰带回安葬。合肥刑警说：要做尸检，不然无法结案，尸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并要求家人不准把事情发到网上，也不准让访。后来家人同意做尸检，要求一周时间完成，不然遗体就不要了。一周后，警方给出证明——结果是非正常死亡。具体什么死因，家人还是不知道。
在中共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中，冯燕经历了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的残酷迫害，直到失去宝贵的生命都没有放弃对法轮大法的坚信。
曾向两高控告元凶江泽民，陈述遭迫害经历
冯燕曾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状》中，冯燕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却因信仰法轮功、讲真相被五次非法关押和刑罚。”二零零零年，在精神病院遭迫害，医院“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
二零零六年在合肥女子劳教所，“‘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
下面是冯燕女士在《刑事控告状》叙述的自己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我是一九九六年底学炼法轮功的，炼功后原来的关节炎、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腰痛病等都好了。法轮功还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事事处处用这三个字对照自己的言行，使家庭和睦，道德回升，我对法轮功给我及家人带来的美好，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对我们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后，公安、警察一次次抄家、绑架，我的母亲、婆婆、丈夫及几岁的孩子惊恐万分、终日惶惶不得安宁，特别是我几岁的孩子精神受到的伤害更大，丈夫因承受不住，导致家庭破裂。
进京上访遭绑架、勒索
一九九九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与姐姐去北京上访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当晚就用车把我们拉到安徽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颍上县公安局政保科的张培强、颍上县水利局常其景与县里一位干部用手铐把我与姐姐铐在一起，带到颍上看守所非法关押。
我们尊重政府，相信政府才行使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后，又转拘留所，临离开看守所时，我要我的三百多元钱，看守所常所长说：“钱作废了！”就是不给。在拘留所，一直关到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才回到家中。离开拘留所时，又勒索了近千元钱，否则就不放人。
在精神病院被电击和强迫吃损害神经的药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又把我抓到拘留所关押，说是怕我再上访。我绝食抵制迫害，二十四天后，颍上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杨忠成、张培强等人把我送到阜阳精神病院迫害，在精神病院遭到野蛮灌食、按倒在床上，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还被绑在床上打点滴、逼迫吃精神病药，特别是精神病药对我身体伤害很严重；大脑迟钝、全身发软、背部发酸、心发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心跳过速、呼吸急促、感觉要死了。就这样，日日夜夜摧残我三十六天后，才放我回家。
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深夜带一帮人到我家，敲门砸门，又喊又叫，借查户口为名叫我开门，我深知他们的诡计，不开！他们就一起推门撞门，结果门锁抵不住，被撞坏，一帮人破门而入，把我绑架到龙门派出所，对了笔迹，按了手印，才放我回家。
在合肥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份，我被绑架到拘留所，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二年五月份，我被送进合肥女子劳教所，遭到劳教所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大队的邓大队长，还有叫林云的队长，安排我与两个包夹单独住小号，强行对我实施洗脑，她们当我面骂法轮功、骂师父、撕法轮功师父的像，体罚我站着，每天要站十几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不让与别人说话、不让洗漱、洗澡、不让去食堂吃饭，最热的伏天，两个星期才允许我洗了两次澡，导致全身发馊、发臭，走到哪就臭到哪，她们实在被熏得受不了，才允许我洗一次澡，还有一次，五天五夜不给我睡觉，历经了三个月的日日夜夜迫害后，于二零零二年九月份被转到三大队。
一到三大队，指导员马丰平和队长陈杰，因我不配合劳动亲自将我两臂铐在监室铁架双人床上成“十”字形站立，从凌晨四点一直站到深夜零点，两腿站的红肿、疼痛难忍，两臂被架的又痛又酸、头晕目眩，五天后，又被按在地上强行灌食，又强行给我穿上了“约束衣”。就这样断断续续被迫害了一年。
二零零三年九月，因我不配合穿囚服，队长陈杰又指使普教人员把我绑在小号双层铁架床上，成“十”字形站立，直到休克才放下来。后来，又把我双手反铐在床头上，双脚绑在床的另一头上，中间用绳子把小肚部位固定在床上，不能吃饭就强行灌食，不能侧身，更无法翻身，无法大小便，脊背溃烂，屋里腥臭无比，摧残了十五个日日夜夜。然后就让我躺光板床近一个月，整夜整夜我都睡不了觉，因为睡着会被冻醒的，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旬才回号房。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大队马丰平直接把我交给二大队邓大，邓大和劳教所的潘姓所长借口叫我背《所规队纪》，把我双手背铐拖到禁闭室，叫来四个犯人连同合肥市“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两腿肿的套不上裤子，两脚肿的穿不上鞋，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至今我左腿还有一个大硬块，并被延期关押十个月。
经过这三十四个月人间地狱般生活，我九死一生，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份，才离开这人间地狱——合肥女子劳教所。可家已破碎，无家可归，只好回到母亲身边，至今劳教释放证书还被扣在颍上县公安局杨忠成手里。
在宿州市女子监狱遭暴打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一个深夜，我和儿子正熟睡，我被敲门声惊醒，我没开门，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去厕所，路过正对我家院门的面包车，我近看里面睡两个人，我直接从厕所旁边翻墙头跑了，从此流离失所。当时，十二岁的孩子还睡着，我无法想象孩子将面临的处境。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我与同修去博林学校看儿子和讲真相时，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太和看守所，分管迫害我的警察闫民，为阻止我炼功，三次给我戴拐棍镣（脚镣、手铐中间用一尺长的铁棍连着），戴上它：站不直、伸不直、无法换衣、无法洗澡、无法大小便。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被送进宿州市女子监狱，在那里三人“互监组”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言谈举止必须服从“互监组”。哪怕使个眼神，都会招来一顿打骂。每天还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劳动十六至十八个小时，身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在那样的环境中，还强行给我洗脑，警察徐队长和靖教利用邪悟的人轮番上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真是度日如年。历经六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终于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才回到母亲身边。
“610”要挟 在生活上迫害
二零一一年，我申请到一套廉租房，这时县610主任周阳春和团结社区顾杰等到我家来，要我写“保证不炼法轮功”了，才给我廉租房钥匙，否则就不给我钥匙，我说我修真善忍，不说假话。我按真善忍做好人，炼功身体好没有错。“610”越权拿走钥匙，扣着不给。
二零一二年母亲住处要拆迁，母亲因老年人租不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要求分给我廉租房，直到二零一四年，我和母亲才住上廉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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