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是谁夺走了人们心中的良知和善念
六四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
六四发生的一九八九年，正是中国经济生机渐现，但也是中共体制对经济的阻碍愈发明显的时刻。
学生们只是希望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能早一点在中国推进并实现，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学生们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
当年的学生，自认为负有社会和民族的使命感。虚幻的理想主义教育使他们根本看不清中共的本质，不知自己已经成了中共眼中跟中共要民主、要自由的异议分子。对话、协商只存在于民主体制中，学生们忘记了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跟中共要民主就是要中共的命。
中共自身就是背地里搞运动起家的，中共当年曾秘密组织了多次学生、工人和农民运动去推翻国民政府。执政后一直存在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对学生们自发的行动害怕了，因此，中共一面把学生污蔑为“暴徒”，一面派出军队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
六四过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共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为什么可以通过对话解决的事情，却演变成了一场屠杀。他们心灰意冷，理想破灭，因此也抛弃了一直以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再将社会责任视为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移民、下海、捞钱。
中共发现之前对学生的洗脑宣传，导致学生们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造成了六四这样的事件，这就如同中共放的一把火，稍一不慎就会烧到中共自己。因此中共从教育的方向上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引导学生们不要关心政治和国事，从让学生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理想，变成了让他们只去考虑自己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
随着后续大学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和社会上商品房的出现，立刻将学生们投入到没毕业就要开始为找工作而奔波，工作后又要为买房而奋斗的境地。由此产生了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一代人，社会由此崇尚金钱，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不问世事，从当年的敏感日时需要老师蹲坑盯防学生，到学生主动放弃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只是埋头学习、考研、出国、找好工作。
一九九九年中共对真善忍的迫害毁灭了人们仅存的良知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了。这一事件标志着铁幕倒塌。不久后，冷战正式宣告结束，东欧的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也都解体了。只有中国及其所剩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小兄弟”除外。
八九年之后，在中共的有意带动下，全民转而信奉金钱，追求感官刺激享受，放纵人的欲望，造成黄赌毒泛滥，导致社会道德下滑。
一九九二年五月，法轮大法开始传出。这种能够提升道德，可以祛病健身的功法，使很多人受益。人们口口相传，纷纷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时间，中国大地到处都有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公安部调查数据显示，至一九九九年七月，七年间有七千万至一亿的大陆人在修炼法轮功。
一九九八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经过详细调研，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
国家体育总局于一九九八年五月组织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
但江泽民出于其自身的妒嫉，无视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益处，仍一意孤行，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污蔑，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监控、抓捕和关押。他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
江泽民把个人对法轮功的妒恨搞成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然而，运动伊始，由于法轮功深入人心，大家对此运动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江泽民、罗干一伙策划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用捏造、谎言、假冒、仇恨、煽情等各种手段，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恐惧。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官职、金钱，还有“腐败”来收买党徒以达到目的，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谁能积极参与，谁就能得到奖励和晋升。罗干、周永康等对法轮功最凶残的迫害者，直接被江泽民提拔到“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中共由此进入了一个“无理念、无底线”的黑社会时代。国家的公权力，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私犬。
为了迫害能够进行下去，江泽民绑架了所有的人，政府的考核、企业的效益、个人的收入，甚至学生的成绩，都同迫害法轮功挂钩，目的是让每个人都仇恨法轮功。
江泽民纵容“腐败”的恶果，导致官员们良知泯灭，利用手中的职权大捞特捞，包二奶、多个情人等现象成为中共官员的标配。全社会上行下效，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捞，都在近水楼台先得月，人人为己，人人为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层出不穷，造假、说谎、欺骗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人们仅存的一点良知被湮灭。
曾几何时，教师、医生、法官是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职业。关乎社会的教化、生命的尊崇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在中共的道德逆向操作中，这些受人尊敬的职业也发生了变异。
当教育成为一种产业之后，偏离了古已有之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职业操守，知识成为挣钱的手段，课堂上再也学不到善恶是非的道理。
以治病救人体现对生命最本质关怀的医生，将病人视为摇钱树，过度检查、过度开药，消费病人。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和良心犯进行“活摘器官”的罪恶中，暴利让被称为“医者仁心”的医生成了帮凶和刽子手，良知、道义都被抛掷脑后。
本应公平公正、用法律来惩恶扬善的法官们充当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先锋，将私权高悬于法律之上，毫无法律依据地枉判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的好人。
这种“弃善扬恶”的渎职行为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恶果，背弃善良带来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极速下滑，也使人人都成为受害者。
二零零六年的南京彭宇案，法官的话“不是你撞的，你干吗要垫付医药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善念和良知。法律应该是惩恶扬善的，这个案例却起到了从法律层面上打击道德的作用。从此中华大地上，跌倒的老人无人敢扶，见义勇为更成为稀缺之物。
二零一一年广东小悦悦事件发生，司机蓄意第二次碾轧后逃逸，后续有18名路人经过，却视若无睹，无一人关心孩子的死活。路人的表现反映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冷漠，折射的是社会整体的道德沦丧。
有调查显示，导致社会冷漠的原因是“社会安全感不够”。然而，为何社会安全感不够呢？
这正是司法不公所带来的反噬作用，本应该给社会带来正义的司法部门成为私权的奴仆；而国人在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选择了沉默和顺从。中共利用对公检法的操控，和对中国民众的欺骗，得以对法轮功修炼者为所欲为。而这种零成本的作恶逻辑一旦运转成熟，人人都将成为受害者，普通百姓更无法得到任何安全保障。
中共将“维稳”作为第一要务，维稳针对任何可能给中共带来“不稳定因素”的人，维权律师、上访人士、退伍军人、毒疫苗受害者、P2P暴雷受害者、房地产暴雷受害者、公民记者、甚至武汉封城和西安封城时得不到就医和食物短缺的网民……
中共对中国人的监控无处不在，摄像头、面部识别、手机、上网等大数据监控已经让每个人都成了中共眼里的透明人，中共早已将所有的中国人都视为潜在的“维稳”对象。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谁敢说自己还能生活在“岁月静好”之中呢？
结语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中共镇压学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信仰，不得不放弃社会责任，转而甘愿下海捞钱，是精神追求破灭，转而追逐物质和利益的开始，那么一九九九年中共发动的这场对真、善、忍及其修炼者的迫害带给中国人的后果，就是毁灭人的良知善念。
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允许人们心中有正义和善良，堵死了靠道德提升而使社会长治久安的通道，开启了道德沦丧的高速下行路，也使中共进入了其政权倒计时的快车道，中共泯灭道德、迫害善良的恶行，也将反作用于中共自身，加速中共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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