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八十年代之后的社会矛盾掠影
在八十年代,从“文革”中复苏的中国社会,虽然物质贫乏,但道德水平还维持在一个基本正常的状态;然而,仅仅在十余年后,整个社会风气和状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时间区间,正是中国社会最渴求道德回升的时间。
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披露的一个数据:
由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法院系统处理民事申诉来信来访共83700件(次),上升到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二年的4224万件(次),上升了近504倍。
2.原因探究
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社会犹如掉入一个漩涡之中。与上面的数据相印证的还有:
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九三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一九九四年约1万起,二零零三年则达到6万起。也就是说,从二零零零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指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升数倍。
二十多年过去,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共公权力开始疾速膨胀,并迅速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一九九九年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下面,我们分别从事情的起因,公权力尤其是政法委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司法、社会环境等诸方面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2-1.事情的起因
在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了气功热,到了九十年代,每天早晨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公园里、街道边、广场上,可以看到有人在炼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正式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而缓慢的功法,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人传人、心传心。一九九八年,《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医药保健报》等大陆媒体也都做过很好的正面报道。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也都有人在学、在炼。
然而,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丑类江泽民集团出于嫉妒,发起了对于法轮功的打击,并妄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但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于法轮功的好评,大部分省市打压法轮功并不积极。
2-2. “610”组织的出现和作用
二零零零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610”打击法轮功不理想,要求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610”是江泽民设立的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
自此以后,政法委的各个体系都设立了“610”,这就出现了公安兼任“610”大量出现,而在省市一级,出现了同级的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610”,而政法委书记,又掌管公检法司。政法委书记还担任同级中共党委常委,这意味着各级610,能调度同级的公安、国安、司法、检查和法院系统。
政法委凌驾于公检法体系之上,使得中国法制撕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裂缝。在迫害之初,各级政府把迫害法轮功当成了最重要的“政绩”,想升官表现,就要对法轮功下“狠手”,以至于中共邪党官员和警察公开叫嚣“杀人放火、偷东抢西我不管,炼法轮功就不行”。
政法系统警察权力一支独大,知法犯法,迫害好人,打击真、善、忍修炼者。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称:“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这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没有过的邪恶与魔变。
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一报还一报》中说过:“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也揭示了社会上的因果关系:“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
3.探究结果:放纵公权力 危及社会百姓
中共对于法轮功空前的残酷迫害,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地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
仅从土地拆迁举例,中共江泽民集团凭借对于公权力的空前掌控,大搞“土地财政”,从中捞钱,致使土地强拆大量存在。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二零零一~二零一零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从1296亿元增长到2.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6.6%上升到76.6%。
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二零一零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
农民失去土地上访,在政法委控制之下的法院,却把法律当成了“挡箭牌”。据《中国青年报》于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报道,黑龙江省高院的内部文件指令省内法院,涉及农林土地纠纷类案件都得不到受理。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样,没有听说农民土地被拆打官司能赢的。
中共对于法律的践踏,使得社会失序,犯罪率上升。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二零一零年《法治蓝皮书》显示,在二零零零年之前,中国犯罪率并不突出,但是在二零零零年之后,至二零零九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二零零零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
在容不下真善忍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人人都成了受害者。
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写到:“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啊!
在过去的二十年,社会道德下滑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再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共对于法轮功的无理镇压,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忍”,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
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得更直白:“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
结语
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二十多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众生的感化之下,明白了真相,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跟随中共“清零”政策,仍然在无知地干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糊涂事。
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又称“中管”)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二零二一年,又有近三十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这意味着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注定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打击真、善、忍,给整个社会划下了重重的伤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我们呼吁,“还法轮功以清白,给世界一个奇迹。”中共不等于中国。试想一下,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将是一个多么充满希望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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