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修炼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那天,村书记到炼功点不让炼了。二十二日,乡政府政法书记等三人,村里全体村委,全体党员和法轮功学员,都召集到学校,像开斗争大会一样,一个一个的审问法轮功学员。两个同修到西瓜地找我,问怎么办?我说:“该炼炼,别害怕”。我们仨到了学校,政法委书记问甲同修,甲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人心向善,我还炼。”第二个问我,我说:“炼法轮功,走路一身轻,不争不斗,教人做好人,我炼,坚决炼到底。”乙同修也说炼。丙同修也说炼。政法书记很生气。
没有炼功点,我们就在家炼,经常遭到村里乡里的骚扰、监管。就这样,我们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法的坚定,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各种压力坚持炼。
二零零零年,全国各地同修都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有進京的。我与乙同修交流,咱们也得出来证实法。我们七位同修到一起交流,决定第二天到乡政府供销社集体炼功。
第二天,乡政府所在地也来了几位同修,由于乡政府所在地一同修没做好,叫乡“六一零”人员知道了,“六一零”人员纠集“六一零”、派出所、武装部,乡政府二十多人,把我们十多人劫持到乡政府礼堂,進行训话、面壁、开飞机。依兰县政保科科长韩云杰、郑天龙、刑侦科指导员李术月来了,三个头目审问我们,为什么到这来开会?我们说:“我们是来说真话的,法轮功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申冤!师父伟大,法伟大。”县里来的三个人分别给我、乙同修、丙同修做了笔录,后来把我、乙同修、丁同修绑架到县公安局,最后送到看守所。
二、在看守所讲真相证实法
我共被绑架五次,三次拘留,两次劳教。在本县关押六个月后,被押往市里的,在本县两个看守所都被关押过,不管在哪,我就是讲真相救众生。也不知道什么是怕呀,一心按师父的法去做。
第一次在拘留所,里面非法关押三十多位同修,分了三个号房,在里面的同修就给犯人讲真相。第三天,我们集体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刑事犯号头孙辉就把多名同修给打了。第二天,把我等多名同修叫下地,当时我对孙辉说:“你不能打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哪修得不好,你可以说出来。你是犯人,我们不是。”他不打我了,让我上床。后来孙辉被押到东院看守所去了。这次我在里面被非法关押五十八天。
三、進京证实法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县同修進京的都回来了。我和乙同修交流,咱们進京上访吧。当时没有钱,乙同修给我拿了一百五十元钱,另外两位同修给我拿了二百元钱。
十二月二十八日,没有身份证,我就進京了。坐火车直达北京南站,一路顺风。下车很多人,我在站前等车接站,不一会来了一个接站车,问有住店的吗?我说:“我住店,没有身份证。”他说:“行,上车吧。”第二天五点多钟,起床洗脸,碰到邻县两位女同修,我们互报地址后,一起坐公交车,到前门站我们下车去了天安门,走到升旗的地方,当兵的要身份证,女同修有身份证拿出来给他看了,我没有,就被便衣盯上了。要身份证我没有,就把我拉到警车上去了,又抓了几个人,车就开走了,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分局,下车之后,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来上访没有身份证,被你们拉来了。”又问炼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说:“法轮大法好,教人做好人。我来说句真话,真善忍好!”问我是哪的人?我是黑龙江省的。
下午三点多钟,由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送到驻京办,好多同修都在那里学法交流。第二天,我县警察将我拉到火车站,晚六点上车,第二天早六点到哈尔滨市里,转乘客车回到依兰县里,又打车到国保大队,龙科长、韩云杰、李树山都在这。我乡派出所所长骂我進京了,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说:“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你要不迫害大法弟子,什么都有。”做完笔录,那天是元旦,把我押送第二看守所,再过半个月就是大年。
看守所的人很多,刑事犯也不少。正月初五、六,同修们要求集体炼功,两个号头张长李、杨森林把十多个同修打了,把王云峰同修用被子捂上打,我和另一同修就去找班长李波,我说:“号里打人了,捂上打,要是打坏了,打死了,我就是第一个证人,班长告诉监室不许再打人,谁打坏,谁负责”。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县公安局看守所把我们押送到哈市万家劳教集训队,三个女同修被押送到七大队,集训队关押不少人。在那里天天让背监规,所纪,不背他们就问我,我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是犯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犯法,不做坏事,在哪都是好人。”
七月二十号,我的被子让犯人头给别人了,我就找带班的要被子,我说你们不给找回来,我向队长要,队长不给,我向所长要。你们不怕加刑吗?我说话就好使。他们看我要的坚决,就给要回来了。
集训队人员多了,就往长林子劳教所投押。我和其他二十多人投押到劳教所五大队。来到五大队天天在床上坐着,不让说话。被转化的人,都出去干活,新来的都在那反省,不让说话。有狱警看着,有事报告。有一天睡觉做梦:我坐在火车头上,带着的车厢里有很多人。我悟到:师父点悟我,起火车头的作用,我就和几位同修互相鼓励,开创五大队环境集体发正念。一天放风回来,我说咱们立掌发正念。真正发正念的时候就没人发正念了,我自己立掌发正念。有犯人要打我,有的骂我。狱警站一屋地,队长、教导员都来了,有的说给他搬下来,我说:“谁动就让谁遭报”。我发了十五分钟,功柱都跟着转,十五分钟到了,我把手放下。队长让我去七队部,我就和队长讲真相。发正念是消除另外空间的黑手坏神和控制人的邪恶生命,是对人有好处的。队长明白了真相,天天发正念也没人管了。刑事犯和被转化的,对我也刮目相看了,环境也宽松了。别的队有被转化的来我们这里,我们就和他们交流,是学法不够,正念不足,有执着,转变观念去掉怕心,从新做好悟回来。有三位同修写了声明,堂堂正正回家了。
有一天,教导员王凯找我谈话说:“你吃共产党的粮,花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我说:“我没有吃共产党的粮,也没花共产党的钱。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花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利用军警特务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修炼者判刑、劳教、精神洗脑,用各种方式進行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说真话、上访是错吗?教导员你是有头脑的,谁正谁邪?是我们反对共产党吗?对待不公时,得允许人说话。”教导员明白了真相。我接着说:“谁对大法弟子好和坏,是有善报和恶报的,路是自己走。”教导员说谈到这吧,你回去吧。五大队的环境宽松了,狱警也明白了真相。
离回家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了,放松了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身上长疥疮很难受,后来刑期短的都上四队了,再关押一个多月就到期了,十二月三十日到期,有的同修到期,本地“六一零”来接,我县“六一零”没来接。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我也着急了,我喊报告。后来市“六一零”来和我谈话说:“法轮功和国外势力有勾结反华,法轮功反党反社会。”我说:“法轮功不像你说的那样,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也不反党,也不反社会,法轮功讲真善忍,说真话,办真事,实事求是,为别人着想。共产党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等等。”市“六一零”头目说:“三天后你县‘六一零’来接你”。过了三两天,我要见四队郝队长,刑事犯不让去队部,我就喊郝队长,郝队长说:“你给老郝家丢人了”。我说:“我给老郝家做了一件顶天立地的大好事,给老郝家积了大德了。”队长说:“今天星期六,后天星期一送你回家。”周一队长和狱警把我送到县“六一零”,宏克利镇政法委书记马桂山也在那,我问:“镇里怎么不来接我呢?”马桂山和县“六一零”主任说:“这小子还不老实。”“六一零”主任说:“不老实再把他抓進去。”我说:“你说了算吗?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后来县六一零把我送回了家。
四、善恶有报
回家后,学法、炼功、发正念、讲真相,身体的疥疮很快就好了。
向世人讲真相:不管什么场合,就讲法轮功遭诬陷的经过;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讲大法的神奇、超常;讲善恶有报的真实案例。听了真相,好多人认同大法,退出党团队组织,也有的得了福报。可还是有少部份人不听不信,遭了恶报,令人痛心。
下面举几例遭恶报的例子,虽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但我们不愿看到这悲惨的结局。写出来希望能够警醒世人。
例一:村长刘宪福追随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监视我们学法炼功、做真相资料、贴传单,经常骚扰。我们几个同修都被他打过、骂过。还在村广播里骂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也不听。于二零零五年得肝癌死了。
例二:乡派出所所长李树山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多次骚扰抓捕,辱骂、毁传单标语。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二日在派出所办公室上吊身亡。
例三:宏克利镇马鞍山村支部张书记,把去团结屯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郝运书抓到他家,向他讲真相也不听,最后把我送進看守所,劳教三年(二十一个月闯出劳教所)。我从劳教所回来半个月,张书记就得肺癌死了。与张书记一起抓我的村民李井有煤烟中毒也死了。
例四:村民严华,二十五、六岁,村里电线杆贴的大法真相传单,他毁传单,往上抹牛屎。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早晨,大法弟子劝他不听,还振振有词。晚上他从地里干活回家,在高速公路翻车被砸死了。
例五:原生产队的大队刁凤文会计,村民刘三家办事,刁会计一边喝酒,一边骂大法、骂大法师父。跟他讲善恶的关系,他不信。他儿子在大庆,两车相撞成了植物人;他本人在县政府广场滑旱冰车时摔成脑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死亡。
例六:村民魏义朋,大法弟子贴的传单,村长让他往上抹废机油,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说把大法弟子都枪毙了。结果遭了报,骨瘦如柴的病死。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能不受天谴吗?奉劝那些仇视大法的人,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马上悬崖勒马,真心悔过,退出邪党组织,做一名真正的炎黄子孙,不给邪党当陪葬品,为家人、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