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绝处逢生 八旬王东香屡遭迫害

更新: 2021年04月27日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贵州报道)贵阳8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东香,修大法后绝处逢生,一身疾病不药而愈;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屡遭迫害、骚扰,被非法劳教三年。

下面是王东香老人诉述她的遭遇:

我叫王东香,女,一九三九年生,贵阳人,一九九六年三月修大法时已是年过半百(57岁)的人了。

一、苦难人生因修炼大法而改变

回首修炼前的大半生,一言以蔽之:就是苦!我深切的感受到:人生就是苦!当人就是苦!前半生我一直是浸泡在苦水中,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出生于四川偏远山区一户极端穷苦的农民之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到大、一年到头,终日在田间土地上辛苦劳作。在我孤陋的人生记忆里,人生就是:贫苦、穷困、饥寒、劳累、病痛等,如影随形、终身相伴,永远也摆脱不了。

小时候,我只是断断续续的读过几年初小,每天一面上学读书,一面还得抓紧时间上山割草来饲养家中的牛羊,读书与割草,后者是主要的,只有割够数量才能去读书。

结婚后丈夫当兵在外,退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除每月寄回不足十元钱之外,其它也一概不管不问。婚后接二连三,共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两男),全由我一人抚养,地里的农活、全家的牲畜(牛、羊、猪)全部家务,里里外外一切皆由我一人独立承担。

日子过得多艰难啊!每天从清晨忙碌到深夜,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记得一次在田里插秧,把老二(儿子)放田埂上,孩子跌进一旁的大水沟里险些送了小命。

当时一些奔赴山区搞巡回医疗的女医护人员,目睹了当时农村的现状,非常感叹的说:穷困农家的妇女太苦了!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夜间还能充分休息,而贫苦农妇终日劳累,直到深夜还在剁猪草、熬猪食,睡眠时间少得可怜,身体早已拖垮了,显得特别衰老。

我每次生育后第二天就得下地干活,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雨雪风霜都得面对。就是民间说的“坐月子”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并有许多禁忌,否则,劳累失血,或受到风、寒、湿、邪等而患上月子病,则无药医治,终身不愈。这真是经验之谈,早已被无数实践所证实。我从未享有过坐月子,终身劳累,身体亏损太大,以致年轻轻的就得了一身的病,从头到脚都不自在。正值二十七八的青壮年,就患有多种疾病:头疼、头晕、产后风寒,腰痛得直不起,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胃病、妇科病等等。由于无钱医治,在痛的无法承受时,就采用四川民间的“烧灯花”(灯草浸于桐油中、点燃灼烫患处)也只是暂时缓解。多种疾病缠身,拖了我二十八年。

丈夫婚后从来不顾家,后来发展到不回家、不要这个家了,原来丈夫早有外遇。我一个农村弱女子,没有能力抗争,只得认命,听天由命!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炼功,按大法要求实修,一个月后,不知不觉之间一身疾病不药而愈!对我来讲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从此结束了五十七年的痛苦人生,结束了二十八年之久的病魔缠绕,全身心的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深深感激师尊的再造之恩!

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真正人生的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1]、“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1]、“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1]

二、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发生后的日子里

1、北京上访

迫害突然发生时我一下子懵了!这个政府怎么啦?肯定是搞错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与两位同修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期间我们不断得到鼓励:我天目看见师父穿着给学员讲法时的西装衣服,盘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我们三人分头在三个窗口买的火车票,居然会在同一节车厢,甚至是同一条凳子的三个位置上,座号都是连着的;车上也没被查票,打坐也没被干扰等。我去北京信访办就是想把自己修炼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向政府去说:法轮大法是好的!李洪志师父是好的!请求政府停止利用电视、广播等攻击诬陷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收回禁止修炼法轮功的“命令”,恢复正常炼功环境等。

结果到北京就听说“上访”被拒绝,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到天安门广场刚坐下开始打坐,周围的人群立即围拢上来,随后一群警察冲破人群二话不说,就把我们三人架到“天安门派出所”。警察们在早已挤满了法轮功学员的屋子里,一个个的询问登记。我们登记后,很快被贵州驻北京办事处人员带走,关进办事处的地下室。

三、四天后我被(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欧兴、居委会主任陈先连,和老伴单位保卫王志洪、科长 刘昌勇)这四人带回贵阳,送云岩百花山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后放回家。老伴被单位通知:四人去北京来回的花费6000元,将从老伴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2、在小关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三月到四月,我被王志洪绑架到小关洗脑班。从贵阳市某派出所抽调的女警察胡举芝,天天给我灌输诬陷大法的那一套歪理邪说,逼我签“不再炼功”的字,我不听、更拒绝签字,在洗脑班结束时仍然坚持不签字。胡举芝气急败坏的说:你不听,也不签字,看我怎么找机会收拾你!胡举芝在之后不到两个月期间,对我还真下毒手,在一个夜晚,我被绑架离家后,坐牢狱一关就是三年。

3、在遵义县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晚十点,在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后(就我与7~8岁的小外孙女在家),又是王志洪带一群警察冲进家门。遵义乌江单位保卫人员李文华冲(已遭到恶报:患上喉癌不能说话,老婆疯疯癫癫不正常,儿子去别人家敲门,玻璃门窗从头顶上掉下来,当场被打死。)到我身后:将已过60岁的我双手扭向反背,用脚猛踢脚腕后我被踢跪倒在地,再铐上手铐,开始抄家。

在抄走了师父法像和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后,把我带上警车,身后的小外孙女哭喊着:“我要外婆,我要外婆!”(几年后得知,当晚是隔壁邻居收留小外孙女,再与女儿取的联系后,小外孙女才有了着落),下半夜两点左右我被绑架到遵义县看守所。

女狱警强逼我脱下外面的两件衣服和鞋,搜走我身上的钥匙和不多的钱,我被推进监室。

我在看守所一个多月里,睡在便坑旁边。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监室,挤满了几十个各类犯人,牢头指定我睡的位置在便坑旁边,只穿一件单衣光着脚的我,当晚就直接睡便坑旁的水泥地上;女儿送来被子后,也铺在便坑旁边,几十人一个便坑,夜晚睡在那里,有时小便会往身上、脸上溅。

第二天牢头叫背“监规”我不服从,牢头指挥犯人毒打我、拽头发等,头发被她们大把大把的拽下来。

警察一次次提审就是强调“政府叫不准炼,就不能炼,要炼就是违法的”,就是强调签字“不炼功了”就放回家,否则就送劳教所、监狱,我就是一次次的说“我不签!”

一个多月后,我被带到说是“戒毒所”的地方:靠山的房子,很破旧、没有任何东西,连灯都没有的一长间大屋子里。在那里又是半月之久。

4、在中八劳教所被迫害

在“戒毒所”半月后的一天,又叫收拾东西,等上警车后,又叫把被子留下。我问:又要送哪儿?“大黄山”,警察回答说(后来才知道“大黄山”是原来经常枪毙人的地方)。实际是,当天被非法送到“贵州省中八劳教所”。

在中八女所的几年里,别人看我已经是精神病人了。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云岩区法院(钟兆林)来劳教所,要我在离婚书上签字。老伴是邪党党员,也害怕,加上在外面早有外遇。我修炼后一直想:和老伴是结发夫妻,三个孩子虽也长大成家,希望爸妈能白头到老,我也在顾及孩子们的愿望,也就强忍着。在中八劳教所,警察就利用“不想离婚”来要挟我“转化”。先是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人员找老头做工作后,由老头提出“离婚”要求,法院积极办理,就有了云岩区法院(钟兆林)来劳教所,要我在离婚书上签字一事,并说,“只要你放弃修炼,我就不判‘离婚’。”最后,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就这样解除了多年来与老伴在感情纠葛上一直存在着的一块心病,轻松多了。

三、多年不断的骚扰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我回家后:开始是说从劳教所出来要“回访”是规定;接着是每年的节假日、敏感日等上门或电话就是在“打招呼”;二零一三以后的一次次上门“抽血”。

二零一五年“诉江”后,我被三天两头的上门骚扰。过程中,我想来家的派出所、居委会人员他们也是不情愿的,我应该给他们讲真相:我问:我做错了那些事情?你们是管好人还是坏人?等等。

贵阳市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开始,邪党大搞所谓“清零”运动;我家门口也从三月九号开始,到九月的半年里,每天都有人守着一直到九月才离开。

开始是荷塘派出所(电话:8484411)罗忠灿、片警 莫文俊,荷塘居委会人员来家里敲门,我就不让进家,我说:有什么话在外面同样可以讲清楚!片警莫文俊非要进家看看,我不让看。我说看什么?你们要看什么我知道,你们是来找资料的,我没有!

后来,就是从“保安公司”雇人来家门口守候着,有三男一女(潘姓、穆姓、翁姓三男,苏姓一女)每天每人80元,不分双休日、节假日,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只要我在家就行,离开家就必须跟着;过程中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表示是不情愿的,但瘟疫期间找不到活干,还望能理解。后来,每当酷日和大雨时,我请他们进家,给他们喝水,让进家上厕所,搬凳子放门口给他们坐等;这些保安到九月离开后,居委会的后来跟我说,这些保安对我的评价非常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