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迫害中坚持讲真相救人

“魔难”突然出现

那天一早，家里突然闯入几个自称是“610”的警察，其中一个说是有件事需要我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其他的就在屋子里检查我的几个提包，及书桌、书架上放着的大法书。因事发突然，当时有点发懵，虽然想到要发正念，但明显正念不强。

这时我心中隐约想起了师父的法：“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的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1] “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1]可是由于曾经被迫害过，对警察这类人总存有一点仇恨心理。这时又让我看到那个以“610”自居的年轻警察自鸣得意的样子，感觉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很可怜：被邪党造谣媒体的谎言毒害太深，机械的被邪恶操控还不自知。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默默的背法、发正念，我的内心很快平静了下来。我用平和的语气给车里的警察讲法轮大法真相。当我讲到周永康、李东生曾经都是“610”的顶头上司，现在都成了阶下囚，并说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维持了，不久“610”就会解体，你们怎么不想想将来？我讲的看来对他们触动很大，都面露难色，十分尴尬。有个带头的说：“不管了，高兴是一天，犯愁也是一天，以后的事不想那么多了。”看的出这些问题他们也想过，内心是空虚的。

尽管讲大法真相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除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可自认为会减轻迫害，结果还是被非法行政拘留了十五天。

利用邪党的法律反迫害

从拘留所回家后，我与同修交流了做“行政复议”的具体事宜。

要说这次绑架的所谓“证据”也是漏洞百出的：举报人上交的数据及地点与监控拍到的我所在地点不是一个地方，相距甚远，时间上也对不上。我在行政复议书中提出这些也是为了進一步讲真相。但是，我的重点并不是证据有没有错，而是强调只因“怀疑”我发大法资料就抓我是非法的，换言之是定性错误。

同修有支持我的看法的，也有反对的。持反对意见的同修认为去行政复议无非两个结果：要么被抓起来，要么否决。修炼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法上去认识。

通过学法我悟到，行政复议只是我们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的一种方式，目地是在使其在救公检法人员方面起作用。只要基点正了，事情一定会顺。在同修的帮助下，完成了行政复议书，复议书的重点还是强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具体事情中的证据只是一笔带过。

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要救的

我们知道救人须去掉人心，慈悲心常在，“慈悲能溶天地春”[2]。大法弟子没有敌人，迫害大法弟子就是犯罪，参与迫害的警察才是最可怜的，是被谎言欺骗了的生命，是需要被救的人。告诉他们真相就是在制止他们犯罪。

我先去了分局。门卫表示找国保必须要先预约，否则不让见。我看到这些门卫都是年轻人，是当兵复员的，比较纯朴，也不拒绝听真相。边上也有凑过来的，自然也是为了听真相来的，有的善意提醒我说：“信访办就在边上，你可以去那儿问问，可以让信访接待人员试着找国保。”我拿着行政复议稿到窗口交给信访办的接待人员，那人一看是法轮功的事，马上虎起脸，出口就不善，称呼我是什么“法轮功份子”等。没什么奇怪的，他们也是被恶党宣传毒害的生命。我看着那张板着的脸，平静的说：“法轮功的事情就不能信访吗？为什么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呢？你还没仔细看看我那张纸上写了什么呢！”那人只得再次拿起我递给他的稿子看。眼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变的温和些了，我也在默默的发着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

看完后他说：“行政复议不归国保管，你找国保干吗？”我告诉他：“行政复议的接待处我去过了，他们说必须要有拘留通知单才能受理。可我和家人都没收到过什么拘留通知。我问过了，这个单子必须由你们分局出具。”工作人员立即给分局国保打了电话。因为听了真相，他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最后他在电话里对国保说；“你们不开行政拘留通知单，人家怎么做行政复议呀？”挂电话后告诉我，过几天会通知你过来拿。

果真隔天就来电话说：“国保领导明天下午见你。”

我知道平时很难有这种讲真相的机会，可是第二天下午在去见国保头子的路上，先是被交警堵着说不在停车范围，快到目地地时车没油了，路上由于和同修没配合好，还发生了争执，好不容易在下班前赶到了那里。那个领导是下来了，我想好的要怎么怎么讲，可惜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正念不足，没讲多少话就怱怱结束了。他问我为什么要通知单，我说要行政复议，他说可以补个盖章复印件给我，但这只能用于行政复议，不能派其它用场。今天晚了，开好了会通知我。

后来，我得知分局把行政拘留通知单还寄给了我住地的派出所。户籍警还特意问了我此事的详情。借此机会我给该户籍警讲了真相。派出所内其他警察也围着听。当知道我要去做行政复议，需行政拘留通知单时，他们马上给我复印了一份，并盖了章交到了我的手上。

过后还去了两个相关法律援助事务所了解有关法律的基本条款，一路也是借着咨询讲大法真相。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完正念即去了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大门口被拦下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准备的书面材料拿出来说明来意。门卫打电话给办公室，让我在电话里自己说明情况。不一会儿接电话的那位负责人下来了。看了我的行政复议书是为法轮功的事，表情显得有些为难。我说你们是接受行政复议的部门，应该对任何需要行政复议的案子都一视同仁。他回答说：“是的，不会区别对待。”这人打开我提交的行政复议书，仔细看了一遍，忽然说：“这个今天收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上面提出的赔偿款没有写金额多少。”我知道他是找借口不收，我想不能在一些枝节上再打来回，当即说：“这条可以划掉。”他已找不到推脱的理由，勉强的收下了。我讲了修大法被迫害遭冤枉的经历，希望他们能公平公正。他似乎改变了一开始的那种对立情绪，说：“你放心，我们会按照相关法规办理的，回去等通知。”

就这样，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复议流程之一：阅卷。

尽管阅卷的过程比较程序化，但难得有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牢记去前与同修交流的重点，不是为了“证据”是否充分，目地也不是为改变以前的判决，目地是要讲清修大法被迫害是被冤枉的，江泽民对大法定性是非法的，要少涉及个人所遭受的冤枉及不公。在与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中，对方渐渐的在改变，由开始只同意我把卷宗局部内容抄录下来，到后来说可以用手机拍下来。明显有了善念，最后还说：“如果现有证据证明他们站不住脚的，我们会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有效的证据。”

通过对照片的整理，我完整的得到了这次迫害的详尽记录，之后使我能有针对性的写真相信给相关部门及人员。

反思自己这次的被迫害，表面原因是没有注意安全，但向内找发现是因为自己还有许多人心：争斗心、做事心、仇恨心等，同时也暴露出平时学法不扎实，没在根本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救人中自己得到提高

给有关人员写信的过程，也是自己修心的过程，特别是给那个举报的人写劝善信时，写完在修改时发现，语句中隐隐约约的透着怨恨心，当时吃惊不小：修了这么多年，怨恨心没有去干净，不经意时就会表现出来。抓住了就去掉它，提笔重写。写着写着，就感觉被党媒造谣宣传毒害的民众挺可怜的，他们正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他们脑中的恶念清除了，才能真正得救。写着写着一种希望他们能被得救的急迫心就出来了。写完再看，自己的信明显具有了说服力，还多了几分亲切感。

因为这次是举报地派出所警察跨区上门绑架我的，抢走的大法书籍等都在那个派出所里，使我要回我的东西相当不便。去一次要花很长时间，到那儿还不一定能碰到承办警察，好不容易见到了都说不上几句话，要么推给分局国保，要么又说他的领导交待了法轮功相关书籍等要上交，不能还给我。每次只要碰到他们能讲多少真相就讲多少，那就没有白去一趟。

有几次去了回来后都感到没希望了，好几次有放弃的念头。可师父说：“修炼哪，最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進，这是最难做到的。”[3]“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的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4]想想自己也没那么难，也就是多跑几趟呗，每次承办警察都能听我讲一些真相，多跑些路也值。

由于听我讲的真相多了，承办警察越来越明白了，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他答应再去和领导说说。我原以为他是在应付我，就没太在意。不久他通知我去一下。去后这个承办警察让我到他们的办公区域，领我见了他的领导，说：“这是某警长。”警长客气的让我坐下，说：“你就是某某啊！”我知道这位领导是要听真相。确实，从“4·25”到“7·20”最基本的真相他都认真听，说到信仰，他说他也有，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我问：“你对马克思了解多少？”我就从撒旦教讲起，“共产党宣言中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没打断我，仔细听着，可能对他而言，从没听到还有这样的说法，我自己也觉的正念十足，就有条不紊的讲给他听，讲得也比较自然，让人不会产生反感。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警长起身，让我等会儿。他去与那个承办警察耳语几句，承办警察去里边取出所有从我家搜来的大法书籍等东西，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东西。还说了句：“没必要扣留，都还给你。”

我知道这是两个生命明白大法真相作出的选择，在心里为他们庆幸。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