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心切進京城 踏上归途救众生

更新: 2021年03月19日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香港大法弟子,一九九七年得法。一九九九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于二零零零年夏天带着当时只有两岁的双胞胎孩子,顶着酷暑来到北京,走向天安门广场为大法讨还公道。在天安门广场,我抱着孩子拉开了大法的横幅。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了,而天安门广场护法之行却象昨天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每次听到《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这首歌我都不禁落泪,我心中默默的想,当年去天安门广场的同修们,你们如今可安好?

藉香港真相点同修交流的机会,我有幸和大家交流我二十一年前去天安门广场为大法讨还公道的经历,希望和同修互相鼓励,珍惜法缘,精進实修。

修炼大法获新生

我从小是一个药罐子,疾病缠身,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是病,我的家人也是百病缠身。全家人经常轮流去医院。因为治病,家里债台高筑,全家常常笼罩在愁云之中。为了全家生计,我辍学外出打工,吃了数不清的苦。疲劳和过度营养不良让我原本多病的身体雪上加霜,我落下了一身病痛及后遗症。结婚之后,医生说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要孩子。浑身的疾病让我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活的非常痛苦。

我的父母吃斋念佛,本性善良。但是我家长期受住在隔壁的亲叔的欺压,他对我们兄妹几个也是非打即骂,我家中的财物也被他随意霸占,还常常冤枉我们。在我得法之前,我家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准备和亲叔一家拼命的地步。

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天,我在公园里看到有人在那里打坐炼法轮功,非常祥和宁静。我也萌生了和她们一起炼功的念头,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年纪最大的老太太,“炼这个功怎么收费呀?”老太太说:“不收费。你只要诚心来炼功,什么病都会好。”于是我第二天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公园炼功了。第一次炼功,我就感到非常的美妙和殊胜,感觉整个世界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一样。

连续两、三天去公园炼功之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一个“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的人变的能吃能睡,而且冰冷的食物我也都可以吃了。

我的母亲和我在同一天得法,在修炼中,她一身的病痛不知不觉消失了,修炼后不仅身轻如燕,而且心情愉悦。

法轮功改变了我和母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衡量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放下了对亲叔一家的怨恨,解除了我家和亲叔一家之间的危机。

更神奇的是,在我修炼法轮功后仅仅三个月,我竟然怀上了孩子,并于一九九八年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他们生的白白净净,人见人爱,几个月后就会叫妈妈,听到炼功音乐就会跟着我们学炼功做动作。

整个大家族都赞叹大法的神奇,亲戚们看到我的身心变化,也都纷纷来和我学炼法轮功。我弟弟还把他患淋巴癌的朋友也带来学炼法轮功。修炼几个月后朋友神奇康复,朋友的妻子也走入修炼,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的姐姐连续几年住医院都没有治好的鼻咽癌,在她修炼法轮功一年之后也奇迹般的好了!

那时候,我和家人每天都沐浴在法光之中,我感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护法心切進京城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我感到天就象塌了一样。我常常纳闷: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可以被污蔑?我就和家人说,要带着孩子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当时家人都不同意。我弟弟有一阵子都不去上班了,天天在家看着我。

我那时心里非常着急,想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讨还公道。我不停的想办法说服家人,我那时候心里常常有一念:我就算是付出生命都要去北京护法!

二零零零年六月,两个孩子也两岁了。我说服了家人,二十二日和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几经艰难到了北京,我们去了郊区一个临时的住处。那是当地同修为外地来京护法的同修们找的一个临时落脚地,已有很多同修在那里。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大家吃的只是米饭、白菜、黄瓜,喝的是自来水,没有风扇,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大家晚上也直接睡在地上。没有一个同修叫苦叫累。

第二天我就和姐姐还有另外一个男同修带上孩子去了天安门广场。

拉开横幅顶天立地

中午一点我们顶着四十几度的高温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本想去天安门城楼拉横幅,可是那时候中共恶党竟然把师尊的法像放在地上,要想上城楼得踩着师尊的法像才能上去。于是,我们就去了金水桥。那时候,金水桥上的太阳伞下有一个警察。我心想,“如果这个警察离开就好了,这样我们的横幅就可以拉久一点。”此念一出,那个警察突然间就离开了。

我和姐姐站在金水桥上,一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外一只手拉开了横幅,横幅上写着“佛法无边”。同去的男同修打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站在我的后面。

在打开横幅的那一瞬间,时间好象被定住了。我感到生死已经踩在脚底,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顶天立地”。

一会儿,几十个警察和便衣就象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很快就把我们围住抢夺横幅。我大声说:“这是我的东西,不准抢!”警察说:我们看一下写完字就还你,别伤了孩子。我不理他们、紧紧抓着横幅不放。几个大男人围着我一人扳一手指抢走了横幅。之后他们又把我们带去城楼边一个矮房子里打我们。他们不停的扇我姐姐耳光,我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我在心里对师尊说:“师尊对不起,迫害两年了我才来,不就是那么一站嘛,我怎么不早点来护法。”一个警察看见我哭就走过来踢我一脚,那狠狠的一脚虽然钻心的痛,但我坚持要回我的横幅,那警察真的还给我了。

前门分局诉心声

警察后来把我们劫持到了北京市前门公安分局。整个前门分局几乎每一个房间里都是警察从天安门非法抓来的大法弟子,满满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里,叫我们靠墙蹲下。我没有蹲,反而坐在了椅子上。房间里已有三个大人三个小孩蹲在墙角。我叫她们都起来。

当时房间的地上有一个年轻的男同修,整个人被警察用横幅绑的严严实实。他的手和脚被绑在身后面,都已经变成了紫色。他身上、头上都是警察踩的脚印,连胃液都被踩出来了。我尝试着帮这个男同修解开绑着他的横幅。看管我们的小警察对我说:“大姐,你别为难我”。我一边给小警察讲真相,一边给男同修喂点食物。我对小警察说:“他(这个男同修)要上厕所,我一定要给他解开”。这时,这位男同修对我说,“大姐,我们要堂堂正正”。我马上就明白了,我们不应用上厕所作为借口。

于是我义正词严的要求警察放开这位青年。小警察做不了主,就找来了两个小头目。这两人進门后一边说着这个男同修怎么不配合他们,一边踢这位同修。我阻止他们,要他们给同修松绑。他们见我义正词严,就去找来最大的“头目”。这是一个肥硕的中年男子,他身后又跟着好多警察進了房间。

一進房间,他们就对我说,“你这两个孩子这么可爱,不在家里享福,这大热天的跑到这里来干吗? ”

我回答警察:“我就是来说句公道话,我就是因为炼了法轮功,身体健康了才有了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法轮功让我身体健康、让我做好人,你们怎么能污蔑我们师父,污蔑大法呢?我就是要为我师父说句公道话,就是要找江泽民讨个公道!连真、善、忍都是邪的话,那还有什么是正的呢?”

我的孩子不哭不闹,稚嫩的声音“叔叔”“爷爷”的一个个挨着叫在场的警察。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怕,就是堂堂正正的和警察讲真相,在讲述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认真听。

一个警察对我说:“我们知道法轮功好,但是你们也不能来北京啊!北京是政府的脸啊。法轮功好,你就在家里炼就好啦,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我们是为了饭碗,也没办法,这是上面压下来的。”

我说:“你们虽然没办法,但是也要有正义良知啊!你们明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还把好人绑成这样!”

警察们被我说的哑口无言,都走了。之后,我和几个同修还有一个小警察花了很长时间才帮男同修解开横幅。那时候,这个男同修的手、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不能动了。我们就让他靠在墙上,给他喂一点水和食物。

这时两个小头目走進房间说:“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走吧。”我想,可能是我们大法弟子前仆后继护师护法的壮举触动了他们。

平安返还同修叹

我们从前门公安分局出来后,几经周折回到之前的落脚处。在场的外地同修看我们平安归来,大吃一惊。我和大家讲了整个过程,同修们很感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有的表示,第二天也要去天安门。

一位同修带我去了一个房间,打开房间,映入眼帘的是满房间的各式各样的行李包。同修说:“这些行李的主人都去了天安门,但是都没有回来过。”看着这些行李,我心里五味杂陈,二十一年来,每每想起这满房间的行李,我都在想:昔日的同修们啊,你们可安好?

踏上归途救众生

我们顺利的买到了火车票后,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车上的乘客都很喜欢我那两个可爱的孩子。整车厢的人都轮流给我的孩子送食物,我就在和大家的聊天中开始了讲真相。

我对车里的乘客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你看我的孩子这么可爱,本来我浑身是病,就是因为我炼了法轮功才有了这两个孩子,我是亲身受益者,我们炼功,就是强身健体做好人,怎么中共污蔑我们是 X 教呢?我这次是带着孩子去找江××讲真相,我就为大法师父讨公道,还大法师父清白。”

车上有人问我:“你们不怕啊?天安门有那么多警察。”我说:“的确是抓我们了,我们就和警察讲真相,他们说看在孩子的面上放你们走,然后我们就堂堂正正的出来了。”

这一路上,车厢里面的人也认真的听我讲大法真相。回到家乡后,我和家人经历了中共“株连九族”般的迫害。但不管邪恶怎么迫害,我都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之下走了过来。

在历经了四年的迫害后,我最终于二零零三年堂堂正正的来到香港,在香港的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每一天在真相点打开大法横幅,都好象我那天在北京天安门拉开横幅一样。在香港的日日夜夜,都好似我当年在从北京返回家的列车上和乘客讲真相的情形——我踏在归途上,救度着众生。

最后,让我以一首短诗为结尾和同修共勉:

忆天安门广场护法之行

修炼大法获新生,
护法心切進京城。
拉开横幅顶天立地,
前门分局诉心声。
平安返还同修叹,
踏上归途救众生。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二零二一年香港炼功点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