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派出所所长的转变

二零零六年春的一天，村官派人来把我叫到村政府，原来又是派出所警察找我。

共来了四个警察。其中一个小警察很客气的问我：“昨天晚上你去镇里了吧？”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回答道：“我没去呀！黑灯瞎火我去镇里干啥？”“干啥去你自己不知道吗？”“我没去，不知道你在说啥。”我反问：“你知道我干啥去了？你说吧。” 小警察不高兴的说：“你自己说出来比我说出来要好，对你有好处。昨天晚上我都看见你了。”我估计可能镇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怀疑是我干的。我严肃的对小警察说：“（如果）你昨天晚上看见了我，那你当时怎么不抓我呢？何苦今天驱车兴师动众来找我？我觉的荒唐。再说，你昨天晚上看见我没抓，你也失职啊！”

一看小警察答不上来了，所长就气急败坏的冲我吼：“今天抓你也不晚，现在就抓你！”“你凭啥抓我？！你平白无故抓人，你就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我正告道。所长明知自己理亏，却顶着头皮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我宁可错抓，你马上上车。”我说：“上就上。我心没病，不怕你这冷干饭！”

“我们用车给你送回家。”所长态度一下又缓和了下来。我说不用你们送，我自己回家。

我刚進家的大门，叔公就急急忙忙的来告诉我：“我才赶集回来。镇里市场的墙上贴了五、六张法轮功写的大字报，很多人都在那看，我也看了。听有人说派出所要抓法轮功（学员）。”叔公有点为我担心了，我就告诉他：“派出所来找过我了，我刚从村部回来。”

几天后，镇里的一名男同修被抓了，不久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一年，本镇的另一名男同修因为去北京为大法和师父说公道话，也被非法判刑三年。

我们镇成了本县公安局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派出所和镇、村两级政府经常派人去各村骚扰法轮功学员。面对邪恶的阵势，面对严峻的考验，开始我义愤填膺，后来通过学师父的新经文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向世人讲清真相，揭穿邪党的谎言，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宇宙高德大法。于是，我拿起笔来给亲戚朋友写真相信。

二零零二年，一个不明真相的亲戚把我的真相信交给了公安局的警察。我被迫流落他乡。不过我依然坚持写真相信，一封封救人信飞往四面八方，飞向亲朋好友，飞向同乡、同学，飞向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

我身在外地心在家乡。我经常给管辖我村的那个派出所所长写信，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千万别迫害好人。积德行善对自己和家人都有益处，要给自己留后路，不要做替罪羊。善恶有报是天理，要做好人，善待修炼人，功德无量，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我给他写了许多封劝善信，我自己都记不清写了多少封。

二零零三年，我地一名协调同修特意来告诉我：那位派出所所长让同修给我传话，叫我赶快离开此地，因市、县公安局要加大力度搜捕我。同修还告诉我，为保险能把信息传给我，该所长是通过两条渠道给我传话，一个是常人，一个是同修那里，叫我赶紧走。

协调人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认为该所长身为警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善心。

果然没过几天，居委会开始家家户户查户口，全城检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然无恙。

二零零五年，我还是被国保警察绑架了。当日清晨，我镇派出所所长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当着我的面要求国保警察放人，他说（其实是喊）：“她（指我）身体不好，你们抓她干啥？赶紧把她放了吧！赶紧把她放了吧！”

后来我还是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六年我从劳教所回到家。家人告诉我，当地警察不想劳教我。第一次有警察来我家说拿二万元就放我。第二次又来人对家人说，拿一万五元也行，就放我。当时家里没钱，我才被劳教了。

一个知情人告诉我说，因为我镇法轮功学员多，派出所所长（以下简称所长）操心费力不讨好，老挨上头批评，所长多次提出调走，可是他的位置没人接，因管法轮功这事太挠头。所长无奈，就请了半年病假。

所长回去上班后没有再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个村的治保主任曾经多次举报本村法轮功学员，都被所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后他还斥责那个村官，说：“你是不是吃饱撑的？老来整事，以后你滚远点，滚的越远越好！”

在这位所长此后的任职期间，我镇同修没有被绑架、劳教、判刑的。

所长退休后又去看守所工作。我的一个邻居因为摩托车没上牌照被拘留。所长知道他是我的邻居后，主动给邻居家人打电话说明了情况。邻居在所长的帮助下提前获释。

我为所长弃恶从善深感欣慰，所以写出这篇回忆。

大疫当前，我愿中国的警察都能够像这位所长一样，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