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洗脑术从何而来？
中共的洗脑术从何而来？
“洗脑”一词是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根据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浦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而发明的。在实验中，实验者每次给狗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摇铃铛，几次实验之后，即使没有食物只有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后来让一个小男孩说出数字4或者只是心里想着数字4，就奖励他最喜欢的蛋糕，几次之后，再问他8除以2等于几时，答案还没说出来，男孩口水先流了出来。
条件反射实验说明，人的大脑经过反复的重复性刺激，就可以发生根本性的思想改变，从而成为无法自控的机器和实验者的傀儡。巴甫洛夫被苏共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撰写的四百多页研究成果从来没有发表，全部给了苏共作为内部使用资料。巴浦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被共产极权用于洗脑，其实就是将人变成动物。
五十年代，中共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巴甫洛夫心理学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将其学说应用到宣传上。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借助暴力手段将条件反射式洗脑方式强行推给全民，“假恶斗”因此而成为全民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除此之外，中共还精于另一种隐秘性的温和的洗脑方式，被洗脑者只会看到中共给其特别设定的取景框，听到预设的谎言，从而使被洗脑者产生背离事实真相的认知。暴力只是作为谎言被戳破时的报复手段，致使被洗脑者不敢揭露真相，甚至不敢接受真相。埃德加・斯诺夫妇就是被这样洗脑的。
“告密者001”与文革小英雄
三十年代，苏俄政府实施集体农场计划，没收人民的粮食，农民莫罗佐夫为不让一家人挨饿，偷偷地藏了几百斤粮食，却被自己12岁的儿子，少年团团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告密了。父亲和其他藏匿粮食的农民都被抓了起来。几个月后，少年莫罗佐夫的尸体被发现扔在树林里，苏共于是将他的父母和邻居统统处死了，并为其举行公葬，并下令全国各村镇必须要以“莫罗佐夫街”命名一条街道。而后来，当孩子们入少先队时，都要在少年莫罗佐夫雕像前宣誓致敬。
将少儿洗脑成监控父母的告密者，将告密者塑造成英雄，这就是共产极权的洗脑术所造就出的神话。苏联异见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采访当时事件目击证人后，写出了事实真相之作《告密者001：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
一九七零年二月，安徽蚌埠固镇县方忠谋在家中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16岁的少年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枪决。16岁的张红兵在检举材料的最后赫然写着：“枪毙方忠谋！”文革后张红兵痛心地说：“那时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说，你再敢放毒，我砸烂你的狗头！”
文革中这样的闹剧和悲剧不胜枚举。一九六七年，江全县的18岁的孔繁路要闹革命，母亲劝他别去了，否则会丢掉性命，“根红苗正”的孔繁路哪里听的进去，母亲为阻止他就把他的鞋子扔进茅坑里，孔繁路情急之下用枪顶住了母亲的肚子，一颗革命的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身体。孔繁路因杀母自己又被判死缓，一直坐牢到一九九二年。
洗脑从娃娃抓起
近年来，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越来越被人们认清，中共企图用洗脑的方式续命。中共的洗脑开始从娃娃抓起。二零二零年中共党魁亲自下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二零二一年春季开学，中共打着建党100周年旗号，竟然将党课开到了幼儿园。
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对少年儿童洗脑突出中共武装斗争环节，诱导娃娃们穿红军服，拿大刀“打土豪”、“分田地”。陕西青少年服务网报道，在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学生们穿红军军衣，戴八角军帽，推独轮车运资占地，模拟投掷手榴弹的战斗场景。上海文汇报说，该市思政育人“金课”，借助中共一大会址等红色地标，重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
对此，北京高级教师杜老师表示：“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杀掉了，把下几代人都杀掉了。”浙江的魏先生说：“其实对我们民族的将来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情况下去，未来我是不太看好。”贵州林女士更表示红色教育对孩子身心都是摧残：“原来我家儿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很活泼、很可爱，觉得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丑了，好像没有那么活泼机灵了。”
自二零一七年九月起，中共在全国中小学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大量红色文化篇目，包括《吃水不忘挖井人》、《狼牙山五壮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纪念白求恩》等三四十篇红色经典文章。除此以外，中共的洗脑方式是全方位的拉网式的推进，比如借助升旗仪式、亲子活动、巡回电影、研修旅行、“大手拉小手”、征文演讲、“学习强国”等灌输洗脑。
洗脑使大学生失去批判能力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对媒体表示：“幼儿园里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身穿红军服，从小还用暴力灌输孩子们，这一套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了，反人类，反智力，反文明的一整套东西。”
中共在教育系统的洗脑是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到高校一整套的系统运作。二零二零年十月，中共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到二零三五年基本形成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清华大学今年二月出台清华版教改方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校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党和国家”、“又红又专”赫然在列。
这样的教育体系究竟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自然》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一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大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下降。
这项研究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 University Moscow）、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该调查显示，中国精英学校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入学时评分为1.612，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0.741，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四年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1.339，能力下降17%，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下降为0.234，能力下降68%，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飞升，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学生。
学者：末日拼死一搏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表示，破了产的极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下的社会创造、批判思维肯定不行。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青对外媒谈及中共对少儿洗脑时表示，”中共过去没有今天感觉到这么急迫，因为它知道，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它要最后拼死一搏。”“但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所以最后倒行逆施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
浙江家长魏先生说，现在翻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觉醒的人让中共恐惧。“表面说有4个自信，从本质上讲它根本没有自信，像思想接受或教育人都是要人家诚心诚意来接受，靠强烈的灌输，强迫人相信谎言，最终会是失败的。”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已有3.74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正在彻底走向解体与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