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有感
这种营救方式非常好。我建议，也可以把这种营救方式提前，在公安与检察院阶段也可以实行，这样有时可以促使案件在开庭前、在公安与检察院阶段时就可能结束迫害。我地在二零一六年前后在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中，聘请的一位律师，主要就是采用控告方式，在这位律师一介入案件时就开始控告办案人员非法办案，有时案件还没有报到检察院批捕的时候，控告信已经到达检察院了，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如果律师不愿意控告，被迫害同修本人也可以去控告。
我自己就曾有这样一段经历。
二零一六年，我与一同修在张贴真相时被绑架，先被治安拘留。因为我们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经历过一些迫害未被转化，所以当地那个国保大队长认为可以办成大案了，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被转为刑事拘留。被绑架时家中无人，他们肆意妄为，捏造证据。在治安拘留时父母会见我时告诉我，他们索要扣押清单时警察要他们签字，他俩不签，警察就不给他们扣押清单了。面对公安不法人员的执意迫害，我不再有什么想法了。当转为刑拘时，我就开始写控告信，一一列出：办案警察提审时从不出示警官证，还说没有必要、不着警服；不告知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拒绝提供扣押清单。因为我拒绝体检，在看守所大厅时当看守所问有没有体检？我答：没体检。但还是被国保塞進去了。所以，我指控国保为了达到（加重）迫害我的目地，托关系走后门把我关進看守所。
第一次会见律师时，我把一封控告信交给了他。我非法律专业毕业，也非文科毕业，我想让他把我的控告信修改一下，使之更正规，更符合法律文书形式。可他对我的控告信赞美了一番后，什么也没有做。以后再会见时，我问他帮没帮我把控告信递送各级相关部门，他笑而不答。我开始不满，后来悟到：揭露迫害是大法弟子的事，不能依赖常人。所以我就一封封的自己手写控告信。写好后由监室狱警交给驻所检察官，由他们按我的要求发给公、检、法各级相关部门：控告、申控、纪检、督察。由于是手写，所以我会不断的進行补充、完善。送达的部门得写明确，不知道可以问驻所检察官，一次我写了一封反映区检察院违法的信交给驻所检察官，后来我问他们转交了没有？她说：那是写给我们的。我明白了，他们钻了我的空子，我没写明最后应转交哪个部门。驻所检察官是不会亲自处理事情的，你不写明交给哪个部门，他就把信扣下了。原来驻所检察官与看守所之间是互不干涉，驻所检察官是和事佬，可一旦他帮着传递控告信时，也就得罪了公安。
至于控告信是否符合法律的规范文本，师父也借驻所检察官之口告诉我：你就按书信形式一条一条写出来就行，把事实陈述清楚就行。我就抛开了控告信非得象个非常正式的法律文书的执著了。
我体会：只要你愿意去做，师父会帮助你的。在整个阶段，我会敏感的捕捉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继续投递控告信时我会及时修改控告信、补充内容，象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样的术语是师父点化给我的，我自然而然的想起来了。在案件進入检察院阶段时律师可以阅卷了，我让律师阅完卷后再来告诉我。这样，我把控告信修改的比较完善了，其中一条，因为抄家时家中无人，办案人员拒绝提供扣押清单等，这些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所谓证据我要求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事件当天被扣押的材料也被他们严重充水了，我提出未当面進行清点、可以调取监控，也要求按非法证据進行排除。而且对于那些所谓抄来的资料我也進行了合理的分析，指出其伪造的荒谬。后来我又无意中得知被收押时国保带了一张体检报告，所以在控告信里我将“托关系、走后门”塞我進看守所改成“伪造体检报告”。同时我也指出，伪造体检报告是需要其它单位、不同部门配合才能完成，而抄家伪造证据只要公安一个部门就能完成了。
被关押时许多普通在押人员，包括一些大法弟子，认为公检法是一家的，控告信写了有什么用？谁管你？其实不是，师父说了：“讲清真相驱烂鬼”[1]，可以起到震邪灭乱的作用。其实他们也确实非常关注你的控告（大陆公检法执法犯法的很多，但被控告的还是很少），你的控告信在哪儿有改动了？又涉及谁了？他们非常仔细的在里面对号入座。
就在那次我把他们伪造体检报告的事加上去后，一次提审，那个提审的小警察带我出来，不象往常非要我穿号服（当时环境没有完全开辟出来），而是非常亲切的与我套近乎：你進来时没有体检，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体检报告。我有点诧异，心想：谈这个干嘛？我随即认出她就是我当时入所时的那位接收警察。之前在与看守所交涉时他们一直说：你没体检是因为你不体检，不是不给你体检。而在当时我控告的是办案公安，并没有把看守所列入被告，但这一条涉及到看守所了，涉及到她了。控告信是不封口交给监室狱警的，由监室狱警转交驻所检察官。这封控告信6、7页，仅在这一页的这一条中的一、二行与之前的一封不同，他们都发现了。你说他们能不看吗？能不关注吗？
出来后到区公安分局要东西，一个警察问我：你告我们啦？！我反问：信收到了？他说纪检转交过来了。
在法院阶段时法院第二次提审时，那位书记员递给我刑事裁定书，他再也板不住面孔了：检察院撤诉了，你过几天就要出去了。我连问了两遍：真的吗？然后说：你们总算干了一件好事！他突然高兴而兴奋的说：“你上次（指拿起诉书时）和我说的（指公安违法等）我都跟他们说了。你的（控告）信写的好！”然后建议我参加司法考试，看的出他是真心的。其实只要不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生命，谁都希望被大法肯定。随后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此案在我这块全部结束。不起诉决定书同时给了公安一份。而那位一同被抓的同修，家中几乎没有抄出什么东西，最终被判了一年半，因为检察院已经明白真相了，公诉的建议刑期就很短：七个月到一年半，而我们在第一次拿到起诉书时就已经七个多月了，他开庭时已经就快一年了。除了零口供外，他被关押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师父在《济世》中说：“讲清真相驱烂鬼”，我们的控告信就在起着这个作用。你和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可以唤醒一部份人，但在压力下他不能保证他不继续参与迫害；你和他讲法律，也能唤醒一部份心智尚存的人，可有的人他会说：我们不讲法律。可是你拿他的这句话去控告他，他会收敛的，他也许比你还迫切的希望结束这个案件。这个案子不终结，这句话就会不断的发酵，就会在他的圈子里传递。人是自私的，他最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受触碰，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他干坏事都不希望别人知道！
一个案子，是公、检、法同时决定的。如果一名修炼人要被释放了，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担责任。所以如果只想在法院阶段无罪释放一名修炼人，太难了，法院就是明白了真相他的压力都很大，检察院与公安才不愿意背书呢，所以一切的营救应从迫害最初就开始。只有公、检、法相关人员都知道真相了，或者都知道自己在犯法，他们都愿意不再犯法，营救才能较顺利的進行。法庭上慷慨陈词固然很好，但是太悲壮了，即使能被放，此时我们的同修一般来说已经被实实的关押了八、九个月了，甚至一、两年，长期的未学法，正念一般被挫钝了很多。
当然写控告信时也应该慈悲、心态纯正。回顾这件事，我发现控告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究其原因：争斗心太强，气愤心太强！其实何止这件事，这些年遭受的迫害之严重也都有这个原因。而我认识的太晚太晚。控告信里在揭露迫害部份除曝光了邪恶外，语气不善，透露出的是不满、气愤，还是对执意迫害的警察的嘲讽。这些人的因素是解体不了邪恶的。但直到我离开看守所时检察院的那个小伙子来办的手续，我一直在揭露这次哪哪在违法了，他一直默默无语在填写东西，直到他站起来看我时，我看到他的眼神才闭上嘴巴，他的眼神是愧疚、无奈。
争斗、气愤是人心。师父说：“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2]即使当时能噎住对方，但负作用很大。近几年的营救同修中发现，有的律师年轻气盛，很在意开庭时的慷慨陈词，很过瘾，而忽视在公安、检察院阶段的讲真相。有时我们要求他们把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告诉检察院的人，可他要把这个放在开庭中作为爆料。
一次陪同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去公安，我们在外发正念，他進去了，很快就出来了，问他怎么样，他说：我就说了两句：一个是2000（39）号文公布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一个是办案终身制，你们好好想想吧！当时同修很痛快，觉的教训了他们一顿，挺出气的。我听了觉的不对劲，后来证明这效果并不好。案子当时是被退到公安的，随后也就十天左右，案子就飞速的到达了法院，这么快，中间还有检察院呢！后来法院强制被关押的学员解聘律师，而且是在律师会见她时书面解聘这位律师！然后很快的开庭，且给她指定了他们的律师，开庭未通知家属。这在本地是绝无仅有的事。以前那些人会欺骗家属、让家属解聘律师；也出现过威胁律师，让律师退出。虽然体现了邪党之邪，但另一方面这真的与当时那位律师的处理方式有关，与我们未及时制止补救有关，他们在报复。迫害这么多年了，这些邪党的办案人员不能说一点不知道法轮功不违法，末日的绝望能不恐惧吗？师父说：“没有任何希望了的生命会无恶不做。”[3]可是承受后果的是我们的同修啊。我们不是在救度众生吗？只要不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生命，只要还活在世上的，不都是在等待救度吗？最终救不下来那该淘汰时也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有救人的份。所以那样做效果真差。
即使控告，基点依然是为他，阻止他继续犯罪是为了最终救度他。控告中有着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善良，法就会展现他无边的法力。营救同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参与迫害的人员救了。
此事过去数年了，其中的教训与经验都很多，一直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但一想写就心血沸腾了，无法成文，现在发现主要就是怨恨心与争斗心在作怪。
现借此机会写出一、两个侧面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济世〉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