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的物质在证实法救人的过程中解体

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迫，虽然邪恶因素少了，但是还有很多同修没有走出来救人，个人觉得，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怕心造成的。作为修炼人，师尊选定的大法徒，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世的目地，希望在最后关键的时刻，我们修好自己多救人。

怕的养成

我是“八零后”，出生在农村。我从小就怕黑，天一擦黑的时候，就感觉有无数双的眼睛盯着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但回头看看，没有人，就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再回头，看看依然没有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吓得撒腿狂奔回家；晚上自己不敢独自去厕所，这种怕黑一直到我修大法后。

开始修炼大法后，我问过我自己，我在怕什么？我从自己这里得到的答案是：我怕世上有鬼。我们姐弟三人，只有我没挨过我爸的揍，他俩都被揍过。父亲觉得，我没被揍的原因是他特别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而姐姐和弟弟则不是，就是看到生气了，还不住的督火。后来想想，我之所以没挨过揍，是因为我怕挨揍。

中共邪党迫害发生后，我三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第二次我从洗脑班出来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心里那么痛苦，还违心的向邪恶妥协？我得到的答案是：我怕挨揍。在那邪恶的黑窝里，那种恐怖的气氛，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因为半夜里隔壁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的同修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几乎要窒息，一秒钟也不想在那种环境下呆下去，感觉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极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学法，父母被非法劳教，我们姐弟三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没有遭受到迫害的时候，我对警察是没有恐惧的。二零零零年，农村里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就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冬天漆黑的夜里，我出去发资料、挂条幅，根本没有怕的概念。

二零零一年，我被非法抄家，那时候，师父的新经文《建议》刚刚发表，师尊讲：“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魔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份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1]

我就跟绑架我的警察讲真相（父母走脱了），他们把我和弟弟强行绑架到公安局，把我的双手背过去铐在椅子上，用我的大法书左右开弓扇我耳光，我一下子被打懵了。那之前，我对警察的认知是惩恶扬善的，此刻彻底颠覆了我对警察的认识。后来，我被关入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洗脑班，因为怕，怕挨揍，怕被“转化”，我从洗脑班里跑了出去。

迫害发生后，我们家曾多次被非法抄家、骚扰，父亲被迫害离世，母亲被多次非法劳教。自此后，我又形成了很多圆滑的保护自己的观念，想着只要不被抓到证据，就是安全的。在怕心的驱使下，用这种狡猾的观念所谓的保护自己。

师父在法中讲过：“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的狡猾、圆容，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2]

怕警察，怕警车，那时候的我一看到警察来非法抄家，心里就腾腾的跳，走在街上，看到警车也紧张。就这样，多年的迫害阴影在我这形成了厚厚的一层怕的物质和怕的场，我总是觉得自己活的好憋屈，那种怕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做一些救人的事，也是胆胆突突的，掺杂着非常不纯净的心，就是怕自己落下。而且越怕越会有很多假相给你表现出来：晚上下班，结完账回家，已经十一点了，回家后，看到楼下停着一辆警车，我吓得不敢上楼，但大晚上又没地方可去，硬着头皮回去，才知道警车是房东儿媳妇单位的车。

这么多年的迫害，“怕”在我这里成了死关，我几乎没有去修这个“怕”，我把这个“怕”养大了，反过来它开始制约我。一次学完法，一个开着修的同修跟我说，他看到我的空间场两个旧势力的神在挤压我的元神，当时他跟我说他非常的气愤，怎么能这样的欺负人？！他说的场景正是我那时候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心被那种怕的物质几乎挤压的喘不过气来，总是郁郁寡欢，开心不起来。我想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修大法，我想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但又不敢喊。

解体怕的物质

什么都是生命，这么多年来，是我放任怕的物质，它在我的空间场形成、养大，反过来怕这个活生生的生命开始制约着我。

二零一三年，我辞职回家，想调整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回家后，我参加了当地的集体学法，这个学法小组刚刚成立，学法小组里面有一位阿姨同修，她从二零零二年开始，就在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而且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中，九死一生的走了过来。我就想让她带带我，我也想出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和同修一起讲真相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她讲，我帮着发正念，我不敢讲。同修在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遇到不听的或说不好听话的，我就紧张，害怕，慢慢的我就不怕了。我跟了她好长时间，我都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就找个老头儿或老太太讲，觉得这样讲比较安全。慢慢的我也敢在大集上跟人讲真相了。当我在大集上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的空间场亮了，一种通透的感觉浸满了我的全身，就好像我在一个密封的见不到光的房子里憋了好久、好久，房子一下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散满了整个房子，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怕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下去了那个怕的根，我的心也一下变得敞亮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3]。只要我们有想修炼的心，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那个象大山一样的物质，师父就帮我们一点点的往下拿。

就这样，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我也参与了别的证实法的项目。当地有位同修，我总觉的她带了一个纯正的不怕的场，她确实胆子很大，她的这个场也带动了我。集体学法后，我俩有时候就出去贴不干胶，在贴的过程中，我总是四下望望有没有人，但她就不看。她贴完后，跟我说，咱们跟常人都不在一个空间场，常人看不见咱们，常人根本就不看你。就这样，越贴越顺利，一百多张A3的不干胶，两个小时左右就贴完了。

疫情开始后，我们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众生盼得救，我们一定要把得救的机会摆在众生面前，多救一个是一个。我们把本地区统计后，分片儿，开始大量的铺真相资料救人，只管去做，并不执着结果，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从以前的胆胆突突，到坦然的将真相资料发到众生的手中。一次，在一个小区里发真相期刊，一个大爷问我们发的是什么广告？我把一本《天赐洪福》双手递给他，并告诉他，天赐洪福，您好好看看，告诉您如何躲避瘟疫的。我们快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这大爷才反应过来我们发的是什么，就听到他在后面说，“法轮功呀，你们可真敢发。”

二零一五年开始的诉江大潮，我们全家寄出了诉状，成功收到了回执，在做的过程中，解体着怕的物质；只要心是正的，那邪就不敢侵；二零一七年，邪党的残余发起的敲门行动，也波及到了我家。当我再次面对警察的时候，我发现心里不翻腾了，我不再害怕警察了，虽然我没能用慈悲和善对他们，但是却把他们成功的赶了出去。

写出这些，只是记述这个过程，希望对那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能有所帮助，这个做的过程是放下自我的过程，怕的物质是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帮我们拿下去的。我个人觉得，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很多是因为怕，这么多年的迫害，使自己怕的不敢走出来，不是不想出来，是不敢出来。修炼的人谁不想听师父的话对照法修好自己呀？但是我们要有行为的呀！你越怕就越在滋养这个怕的生命。

二零二零年年初，我在抄《转法轮》时，当抄到：“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3]，当抄到这段讲法时，师父让我领悟到“养成”这两个字背后的一层内涵。一切不好的习惯和好的习惯都是我把它养成的，已经从无形到了有形的生命，那我们要在做的过程中，把养成的怕的这个物质去掉，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就是解体怕的物质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提高心性的过程。

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如果我们不去救人，怎么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怎么对得起无量众生的期盼。师父的正法進程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解体的所剩无几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是在做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最近这几年，当地的证实法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邪恶已经邪不起来了，但这个环境也是同修们整体配合证实大法的结果。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展板贴满了大街小巷，使行恶的人胆寒；请律师营救同修，让公检法部门的人明白了真相；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使众生得救；大面积的粘贴真相不干胶都大量的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开创了一个正的场，所以才使当地的环境变好了。

同修们，我们得去做啊，哪怕先从小小的一点点做起，你的一点点努力就在解体着怕的物质，让自己走出那个黑黑的禁锢着心的房子，让你的心房照進法光。

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当大洪水都要来临的时候，邪恶还在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讲过：“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没正完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它不会因为没正法而自动变好，没正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4]

修炼到最后一步都会有考验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辜负师尊的浩荡洪恩！

结语

从一九九九年的七·二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二十一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成就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修好自己，迈出那一步，走出去，多救人，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建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