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相 解体“清零”骚扰
他说是我们所在地的居委会打过来的，让我签“不修炼法轮大法的三书”，他说他回绝了，并问我他做的对不对。我称赞不修炼家人的正念。后来得知，居委会已经先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因我正在开车，没听见，就打到丈夫那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到所谓的有关“清零”的骚扰电话。
之后，我丈夫陆续接到过不同部门的电话，包括小区的、派出所的。我告诉丈夫，谁再骚扰你，你就告诉他们直接找我。后来他们单位的书记找他，让他做我的“工作”。我们单位主管这事的副书记和一名工委办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单位找他，让他说服我签字（注：所谓“签字”就是在他们预先打印好的恶毒诋毁法轮功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等，就是表明不但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还要污蔑法轮大法）。
有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我们部门的书记敲门進来，说让我到他办公室，找我有事。我大致猜到了他要说什么。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下，说是工委办的同事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找我谈，请他帮忙，让我写“三书”，并说他家里人也有修炼法轮功的。
初次谈话，他没有表现出对大法太多不好的看法，表现的很伪善。我向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并表明我不会签字。我向他表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是给我的家人打电话骚扰。因下班时间到了，和部门书记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该书记又跟我谈过话，说单位压力很大，希望我能签字。这次他说了一些对大法不理解的话，说他的亲戚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关注、绑架，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我向他解释说，这些麻烦都是因为这个迫害政策造成的，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本身造成的，他不认可。这次谈话在不太祥和的氛围中结束。
有一天下午，该书记敲门進来，说是有位主任想跟我谈谈。我印象中我们单位没有这样一位主任。就问他：是我们单位的吗？他说不是。我明白了，可能是某些部门的人。我想不管是谁，来了我就讲真相。我说可以谈。书记走了之后，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希望来的人能够听明白真相。
几分钟之后，该书记领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士，该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市政法委的，说是到我们单位来看望新到任的副书记，顺便到我这聊聊。后来得知，他那次来我们单位就是来督导单位“清零”完成情况的。
我请他坐下，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我对法轮大法的认识、谈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谈到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某教（注：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告辞了，去楼上，应该是去找副书记去了。我把他送出办公室。
二零二零年，人口普查期间，居委会的书记打电话，说是人口普查，要核实一些信息，想到我单位找我。我同意了，心想：正想给你们讲真相呢。因为我们单位距离居委会很近，一会儿功夫，就来了两个女士，一位自称是居委会的主任。她询问我家庭成员情况，并询问我儿子是否在某城市上班等，我说是的。然后，她拿出一个好象是平板电脑，让我签字，我随手就签了字。在我签字的时候，另一工作人员用手机给我照了像。我说：“你在干什么？不能随便照相”。她说这是正常程序，都是这样的，然后她们就告辞了，我送她们上电梯。
送走她们后，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心想：她们是来干什么的？仅仅是为了人口普查而签一个字吗？我问丈夫，他说已经给他打电话核实过了。
第二天早饭后，准备上班，在小区碰到邻居，我问他们是否有人口普查的需要签字，他们都说没有啊，就是打电话核实的。这证实了他们给我丈夫打的电话是正常的人口普查，那么，她们让我签的字是干什么呢？什么目地呢？她们不会把我的签字移到别的地方去吧？我想我应该去找她们。
可是怎么说呢？我的思绪有点乱，一想到去找她们，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时，我想到了同修。对了，先找同修去交流一下。我怀着期待，去敲同修家的门，结果同修不在家，我有点失落。怎么办？我想我不能等了，直接去居委会。
我来到了居委会，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字排开，有五、六名工作人员。我询问主任在哪，有一人指指里边。我向里边走去。里间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就是主任的办公室了。居委会主任见我来了，很热情。
坐下后，我们就聊了起来。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身心变化，谈到了大法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1]她很是不理解：别人打你，你就真的不还手吗？我说是的。她表示不可思议。
后来谈到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诉说现在家长的无奈，抱怨着当下教育界的种种乱象，尤其是学生家长对教师有偿补课的不满。我表示理解，并说与我在学校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道德下滑的太快。她谈起了她上学时的老师。我们越说话题越多，我说我原来在某学校当老师，她说她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她在那上学时，我刚好在那教书，但没教过她。我们谈到了她的班主任老师。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有人来找她办事，我就想告辞了。我阐明了我的观点，所谓的“三书”不能签。我说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她把我送出了办公室，边走边说：没想到还是我老师呢！
从居委会出来，我的心情变的异常的轻松，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回到车上，已经是十一点左右了。看看手机，没有单位的电话。有一个短信，我回过去，得知我的一位朋友的丈夫刚刚去世了，五十岁出头，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领导，在常人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她丈夫的突然离世，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在电话里放声痛哭。我也被这突发的事件震懵了，同时感慨人生的无常，什么都是过眼烟云，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
有一天，我们单位一名已经二线的工委办主任（曾经管过迫害法轮功的事），给我丈夫打电话，想要我们在外地工作的我儿子的电话，想让我儿子做我的“工作”，并说了一些威胁的话。我丈夫没有给他，并阐明不希望他打扰我儿子。
之后，我丈夫的思想负担越来越重，开始对我说一些抱怨的话。我想：我不能老是这样被动承受，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我要向相关人员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再这样下去，否则不但影响我和家人的正常生活，同时他们也是在造业，是被邪党利用着在干坏事。师父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2]
以什么方式讲呢？因为当今的人都很浮躁，节奏也比较快，各种杂事也很多，往往没有大块的时间在一起交流，那就用写信的形式吧。
在办公室，我一人的时候，我静下心来，坐在计算机前，梳理思路，边想边打字出来。我写了四个部份：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给我带来的变化，在劳教所因拒绝转化遭受的迫害，信仰合法、迫害有罪。当写到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时，我还是忍不住流泪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
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完了劝善信的初稿，写完后反复修改了几遍，然后请同修帮我提意见，再修改。
成稿后，自己觉的还是很满意，突然出来一个念头：如果我用微信的话，发到单位的微信群，变成致单位领导的公开信，让所有同事、领导都看到，岂不是大快人心？后来想，这里边有欢喜心，期间还掺杂着争斗心与显示心，而且不是很理智，应该是不太合适的。
那么，信应该给哪些人呢？我想给所有的领导每人一封。但考虑到涉及的人太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不少领导是新来的，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事，可能会觉的很唐突，后来决定还是先向与这件事有关的单位领导讲。
我打印了四份，分别是给单位的副书记的、部门书记、工委办的那位同事，还有一封信是写给我们科室新来的负责人。想好了之后，我决定先给单位副书记送去。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办公室，我就提前先去查看。过了几天，我拿着信去找他。因为他也是新上任的，并不认识我，我就自我介绍，他与我握手，并请我坐下。他看了看信，一看很长，就说：这样吧，信先放在这里，我先看看，然后再谈吧。我说：好吧，希望我们多沟通。我就告辞了。
第二封信是送给党办室的同事。我去他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等他打完电话，我说：老弟，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看吧。他收下了。
第三封信，想送给我们部门的书记，可是找了他好几次都不在，同办公室的人说他家有事，这几天不能来上班。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到我们办公室，我说：我有一封信正想着给你呢。他说：给我的信，那我看看。说着就拿走了。
还有一封信是给我们部门负责人的。我说给你写了一封信。他说：当面说不好吗？还用写信？我说：很难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就写信了。他收下了。
几封信都送出去了，其中部门书记反应比较强烈。有一天，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他将信看了两三遍，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对我敢写第四部份内容（信仰合法 迫害有罪）表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并说了一些带有威胁的话。我没有被他带动，继续讲了一些真相。
这些都是新年之前的事了，过完年之后，没有人再找我。我知道这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被他们吓倒，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解体了邪恶的“清零”伎俩。
反思这段修炼过程，我发现我还有怨恨心，尤其是对单位的副书记、部门书记及工委办的那位同事，怨恨他们配合邪恶参与了对我及家人的骚扰，同时，还有瞧不起他们的心。我知道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将这场迫害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在利用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真相，下场是可悲又可怜的。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还得用修炼人的纯善心态，善意对待他们，希望他们都能有好的未来。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