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法一粒子

更新: 2021年10月06日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我家住在辽宁一个小镇,今年六十四岁。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大法,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中,尽管磕磕绊绊、摔摔打打,可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大法。每当想起我是大法弟子,我就感到无比的自豪与荣耀,想起大法我更感到无限的殊胜与美好。

记得刚刚走入大法时,从录像中第一次看到师父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听完九堂课后,我更有一种大法太好了,我学晚了的感想。那时《转法轮》还很缺,在九堂课中,我请到了师父的著作《卷二》,还有《美国法会讲法》,我就如饥似渴的读,一遍又一遍的看。从那时起,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喜悦。

修炼前,我在个人利益上从不吃亏,在工作中想方设法的捞钱,为了钱我挖空心思,做了许多坑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每天都生活的很苦很累。学大法后,我不再自私自利、不再做坑害别人、伤害别人的事,也不再利用工作之便,一心只想捞钱了。在单位、在邻里之间,我与人为善,遇事替别人着想,大家都说我是个好人。

回想起二十几年的修炼历程,我虽然因坚持修炼大法被关过监狱、拘留所,但我无怨无悔,假如生命能够让我从新选择,我还会选择修炼法轮大法,当个大法徒。

一、初建资料点

九九年“七·二零”,大法遭到无理的打压,大法弟子遭到无端的迫害。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没有惧怕与倒下。毅然走上了去北京上访之路,不但上告无门,还被非法关入拘留所。

面对被谎言毒害的众生,面对被谎言欺骗的百姓,大法弟子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那时,我地资料来源很缺,流离失所的同修,冒着危险偶尔从外地拿来一些,但远远不够需求。我就买来彩纸和粗碳素笔,写上“法轮大法好!”送给同修,贴在公共场所、楼群街道。后来,在外地同修的指引下,我又买来喷漆送给同修。“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的醒目标语,时而出现在小镇的大街小巷,震慑着邪恶。

二零零一年,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从外地运来一台复印机,我地就用这台机器,组建了一个小资料点。有了资料点,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同修们都能及时的看到。各种真相资料,大大满足了同修讲清真相的需求,同时也带动着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進。

后来这个资料点暴露,三名同修被绑架,后都被判重刑,警察抄走所有耗材与资金。当时由于这台复印机太笨重,就没搬到资料点,这台机器才幸免于难,没被警察抄走。那时同修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向世人讲清真相,把局面正过来,根本没有怕被迫害的概念。这批同修出事了,又有一批同修站出来,接着做。我们就用这台复印机,又建了一个资料点。

说是资料点,由于原来那个资料点,耗材和资金被警察洗劫一空,除了这台机器,我们什么也没有。能接触资料点的同修,有两个是流离失所的,有一个本人没工作,丈夫又被非法劳教,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我和丈夫也都是每月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九几年随着“改革开放、让一部份先富起来”的政策,我丈夫又被迫下岗失业。所以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同修们都很着急。眼看同修讲真相没有资料,看不到《明慧周刊》。我知道一个同修家里有台电脑,就想从同修那借,那个同修毫不犹豫的把电脑给了资料点,我又卖掉自己的金首饰,当时卖了不到三千元。我们用这钱购买了一些耗材,资料点终于能运行了。

我们本地同修听说后,都主动的往资料点凑钱。大家拿的都是些零散钱,百元一张的都很少,都是同修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还有农村同修卖鸡蛋、卖农产品的钱。大家都很信任,经过转交,才送到资料点同修手中。有一位老年同修,每月只领九十元生活费。这位老年同修听说后,把刚领的九十元钱,又添了十元,把钱给了我。我拿着钱,没有推辞、没有赞赏,只是默不作声的望着老同修。

那些生活在中共谎言下的人们,可曾想过在你身边,竟有这样一群人,不畏强权、冒着危险,用自己的全部,告诉你不要再上当受骗,为的是你能平安。为了这些他们却有随时被抓、和失去生命的危险中。

同修拿来的钱,我都是单存单放,从来不和个人钱混在一起。为了好管理和用钱方便,我就把钱存在有同修工作的银行,用多少取多少。我们没有常人的会计和出纳,也没人查账和点账。就凭着大法弟子的一颗心在做,一分钱都不差。尽管我们当地同修都不富裕,大家都在全身心的,维护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行。

我每月工资五百多元,由于我丈夫下岗失业,家庭开销全靠我工资,还要供女儿上学。尽管这样我每月还是拿出一百元做资料,就很少给孩子买水果。为了让孩子节省花钱,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我女儿。当时正在上初中的女儿,由于学习很累,就馋水果吃。一次女儿对我说:“妈,你每月拿五十元不行吗?”我说:“不行啊,做资料需要钱,不管怎样,我每月都有工资。那些没工资的人,还想法攒钱往出拿呢,我既然决定了,就得坚持。”

我家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平时很少花钱,大人和孩子穿的外衣、外裤、内衣、内裤、袜子、裤头,每样只有两件,能够换洗就行。鞋也是这双不能穿了,再买那双。我平时把同修拿的钱,放在我家最隐蔽的地方。直到二零零七年,我被绑架,后被冤判八年。我丈夫和女儿都不知道我家放钱的事。

在派出所,我丈夫和侄女来看我。我清楚我丈夫的为人,这钱要落在他手,一分也别想吐出来。我趁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把这事交给了我侄女,我告诉她钱放在哪,让她在适当的时候从我家取出来,然后把钱和存折,交给谁谁谁,这个同修我侄女认识。我侄女找到我说的那个同修,一起顺利的从我家把钱拿了出来。后来我丈夫知道了,几次找我侄女要这些钱,为了要这些钱,我丈夫竟和我侄女翻了脸。不管怎样我侄女就是坚持说:“这钱是我姑让我保管的,我谁也不给。”后来我侄女把这些钱,通过同修转给了协调人。大法资金一分也没损失。

二、时间紧救人急

二零一五年,我结束了八年的冤狱,回到家中。我把师父的所有经文,以最快的时间,看了两遍。马上就溶入到正法的洪流中,和同修们一起去农村,去大街小巷面对面讲真相。这里有惊有险、有苦有乐,更有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

我丈夫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得重病离世。女儿也已结婚,住在省城,我一个人在我们本地居住。我每天三点多起床晨炼,吃完早饭,就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下午三、四点钟回来。到家后赶紧吃完饭,就去学法小组学法。学完法回来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这时我就开始浏览明慧网,之后再把同修们的三退名单,整理出来及时发出去。有时,有的同修写的一些交流文章,我也要及时整理出来,发到明慧网,每天都是发完半夜十二点正念再睡觉。

为了节省时间,我从来不做费事的饭菜。每天做饭都是一顿带出好几顿的,这样到家就可以吃饭。菜也很简单,都是豆腐酱、鸡蛋酱、茄子酱、土豆酱、粉条泡的软软的也炸酱。还经常利用吃饭时间把下一顿饭,用电饭锅闷好,回来就吃现成的,不耽误时间。尽管这样,从不感到苦,心里总是乐呵呵的,每天都感到很充实。有的同修问我:“你一个人寂寞不?”我就笑了,我哪有时间体会这些啊。

二零一六年年底,我女儿和她丈夫离了婚。就经常让我去帮她照顾孩子,我开始挺不高兴去,心想这多耽误我救人哪?心里就很烦不愿去。女儿为这也很不高兴,还说三道四,我们都很不愉快。后来我想修炼人,遇到啥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许这就是我的修炼道路,我一定要走好。

我就开始奔忙在两地之间。在我女儿家,我和省城的同修也有了联系,我们就一起做三件事。当时,用手机讲真相,电话卡很不好买。我就和我们当地一个卖手机的同修联系好,从她那买电话卡,然后给省城同修带过去,解决了省城一部份同修,用电话讲真相救人的问题。我们有事都是在信箱联系,每天我都要上信箱看看,以便有事好联系。

有几次,我要去省城,就上信箱看看那边有啥事没。一看没事,就下了信箱。可刚一下信箱,那边就发过信来,说要买电话卡。可我不知道,就去了省城。可到了省城,她们问我电话卡带来没。我才知道,我们错过了上信箱时间。为了不耽误同修救人,我转身就往回返。这一个来回车费就得百十来元,省城同修很过意不去。我说:“我遇到的事,也许就是我史前的誓约,我必须兑现。”

省城同修多数都是家庭资料点,她们没有和当地做护身符的同修联系上,我就从我们当地给她们带。后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发表,省城同修满足不了她们的需求,我也从我地给她们带。开始没啥经验,过安检时,就直接过,什么也不想。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安全通过。后来,我帮省城同修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解决了带书的问题。到此,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来省城,为什么要穿梭在两地之间,这就是我要走的修炼路,这条路不但要走,还必须走好。

三、大疫期间多救人

二零一七年,我地资料点人员调整,协调人找到我,让我進入资料点,我二话没说,马上答应了。我们资料点共三人,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去,很少见面。平时都是一个人,面对八台机器。虽然一个人,但从不感到寂寞,干活时我就背法,给机器听大法音乐,每天见面都向它们问好,干完活说声谢谢。别看八台机器,一点杂音也没有,都一个声的顺畅自如。

二零二零年年初,疫情突发。整个小镇所有小区被封,外人不得進入,满城被封的死气沉沉,在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很困难。后来同修们意识到街上没人,我们就往楼群发资料救人,这样资料用量就很大。资料点所在小区也被封,大门有人把守,進出有人过问。怎么办?我就观察看守人员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我就避开他们,在他们七点上岗之前去,晚上九点撤离之后再回家。

我把时间安排好,每天早起炼功,发完正念带点饭就去资料点,机器休息时学法,晚饭就煮点挂面,有时拌酱油、拌咸菜,啥也没有时就拌点盐。虽然这样一点也不觉的苦和累,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把整个小镇铺了一遍。

我所居住小区管理严格,外人進不去。一天,我到协调人家有事,协调人说:“你们小区外人進不去,你把你们小区的资料发一发,能发多少发多少。”我一听就急了,因为去年有两个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住在我家。被当地警察跟踪,最后被定位,他们协同我们小区物业,一起在我家,把那两位同修绑架回当地。我说:“我们小区哪都是摄像头,再说去年那事,他们已经注意到我,我在我们小区做不方便。我可以给来做的人一个开门卡,我到别的小区去做。”过后,我就买了一个進门卡给她送去,还把進单元门的密码告诉给她。当时我觉的,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

后来我想:这事为啥让我遇到,按正理协调人应该想到,我在我们小区做不方便,她为什么还和我说?我不敢在我们小区做,这不是怕心吗。哪都是摄像头,你大法弟子的正念哪去了?我居住在这个小区,也许我小区的众生,和我是有缘人,都是我应该救度的。不行,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主角,我得把这个怕心去掉。

于是,我就从我住的单元做起,很顺利不一会就做完了。从那天起,我每天要走时,就带上资料,只做一个单元,做完就直接走出大门,回来再直接做另一个单元。我们小区高层是十八层,我每次都是从楼梯走上去,一边上一边做。做到顶楼,再从楼梯走下来。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做。后来附近同修和我一起配合,她做底层,我做高层。不长时间,我们就把整个小区近四十栋楼做了一遍。最后剩下三栋,别的同修也给补上了。事后很是欣慰。

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不惊天动地,也不轰轰烈烈。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那艰难的岁月中,在大法蒙难时,我尽了一个大法弟子的微薄之力,在大法需要我时,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因为我是大法一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