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在的时候,都帮着哥哥姐姐们带孩子,他们没事都爱带着孩子到父母家里来吃饭,平时这样,年节更是如此,所以家里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我天生喜欢肃静,不爱热闹,所以就特别烦,有时为此跟丈夫吵架。
后来公公年岁大了,得了小脑萎缩,经常尿床,还时常便在被窝里。他的衣服被褥都是我给洗,哥哥姐姐们从来不问,这样过了四、五年的时间。公公突然有一天早上就不明白了,跟他说话没有任何反应。送去医院,昏迷了几天,再醒来之后就卧床不能动了,大小便都失禁。那时,我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来给公公洗尿垫,然后做饭。白天去店里干活,哥哥姐姐们来照顾,晚上他们回家,就由我和丈夫来照顾。侍候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想管了,就跟我找茬吵架,生气不来了。
那时我强烈的妒嫉心、怨恨心、委屈心全出来了:这是你们的亲爹,他生你、养你们这么多年,帮你们成家,给你们带孩子,你们比我更应该侍候他,这些年你们都不闻不问的,我付出了那么多,你们只侍候这一两个月,就来怨我。那时,我真的生气、伤心。后来姐姐们也觉的自己不对,请我去她们家吃饭,我都不去,不理她们。那时我真的是不会向内找、修自己,不能够用法理来衡量,跳出人的理、人的认识。
其实,公公婆婆怎么这样对待他们这些儿女,这些儿女又如何对待他们,那是他们之间的业力轮报,没有谁对谁错的,我也无需管。而公公最后落在我家,让我侍候,那是我前世欠他的,我应该还的。而且修炼的人出于慈悲,也应该这样善待老人。慢慢的我认识到了这些,明白过来了我不再怨恨他们,善待他们,善意的理解他们,人家里也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顾不过来。我和丈夫多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
其实,哥哥姐姐们也都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都认同我修炼大法,我不但身体健康,也肯为家里付出,认可我为他们父亲所做的。去年我儿子结婚时,哥哥姐姐们都没少帮助我们,我娶了个懂事又孝顺的儿媳妇,外甥女都说是我修大法带来的福份!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师父讲的“业力的转化”和“提高心性”等法理指导自己,把心扭转过来,不把生活中的苦当成魔难、当作坏事,而是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当作好事,会生活的很轻松,修炼的很轻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邪恶开始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我们所在的小县城,这些年没少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被多次关押迫害,有的大法弟子一次被关押迫害五年。大法弟子没有被吓住,我们凭着在大法中修出的坚定正念,坚定的做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坚信大法是正的,我们做的是对的!
当时,我家在居民区开了一个粮油店,一天晚上我从店里卖货回来,丈夫告诉我今天委主任找他,问我炼法轮功的事情。当时丈夫压力很大(他未修炼大法),但我当时就觉的这对我来说也就是种考验吧,没动心,那个委主任再没来找过。那时我觉的是修炼上最精進的一段时间,白天店里不忙我就学法,来了顾客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佛法,“天安门自焚”是造假。顾客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听了真相很有正念,他说共产党要是这样干,那它就完了;也有的人到派出所去告我,派出所所长带着一个警察来店里调查我,又找附近的居民调查我,正好被丈夫路过听到,他回家告诉我,然后对我大发雷霆。我那时真的也没害怕,就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讲清真相,维护大法,就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照常开业卖货,有师父的慈悲保护,邪恶它动不了我。
二零一三年,我和丈夫不再开店了,我们去了离家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小镇,大伯哥在那里开了一个加油站,我们去当加油员。
来加油的有过路的外地人,也有在附近种地的农民,我也跟他们讲真相。有一天,一个来加油的当地人讲了一些诽谤大法的话,我就告诉他说: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佛法,已经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好!结果他跟加油站旁边的人说我宣传法轮功,又到派出所告我。派出所来了一个警察问我们站里的电话号,然后派出所里打来电话找我们站长。我当时感觉到有压力,怕有啥事牵连到大伯哥的生意。我去与当地的协调人同修商量,她说没什么别的办法,你就发正念吧。白天忙,不允许它迫害我。有一天发完正念之后,我知道行了,邪恶被解体掉了,派出所再没来找我。是师父看我能够这样正念对待,替弟子化解了这一危难。
二零一五年,诉江大潮开始,这里的协调同修把当地同修都召集到一起切磋,大家都认为应该诉江,我也这样认识。我虽然没被关押迫害过,可是邪恶这样全世界范围的污蔑大法,毒害众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受益多年,有责任维护大法,控告罪魁祸首江泽民。寄出了控告信和身份证复印件,也留了电话号码,我心里很坦然。几天后,我收到了最高法院的妥投信息。后来很多同修受到骚扰,但是我没有。师父与大法无所不能!只要我们站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经过二十几年的修炼,我觉的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到了自己生命从微观到表面人这儿,是如何的变异了,从而用法来归正自己、同化大法。希望在最后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和同修们一起精進起来,修好自己,多救人。